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中国电视讲坛类节目的勃兴，极大地激发了知识分子利用传媒传播传统文化的热情。1999年7月11日，湖南卫视的《新青年》栏目在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岳麓书院推出余秋雨的《走向21世纪的中国文化》电视演讲，开创了讲坛类节目的先河，虽然余在这次活动中的表现饱受争议，但的确为传统文化的传播和现代解释提供了一条可以借鉴的新路。此后，这样的讲演方式在湖南卫视逐渐固定化，杜维明、余光中、黄永玉等学者、文化名流纷纷利用这种方式传播思想。2002年，该节目演变为《千年讲坛》。2001年，凤凰卫视推出《世纪大讲堂》，凤凰卫视中文台台长王纪言自豪地给这个"学术电视"定位："我们的学术要改变千百年来只能在书籍、报纸、杂志上登载的传统，率先通过通俗的电视，通俗地进入民众家庭，担负起中华文化传承的任务。" 而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火爆，则带动电视知识分子在对传统文化现代化阐释上走得更远、影响面更广。
在一个变革的社会、时代中，大众容易不安、焦虑，对生命的意义与秩序发生怀疑与混乱。因此，知识分子将提供他们的所"见"、他们的"解释"，来安顿人心，使大众产生生命的意义与精神的秩序。在西方后工业化社会越来越暴露出文化危机时，人们更多地转向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意义和和谐价值，"全球化已赋予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系统以战略资源的意义，对传统文化进行价值重估，并非原教旨主义式地向传统回归，而是在理性把握民族性和世界性、继承性和超越性辩证统一的基础上，对传统的一种当代诠释和创新发展"。
第一节 电视知识分子文化角色 (2)
而对于其的现代化阐释，已经成为了电视知识分子电视活动中的一个重要文化实践。例如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中阎崇年讲清史、毛佩琦讲明史、马瑞芳讲《聊斋》、王立群讲《史记》、刘心武讲《红楼梦》、易中天讲《三国志》、姚淦铭讲《老子》和百姓生活、于丹讲《论语》和《庄子》心得等等；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中，陈洪谈佛教与中国文人、柯俊论陶冶与中华文明的发展、戴逸的盛世沉沦--论康雍乾盛世、张晋潘讲中国法律历史的演进等等；大量邀请知识分子参与的陕西卫视人文谈话节目《开坛》，其宗旨就是"传统话语当下化，人文话语传媒化，精英话语平民化，正面表述对抗化"。这样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
其中，于丹对于《论语》的解读，可谓是传统文化现代阐释的典型案例。其在《百家讲坛》的演讲内容结集出版，她在书的序言中写道："紧扣21世纪人类面临的心灵困惑，结合其深厚的古典修养，运用女性特有的细腻情感，从中国人的宇宙观、心灵观、处世之道、交友之道、人格修养之道、理想和人生观等七个方面，从独特的个性视角出发来解读《论语》。全书以白话诠释经典，以经典诠释智慧，以智慧诠释人生，以人生诠释人性，以人性安顿人心。穿越两千多年的时间隧道，体悟经典的平凡智慧。"我们不考虑是否有自我肯定的嫌疑，也排除人们对其误读经典的质疑(毕竟这是"心得"，既然个人心得就无正确错误之分，这也是一种狡猾的回避，只不过在大众媒体上传播错误的个人理解的确有待商榷，特别是对于文化解读能力较弱的青少年，幸亏于丹的解读更多的是为了建设积极的人生态度)，在对传统文化的传播上，于丹现象也具有相当的正面意义，尤其在增加电视观众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这一层面。所以，有学者说："我们应该认可'于丹现象'的正面效应是主流的。
最重要的正面效应可能就是这一现象在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之间牵了一根线，搭了一座桥，既部分地满足了大众对传统文化的需求，又为传统文化如何在民族复兴中发挥作用做了一次有益的探索。"同时，也有学者谈道："百姓因此可以轻松方便地享受文化的熏陶，获得精神需求的满足，并从学者的讲述中产生进一步探寻求知的兴趣，由之提升人文素养，这无论从个人还是从社会的角度看，不都是最大的'赢'？"而且，于丹以个人感悟式的体验带给受各种现实问题困扰的现代人一次心灵的释放和慰藉。《论语》为代表的儒家价值观以仁、义、礼、智、信、忠、孝、悌、忍为主要内涵，两千多年来，一直作为传统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精神信仰。而"于丹认为，这部在古代中国社会发生过巨大作用的儒家经典仍然能为现代人构建和谐社会、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传递一种人生信念和生活态度" 。作为引介人和理念发散者，于丹把知识分子的深层次认识解读给普通大众，使他们在人际关系紧张、生活节奏加快和人生痛苦增多的时代，能够在与古圣先贤的对话中得到些许解脱和释然，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国学热"，正逐步从知识分子圈内走向广泛的大众，一场经典复兴运动正轰轰烈烈地展开，这无疑是人们对国家繁荣昌盛和民族未来前景的自信在文化层面上的反映，虽然电视知识分子通过电视媒体传播和阐释传统文化，饱受诟病，但正是他们积极扮演这样的文化角色，也在客观上加速了传统文化复兴的进程。
三、文化的沟通者和对话者
与西方社会文化主要体现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立和融合上不同(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情况表明，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相互接近，相互渗透，出现了两种文化类型走向联结和同一的趋势)，从文化形态上区分，当下中国社会文化主要由三种文化构成，即作为主流文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现社会人文价值理想的精英文化和反映普通百姓文化需求的大众文化。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它既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又是对当代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具有巨大促进作用的文化形态；精英文化是指知识分子阶层中的核心层和代表者所创造和分享的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相对；大众文化是现代工业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与市场经济和商品社会相适应的市民文化。
