中方评审组来一次不容易，我们向格鲁门公司提出希望看一看他们的复合材料加工和电传操纵系统。他们答复说，复合材料加工政府规定不能看，电传操纵可以看，后来就带我们去他们的实验室走马观花。那实际是个静态的试验台，远不是铁鸟试验台，是应付我们一下还是本就如此，就弄不清楚了。
4月19日我方评审组离开纽约返北京，沈泳沅、吴绍端同机回国。
为了催促美方尽快向我们提供一些基本数据，我和陈金琰正式以书面材料形式向格鲁门提出了28条意见，要他们回答。
宋开基等6人于4月11日晚上到达纽约，第一次评审还未开始，4月11日那天是周末，格鲁门公司的保先生事先建议我们用我们雇的面包车去游一次华盛顿，因为那天正是难得的华盛顿樱花节。但为了省钱，要当天来回。我说，那么远，行吗？保说行，他已和司机谈好，保自己陪着去，路远，他可以和司机交换开车。我说那太辛苦你们了。嘴上那么说，其实我很想让我们的同志有机会去看一次。
11日早上，我们吃完早饭，还带了一些饮料和食物，7点钟即出发了。车子经过曼哈顿，跨过哈德逊河上的华盛顿大桥，进入新泽西州，由295号高速公路转上95号高速公路，向南经过特拉华州、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整整高速行驶了5小时，才进入华盛顿特区。保先生又去找了一位朱老先生同游。到了市中心，果然一路上樱花盛开，一片片、一丛丛，粉红色的、白色的，漂亮极了，从日光和养分中吸收的能量化成鲜花竟如此的生机盎然。街上临时搭的看台人已散了，因为刚庆祝游行过，垃圾杂物则满街都是。上午的节日盛况，我们只能想象了，但各处开得极茂盛的樱花依旧如妙龄少女，焕发着青春气息。据说这樱花树是若干年前日本人送的，现在看来，最大的树龄都二三十年了。
我们一路赏完樱花，顺步参观了国会圆顶大厅、宇航博物馆、华盛顿纪念碑，再驱车去看林肯纪念堂、肯尼迪大剧院那些不要钱的去处。宇航博物馆里陈列了各种从最早期到最新的飞机和多种航天器；最有意思的是一段直立的真实宇宙飞船舱段，人们可以排队进入参观。还有登月舱和月球车实物、航天飞机剖视图，等等，真是一座生动的航空航天知识大课堂。下午匆匆参观完，找个中餐馆吃了晚饭，又送朱先生回家，才启程返纽约。踏上回程的路已是11日的午夜，12日凌晨三点多我们才回到住地。我们在车上一路欣赏高速公路的夜景，也是难得，就这么晚，路上来往的车还是这么多，这一路去的都是尾部的红灯流，那一路来的都是车头的白灯流。午夜时分，在这高速转动的轮子上，来去匆匆，都是我们这一类游兴未尽的人？
格鲁门公司撤换他的总设计师
宋开基、范德富他们上班以后，结构强度方面的工作就展开了。我们始终关心的重量增得太多和重心后移太多的问题逐渐得到格鲁门的重视，我们内部研究后，也向他们提出了减重的意见。由于我们来了新到的人，我们提出要再看一次X-29，4月22日格鲁门又组织我们去看。因为飞机上的F404发动机已拆除，我们又提出看发动机，他们答应予以研究。23日佩莱哈克自己跑来和我们讨论几个问题，一开始，他怒气冲冲地向我和陈金琰责问说，重心问题现在很大，你们中方为什么不提醒？我马上说，这问题我们几次向弗尔斯先生提出来了，他可能没当一回事儿。佩莱哈克听了以后，心情就稍平静些，就谈了两个方案征求我们的意见，一是把发动机整个前移5英寸[6]，二是把机头和飞行员座舱向前移8英寸，当然这都会引起飞机总体大动干戈。我们分析了两个方案的利弊，第一方案会减少机内油量，第二方案会增加飞机的重量，都需要进一步做工作，一时也不好决定。佩莱哈克又谈了飞机减重和增加外挂能力的问题，炮肯定用我们的双管23炮了，因为用美国的M61要增重511磅，飞机背不起。为了增加外挂能力，必须提高飞机最大起飞质量，这不仅涉及起飞滑跑性能，也涉及主起落架及刹车的载荷能力。
