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东北老航校
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决定在东北建立一所航空学校，从1945 年9 月起，先后派数批干部进军东北。第一批由刘风率领新起义的蔡云翔等4人，大约在9月初从张家口出发，兼程从陆路进军东北。9月下旬，中共中央领导人任弼时接见作战部航空研究小组副组长常乾坤，正式交待去东北建立一所航校的任务，以便为将来建设人民空军打下基础。当日中午，刘少奇也对此作了指示：东北是日本扩大侵华的基地，估计该地航空器材很多，这是着手兴办航空事业的一个有利条件。一再叮嘱常乾坤，要有信心和决心，要克服困难，办好第一所航空学校。10月初，航空研究小组集中的第二批航空干部连同家属有近20人的队伍启程去东北。魏坚任小队长，林征任副小队长。过了几天，常乾坤率第三批航空干部启程，人数较多（20～30人）。1946年2月5日左右到达东北通化，有一部分人由王弼率领去了北满。
1．沈阳航空队
1945年9月，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最先进入沈阳的第16军分区曾克林、唐凯部队在凤凰城、桥头等地接收了日本关东军一支300余人的飞行队（相当一个飞行团）的缴械投降。部队长为林弥一郎（后改称林保毅）少佐。这是一支训练新飞行员的部队，编号为第4 练成飞行队，成立于1944 年3月8日。所谓练成飞行队，就是改装战斗机种，训练战斗课目，然后准备补充部队的，训练时间为4个月。这支部队人员计有：飞行员近20人；机械师20余人；机械员70余人；通信、气象等其他地面保障人员近200人。拥有部分“隼”式战斗机（驻本溪附近奉集堡机场），另一部分是教练机（驻沈阳机场）。
1945年11月初，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简称东总）派刘风、黄乃一接收这支日本部队，在其基础上组织起沈阳航空队。11月9日，东总任命黄乃一为政委，队长一职待常乾坤、王弼到达后再议，临时由刘风、蔡云翔负责。根据东总和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航空队当时的任务是：发动群众收集航空器材，组织日本技术人员修理飞机，中国飞行员尽快恢复飞行技术，为航空运输和建立航校准备条件。
1945年11月中旬，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参谋长伍修权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决定，宣布成立航委会，成员有：伍修权、黄乃一、刘风、蔡云翔、林保毅。伍修权兼主任，黄乃一为秘书长，正在延安赴东北途中的常乾坤、王弼亦名列委员会成员。
在此期间，东总决定由刘风出面与苏军司令部交涉办理接收日本航空器材的工作。经过艰难的交涉，得到3架日制单发小飞机、1架双座野外救护机和2架小运输机（可乘6～7人）。蔡云翔等曾驾驶2架飞机飞过一次张家口，接运赴东北的干部，一架因发动机磨损留在张家口，另一架飞机回程在凌源着陆受损。日本投降前夕，关东军正式空军仅有一个战队、一个攻击队又两个中队，作战飞机约100架；各训练机构共有飞机约700架。在沈阳有满洲航空株式会社（满航）和满洲飞机制造株式会社（满飞）和一些小厂；在公主岭、哈尔滨平房有飞机修理厂；在牡丹江有一个航空材料厂。这批器材和装备，本来可以作为办航校之用。但苏军进驻东北后，均按盟军的办法，将缴获的武器、弹药和飞机就地破坏或销毁。譬如沈阳机场存放有大批教练机，均被苏军炸毁。各地余下的飞机和器材多是破烂不堪或未被苏军发现的。因此，在成立航校前，搜集飞机和器材就成为首要任务了。
由于国民政府发动内战，向各解放区进攻。1945年11月下旬，航空队退出沈阳转移到通化。航空队从辽阳、营口、鞍山、大石桥一带，搜集到10余架飞机和一些残破航空器材，设法运到本溪，然后用牛车、马车运到通化。到通化后，开始招收学员，从山东抗日军政大学分校选调100余人，通化炮校选调5人，新四军以及华东解放区又选调来数十人。1945年12月底，航空队总人数已近600人。
2．航空总队
1946年1月1日，正式成立航空总队。东北民主联军后方司令部司令员朱瑞兼总队长，通化地委书记、后方司令部政委吴溉之兼任总队政委，常乾坤（尚未到达通化）和白起任副总队长，林保毅任副总队长兼教导队队长，黄乃一、顾磊任副政委，白平任政治部主任，蔡云翔任民航队长，刘风任民航队政委，陈乃康任教导队政委。总队成立后，开始筹建航校。这时已收集到飞机30余架，但能飞的只有10余架。于是建立临时修理厂修理飞机。部分教员开始恢复飞行技术的训练；新招收的学员补习文化课并学习航空基本理论知识。
国民党为配合其正面进攻，派遣特务孙耕尧与日本关东军一个师团参谋长滕田策动了一起反革命暴乱。因发生于2月3日，后称为“二三”暴动。由于通化军政领导措施得力，很快平息了暴乱。航空总队没有遭到损失。
3．东北航空学校
