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子俊（1913．1—2006．2），河南济源人，原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27年参加革命，1930年加入共青团，1936年转为共产党员。1932年党组织派他去苏联列宁学校、鲍乌曼高等工学院无线电工程学校学习，1936年毕业回国。1936年10月，他奉命参加了陈云同志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前往新疆迎接西路军，1938年回到延安，历任中央军委三局科长、厂长、处长，敌区工委会部长等职。1945年解放战争前夕，军委授予他上校军衔，随同彭真、陈云同志前往东北，任军委东北通讯联络分局局长、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三处处长、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驻大连特派员，中苏远东电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大连建新公司副总经理、大连关东电专校长、光华电器总厂厂长、大连大学党委副书记兼秘书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东北邮电总局党委书记兼常务副局长。1950年末奉命筹建航空工业，历任军委航空工业管理委员会委员，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局长、副局长，第二机械工业部航空工业局第一副局长兼党组副书记，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兼六院院长。1982年退居二线，任航空工业部顾问。段子俊是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2006年2月因病逝世。
1950年12月19日，刚刚在沈阳就职东北邮电总局党委书记兼常务副局长不足两个月，时年37岁的段子俊奉召进京，去参与创建一项他从未涉足过的新兴事业——中国航空工业。赴京后，段子俊即参加了周恩来总理召集的会议，聆听了周总理宣布中央依靠苏联援助建设自己的航空工业的重大决策。
1951年1月1日，在北京西郊机场上停着一架苏制伊尔-12型客机，由周恩来授命前往莫斯科的3人代表团将乘此架飞机去完成一项关系中国航空工业创建与发展的重大使命。他们是团长何长工，团员段子俊、沈鸿。经过与苏方的艰难谈判，经双方最高当局审议，2月19日草签了协议书。3月10日，苏联政府原则批准该协议书。1951年10月30日，中国驻苏大使张闻天与苏联外贸部副部长柯瓦利代表双方政府正式签署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组织修理飞机、发动机和组织飞机维修厂方面技术援助的协定》。这个协定是争取苏联技术援助，建设中国航空工业的第一次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正式文件，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1951年4月17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颁发了《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这一天被后人定为中国航空工业创建日。
《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颁发的第二天，即4月18日，中共中央电告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并财委：“为适应空军建设，根据中央决定，在重工业部设立航空工业管理局，统一负责飞机的一切修理工作，由段子俊任局长。同时要求各部门应尽大力予以援助，并及时进行监督指导。”
根据中央决定，段子俊在筹组航空工业局的同时，重点抓接收工厂的工作。在航空工业创建的当年，航空工业局以战时的工作效率迅速组建。健全了局机关的办事机构，接收从空军划归的工厂16个，从兵工总局划归的工厂2个，职工8567人，其中技术人员554人，厂房面积48万米2，设备2865台，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在这样的基础上开始了创建与发展。
1951年8月11日，段子俊就如何加快航空工业由修理走向制造的问题，形成了一个用3~5年的时间实现由修理过渡到制造的设想方案，在征得重工业部领导的支持并经党组同意后，1951年8月，他与何长工联名向中央军委做了报告。1952年4月6日，在段子俊等同志的努力下，航空工业局正式迁入北京西城区福绥境38号办公。