28日，佩莱哈克又跑到我们办公室对我和陈金琰宣布可行性研究中的一大戏剧性事件。他首先向我们道歉，上次在飞机重心问题上错怪了中方，他说，中国工程师是很有经验的，应该更好地发挥你们的作用，现在格鲁门公司开了一个高层次的会，决定三点：①除航电武器以外，对中方解密，把号码锁的门打开，让中国工程师进去，和格鲁门的人一起干，这周就调整好；②弗尔斯先生将退休，另请卡兰觉拉先生来主持可行性研究；③将请我们去看看已经做好的座舱模型。
这当然是一个惊人之举。事后我们才知道，佩莱哈克发现方案中的严重问题之后，追查到了弗尔斯身上，发现他根本瞧不起中国方面的意见，于是直接找到公司的董事长，做出上面的决定。这三条决定，首先是经过一个多月的实践，格鲁门公司肯定了中国工程师的经验和能力，逼迫他们不得不把门打开，以便更好地与中国人合作，因为没有中方的合作，格鲁门是搞不出“佩刀”Ⅱ来的；第二是不惜中途换马，把相当于总设计师的技术经理撤换了，而且做法上，我们看起来，有些残酷，让还不到退休年龄的弗尔斯提前退休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无情的惩罚；第三是让我们看他的机头1∶1座舱模型，这是作为一种开放部分原来不让我们接触的航电的友好表示。这当然很好，应该说是我们的一大胜利。
打铁趁热，我趁机对佩莱哈克说，在我们谈到中方要再派一些工程师来美时，罗默及弗尔斯先生说，5月份工程师的工作将结束，要转入商务方面的工作了，我感到很惊讶。我认为从技术方案工作上看，5月份将是技术工作的高潮，而不应是结束。佩莱哈克说，我同意你的意见。
后来弗尔斯先生果然离开公司退休了，来45号厂房向大家告别时，我和陈金琰专门去送他一个小礼品表示惜别。虽然他过去对我们不尊重，甚为傲慢，但这次公司要他提前退休，他相当灰溜溜的，我们又有些不忍心了。说到美国人的人事制度，如项目经理罗默的女秘书，5个月中先后换了三位，我们接触后，都工作很不错，从接电话、发电传、打印文件到处理日常杂务，什么都干，但头头感到不行就换人，也不知一换是否即辞退了。
周末，保先生陪我们去纽约市，除坐船去斯坦顿岛半途上看一下自由女神像外，主要去参观航空母舰。这艘停泊在哈得逊河上的“无敌”号航空母舰，是在美国海军服役31年后退役的，现在作为一个海军宇航博物馆供游人参观。因为格鲁门公司主要生产舰载机，与展出单位有关系，带一个公司介绍信去，就免费登舰了。舰上陈列着70多架飞机，还有不少导弹武器以及人造卫星、宇宙飞船等。航空母舰的驾驶室、飞行甲板和下边的机库都开放任人参观，我们都是第一次看航空母舰，因而极有兴趣，尤其对各种舰载机的尾钩感兴趣，因为“佩刀”Ⅱ要装，大家都十分注意。
29日，英国罗·罗公司为向“佩刀”Ⅱ方案推荐RB．199发动机，专门派人来纽约向我们做工作，请我和陈金琰到曼哈顿见面，听他们介绍发动机的情况，我们也注意做友好工作。
为解决F404的问题，格鲁门出面与GE公司联系，由GE公司邀请我们去他们那里看发动机和座谈技术问题，我们共12人去，还是由张维先生安排日程，利用一个星期天，5月3日早上出发去波士顿，具体行车路线由张电传告知我。到了福尔立浮的中国皇家饭店，张维偕夫人及女儿在那里等我们，一起吃了中午饭。然后驱车赴波士顿，由张维带着逛商店，参观“空中行走”和麻省理工学院，住下旅馆。
第二天是4日，是星期一，早晨去林恩的GE公司活动一天。先听介绍情况，后看F404发动机，参观总装线、试车台，然后坐下来回答我们准备好的提问，除不能给性能曲线外，我们提出的问题，都得到了回答，大家都比较满意，原定下午3点半离开公司，后延到5点才离开。
张维陪我们到波士顿，并约了朱明瑛来与我们共进晚餐。朱明瑛在波士顿的音乐学院留学，艰苦而孤单，见到国内来的人，如见亲人。我有一盒她的录音带，其中有一首咏叹调，她的语音似乎为地道的江南口音，见了面一问才知她不是南方人，她说这首歌是偶然见到一张破唱片，感到好，学的。音乐家就有这本领。
我们返回纽约的住处，已是午夜12点。