约在1946年2月5日，常乾坤率10余名航空干部抵达通化。1946年3月1日，正式成立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东北军政大学校长何长工受东北局和东总的委托，宣布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正式成立，并宣布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关于航校主要领导的任命：校长朱瑞（兼）；政委吴溉之（兼），副校长常乾坤、白起，副政委黄乃一、顾磊，政治部主任白平，校参议兼飞行主任教官林保毅，教育长蔡云翔、副教育长蒋天然，训练处长何健生，校务处长李连富，学生大队长刘风、政委陈乃康。
由于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东北解放区， 1946 年4 月，航校迁往牡丹江市， 11月又迁往东安（密山）。航校迁至牡丹江后，5 月，东总任命常乾坤为校长，王弼为政委。在通化时期，主要是给学员上文化课和航空基本知识课。个别学过飞行的教员开始恢复飞行技术。在搬迁过程中，遭到国民党飞机的一次突袭，损失很大，打坏6～7架准备转场的好飞机，轻伤数人，重伤2人。
航校迁到牡丹江后，5月，先组成飞行教员训练班，挑选经过短期飞行即可恢复飞行技术的人员（包括在通化已恢复飞行的）参加该班，计有：刘风、王琏、吴凯、魏坚、张成中、许景煌、欧阳翼、谢挺扬、于飞、张华、顾青、秦传家共12人。由日本教官和蔡云翔、吉翔（飞行科长）带飞。1947 年初，王琏、许景煌、欧阳翼调出，新疆回来的14名飞行干部加入，教员训练班扩充为23人。
1946年7月正式开始实施学员的飞行训练。组成两个班：飞行一期甲班（年龄较大些， 23岁以上）和飞行一期乙班（年龄在22岁以下）。一期甲班有姚峻、吴元任、李熙川、龙定燎等12人；一期乙班有孟力、刘玉堤、张积慧、林虎、马杰三、李汉、李永宽、韩明阳等31人。一期机械班有王海、邹炎、侯书军、宋协隆、董献真、夏元谦、何培元等40人。飞行教员训练班进行训练的同时，甲乙班学员进行理论基础教育。1947年3月，航校决定组成第一期领航班，从机械队学员中经过文化考试、智力测验和身体检查，挑选合格者25人，计有：王卫、夏炎、韩定平、施谛等（王卫中间调出）。后来又从机械班学员中挑选了一批人学飞行，称一期丙班（也称二期），计有：王海、邹炎、侯书军等16人。此外，还组成飞行第三期，计有段祥录、王天保、褚福田、王子祥、刘景华、耀先、林基贵、刘鹤桥等46人。
航空训练器材当时是重中之重，航校筹建伊始，便派人四处收集航空器材。迁到牡丹江后，收集工作仍在进行中。前后共收集到飞机一百七八十架，其中三四十架稍加修理即可使用；航空发动机300余台，其中有100余台是新的；新仪表110箱；油料近2000桶（大多为滑油和柴油）。
1946年6月初，教员训练班开飞后不久，飞行科长吉翔带飞许景煌的一次飞行中，因英格曼初级教练机的发动机在低空发生故障，吉翔为保存飞机（当时航材困难，初级教练机只剩下1～2架），在转弯过程中飞机失速坠地，发生了严重事故，吉翔牺牲，许景煌受重伤。大约在一个星期以后，航校派蔡云翔驾驶双发运输机从牡丹江起飞经敦化飞往通化公干，因中途搭机人行李超载，飞机爬升困难，迫降在林间空地上，不幸撞到一棵树桩，飞机爆炸起火，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另一说为发动机发生故障）。蔡云翔、吉翔两人牺牲后，航校提请东总总部批准，追认他们为中共党员，并定为烈士。全校召开了追悼大会，遗骨葬于牡丹江市北山南麓。修建了纪念墓碑，以纪念他们在人民航空事业初创时期做出的贡献。这两起飞行事故，加上搬迁过程中已发生过的两起飞行事故，使学校注意加强安全教育和制度建设：严格机务维修检查；严格按科学规律和制度办事。后来，较好地保证了飞行安全。
1946年9月底，马文任航校政委，王弼改任第二政委，黄乃一改任政治部主任，顾磊改任校务处长，白平调出。训练处长为李东流，供给处长赵凯。
东北航校办学过程中，遇到三大困难。
第一是文化不齐的困难。学员文化低，有的连算术的四则运算都不大会，硬让他们先学代数、几何、物理，行不通。最后采取了实物教学法。讲一个机件名称，就拿实物给学员看；讲一个原理，就实际操作表演一番。组织互助，文化水平高的帮助文化水平低的。经过顽强学习，终于通过了文化水平低的难关。
第二是初级教练机少。学校只有十几架初级教练机，中级教练机一架也没有，仅有“九九”高级教练机。按世界通行的三级训练体制（初级、中级、高级），无从实现。更有甚者，仅有的几架初级教练机都是木结构飞机，经过长期日晒雨淋，早已变形，勉强可用的只有1～2架。用这种飞机训练，牺牲了教员吉翔（飞行科长），学员许景煌受重伤。这样一来，只好越过初、中两级，从“九九”式高级教练机飞起。校长常乾坤对此进行了论证。他从飞机发展的历史，说明当时的初级教练机的速度比过去作战用的驱逐机的速度还高。据此，他认为只要增加地面训练和教员带飞时间，是可以直接用“九九高练”训练新学员的，安全也是可以保证的。他的意见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在实施过程中，他反复强调：教员要加强责任心，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学员要虚心学习，细心体会，勤学苦练。没有把握不放单飞。经过试验， 1946年7月，一期甲班吴元任直接上“九九高练”获得成功，鼓舞了其他学员，增强了信心。这一举措突破了办学的最大拦路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