这三种文化形态是在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之后，逐步从单一的主流意识形态文化裂变而成的。它们在社会文化交往中还存在着一定的冲突，精英文化圈认为大众文化是文化的堕落，而主流文化圈则认为大众文化是商业文化，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文化，对改革开放事业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需要三者间的沟通和融合，作为拥有知识分子身份的大众文化的构建者，并获得了官方意识形态媒体话语权的电视知识分子，扮演了对话者和沟通者的角色，起到桥梁作用。
一方面，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接层面，电视知识分子是积极的实践者。精英文化是知识分子，尤其是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人物创造的文化，具有专业性、规范性、高雅性等特点，决定了它在整个民族文化的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应当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它们既相联系又相区别，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应互相促进、共同提高。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学者就开始研究承载着启蒙任务、人文精神的严肃文化、精英文化与电视文化是否可以在新的框架中进行联姻，从而使精英文化大众化、电视化，提高电视文化的人文品位？现在可以直接让精英文化走进电视台，如中央电视台开办的《文化视点》、《读书时间》等节目，由此而使一些学者成为所谓的"电视知识分子"。他们的出现和电视讲坛节目一起促使人们重现确定大众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的定义。传统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已经很难解释当代社会出现的一系列文化现象。
大众文化已经替代了过去民间文化的占有地位，就像电视讲坛节目代替了传统街头说书一样，这意味着大众文化已焕然成为高雅文化的远亲近邻。《百家讲坛》栏目策划人解如光这样谈道："《百家讲坛》要把学术研究最终的成果服务大众，为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做一点工作，这是我们的追求。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在学术和大众之间架起一座桥。如果大众传媒都很关注文化，特别是注重文化的争论，就会把人们吸引到文化上，对重塑中国人的精神气质，重塑中国人的灵魂，是很重要的。" 郑荣健：《〈百家讲坛〉：为百姓与学术搭桥》，《中国艺术报》，2006年8月18日。能够充当这样的文化角色，是与电视知识分子在社会场域中的位置密切联系的。
他们处在有限生产的学术场域与大规模生产的大众文化生产场域的交界处，对于知识等文化资本的大量掌握使他们可以拥有一种相对超然的视角，来观察和认识社会生活中的问题和现象；同时，他们又积极地投身到大众文化的创造之中，有效地成为了学术场和大众文化场域之间的桥梁，将学术场内部的研究成果和思想认识推广和传播到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既用知识分子的智力资源服务了大众，也改变了大众对于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看法和理解，尤其在所谓的"臭老九"、"穷教授、傻博士"等称呼曾一度盛行的中国现代社会，其现实意义更浓重。所以，有学者在反驳对于易中天的批判时说："60岁的易中天毕其半生，积累了丰厚的学术营养，如果其研究仍不能借助传媒社会得到腾飞，那只能让社会大众认为，'正成为真正的资本与首要的财富'的知识经济的方兴未艾、发展发达仍是一种纸上谈兵，社会尊重知识的氛围仍然非常淡薄，这对于坐冷板凳的后来研究者无疑是一种'效益打击'，抵消持久性的研究动力。
所以，我认为，'知识神话'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更在于鼓舞更多的年轻人献身学术研究和知识追求。"这也是很多学者认识到的易中天、于丹、余秋雨等电视知识分子现象的一个积极面，即开辟一条学术与大众相结合的新路，为更多的学者走出象牙塔与大众传媒联盟起到了示范效应。客观地说，中国知识分子秉承的"清高"气质，特别是少数知识分子甚至流露出对于民众的不屑态度，造就了一定程度上大众与知识分子的对立，从民众生活俗语中对于知识分子的奚落便可看出这样的现象。这也从一方面促使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立，以及知识分子和精英文化对于大众缺乏吸引力，这对于物质文明日益现代化而精神文明相对滞后的中国而言，毕竟弊大于利。精英知识分子如果不参与，很难想象一个社会主义文化大国该如何建设。出现在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电视知识分子恰好成为了两者的调和者，通过他们的文化实践，摸索出精英文化的良好传统途径，并改造大众文化中过于消极和庸俗的内容，创造出受大众欢迎的文化新形态，这对于一味"曲高和寡"的精英文化和逐步向"身体"、"肉欲"和"嫁个有钱人"等滑落的大众文化而言，所产生的"双赢"效果，也许是多数人都愿意看到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