5月5日去格鲁门上班，我们已经可以胜利地踏进45号厂房那道有号码锁的门了。厂房门前有两株桃花已经盛开，往日我们尽可能学他们的办法，即使中午休息也不往外跑或在草坪上溜达，那天忽然发现桃花已经红艳艳地盛开了，心情也特别好，才难得地在门前树旁摄像留影。厂房四周是一大片整齐得如地毯的草坪，这里常有野鸭子带着一群群蹒跚而行的小野鸭在草地上觅食，十分可爱。美国人保护野生动物已深入人心养成习惯，这些野鸭子一点不怕人。在公园里，小松鼠拖着大尾巴到处跑，你手上有吃的花生之类，它准会往你手上跑来。美国的生活，出门即坐车，上班都西装领带正襟危坐，所以体力活动少，身子懒得发酸，我们只好在晚饭前后或周末有空时，三三两两出去散散步，活动一下。而如我们这样走路的人也不多，我杞人忧天地想，在这里长此下去，腿脚要退化。在法拉盛小区东部有一块大草地叫皇冠公园，5月正是那里各色郁金香一大片一大片盛开的时候，那里也是我们周末常去的地方。那里的体育场旁有一个不锈钢制的空心大地球，是1964年4月为纽约世界博览会建造的，球高140英尺，直径为120英尺，总重70万磅，堪称一最，所以成飞来美的人，都在这地球前留过影。还有一个我们常去的地方，也算是一个公园区吧，那里的草木林中有一个大水池，四周有些椅子可坐，走到那里可休息一下，常可见到一些人在骑自行车运动，沿着池子转，想来也似我们身子骨懒得发酸吧。公园边上有好几个网球场，同公园一样，都没有人管，但很少看到有人在里边打球。
我们吃饭是集体开伙自愿组合轮流做的，每周顺便坐车去超级市场采购一次主副食物，平时就不用上街了。我们的司机台尔是一个忠厚的退休老头儿，美籍意大利人，格鲁门的管理部门介绍的，对我们很友好。他知道我们钱不多，就建议我们每周四下班后，顺便开车到一个便宜的超级市场“西部牛肉”去采购，他说这一天东西最便宜，到了周五，即是周末前夕，买东西的人就多了，东西就贵一些。我们采购出来在付款处付钱时，他往往站在旁边看，后来他告诉我们说，在美国大家都用信用卡，很少用现金支付，更少像我们用百元大钞买东西，所以要注意安全，说不定会有人当众抢钱，他要帮我们注意一下四周。我们可行性研究结束前，他已把自己用几十年积蓄在长岛买下的住房卖掉，得到十几万美元，花一万多美元，买了一辆可住人的大客车，老两口准备迁入住在加州的女儿附近去过余生了。他对我们说，如果我们下次来美国，他还愿意为我们开车。我们撤离美国临别时，他依依惜别地特意购了纪念硬币，送给我们每个人作纪念。这是后话了。
“佩刀”Ⅱ飞机方案分工，我们负责中后机身及机翼、尾翼以及各个机械系统，所以结构强度疲劳寿命是我们的重点。这里涉及两国不同的规范如何协调的问题，也包括载荷谁来定、试验工作如何规划，特别是疲劳载荷谱怎么确定等问题。此外，巴方抛出了作战飞行剖面后，又抛出了不同的外挂状态，飞机的重量越来越大，更改工作量也越来越大，一些关键问题，必须要宋开基等人5月中旬返国前与美方一起弄明白。5月初张功勋、史乾宝、王再刚以及稍后徐鹤皋、戴干常来美国后，起落架改型以及轮毂选用等都排上了工作日程。格鲁门为了总的研制方案配套，飞机的研制进度表也初步排出来了并与我们共同讨论。
6月2日开始第二次评审，国内派出马承麟、顾诵芬、杨宝树、牛新棠来参加评审。在此以前，我们已把在美国工作的情况书面带回国内汇报了，所以他们来前已做了参加评审的预案，包括第三阶段的进度、分工、费用估算的原则。巴方及美国空军来的仍是第一次来评审的人。
格鲁门公司的工作，计划性很强，而且计划很具体，定了的，一定完成。他们的组织能力，使我们很佩服。第二次评审的材料准备得比较充分，有250页之多，大会报告进行了一天半，由卡兰觉拉任主角，一位女士做了航电部分的报告，我们全参加了。这算是格鲁门政策上起变化后的继续。在我与陈金琰陪评审组单独和佩莱哈克谈原型机研制进度和方案中的重大技术问题时，佩莱哈克说：原来我们思想上有疑虑，但3个月一起工作以来，你们成飞的工程师，给我很深的印象，他们都是头等的工程师，具有高水平的知识，他们没有在这里消磨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