1952年6月5—15日，航空工业局召开第二次厂长会议（6大厂厂长参加）。段子俊在会上做了航空工业局工作报告。段子俊根据当时飞机修理中出现的质量问题，在会上首先提出了“航空产品质量第一”的方针，这个方针对日后航空工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952年8月15日，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8月7日第17次会议决议，正式成立第二机械工业部，任命赵尔陆为部长，张霖之、万毅、刘鼎为副部长。原重工业部所属航空工业局划归二机部领导，并由赵尔陆部长兼任航空工业局局长，新调王西萍任副局长，局领导班子为：赵尔陆、王西萍、段子俊、王弼、陈一民、陈平。
段子俊到航空工业局后，对航空教育工作非常重视。1951—1952年，按照生产与教育并进的方针，在大力建厂的同时，积极创办了4所中专及1所大专，从这些学校的校址选定、专业设置到教学资料的采用，他都亲自主持研究确定。
1954年底—1955年1月，王西萍（时任航空工业局局长）、段子俊率航空工业代表团赴苏联访问，重点任务就是考察和探讨建立中国航空科研机构问题。回国后，段子俊又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对发展航空科研问题进行了反复研究。9月15日，航空工业局向二机部做了《关于建设综合性航空科学研究机构的报告》，具体提出了航空科学综合研究院由材料、空气动力、强度、飞行、发动机、特设、生产工艺等6个研究所组成，分两个步骤建设。
1960年12月，中央军委决定将航空工业局和空军等有关单位的科研力量集中起来，成立航空研究院（六院），隶属国防部建制，归国防科委领导。1965年1月，六院划归三机部建制领导，实行部院结合。此时，航空科研单位共有11402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6406人，科研机构大体配套，科研技术队伍基本形成。1963年9月，中央决定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航空工业部）。随之，段子俊被任命为部党组成员、副部长，主管规划计划、生产。
为了迅速把导弹搞上去，1958年10月，根据中央关于开展导弹设计试制的决定，在部的统一领导和国防部五院的协调下，航空工业局由段子俊负责开始组织导弹试制生产。在此前后，他经常奔波于三机部、五院和各地航空工业的有关工厂，协调、开会、调查研究、座谈讨论，深入现场解决实际问题。在三机部党组和段子俊等一大批航空人的努力下，我国摸索到了导弹与飞机生产两者结合的基本做法，在航空工厂开辟生产线，并聚集了一大批能够适应导弹生产需要的干部、科学技术人员和工人队伍，从而使导弹生产获得了突破性进展，并于20世纪60年代前期完成了第一代导弹的研制与生产任务。
在“文化大革命”中，段子俊坚持航空工业质量标准，严格抓产品质量，使航空产品受损失降到最低程度；同时他又具体抓了斯贝发动机的引进工作。1974年8月3日，段子俊召开会议研究斯贝发动机引进的具体方案，包括整机、制造权、技术合作，以及及时做好内外通气、汇报等。9月2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行文批复三机部，同意斯贝发动机定点在西安航空发动机厂试制生产，并批准西安航空发动机厂对外开放。
1977年11月2—12日，段子俊在北京主持召开了95个单位280人参加的轰7方案审议会。经过反复研究，决定这种新型作战飞机的动力使用斯贝发动机，采取“一机两型”的方案。这次会议以后，以斯贝发动机为动力的新作战飞机方案经中央军委批准立项，斯贝技术和斯贝发动机在沉睡多年以后终于重见阳光。中国人第一次给装斯贝发动机的飞机起了一个骄傲的名字——“飞豹”。
1973年初，三机部同六院结合。3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经毛泽东主席批准，任命三机部副部长段子俊为第六研究院院长，空军政治部组织部原部长夏屏西为第六研究院政治委员。接着，6月8日空军党委正式批复同意六院临时党委成员，段子俊担任临时党委书记、夏屏西任党委副书记。新六院领导班子和干部职工按照国家和部的统一部署，由院领导分工负责，编制和基本完成了科研规划、发动机研制和预研规划。这些都为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78年4月24日，中共中央电报通知：党中央批准，段子俊同志任三机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协助三机部新任部长吕东同志开创航空工业新局面。段子俊时年六十有五，已在副部长的岗位上工作了15年，他也是新中国航空工业创立起，在领导岗位上任职时间最长的领导人。
1978年，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段子俊狠抓了歼7、歼8研制生产、更新换代工作。1980年3月2日，国务院、中央军委产品定型委员会批准歼8白天型飞机设计定型并转入小批生产。歼8飞机的研制成功是我国航空史上的一座丰碑。
改革开放后，研发第三代歼击机提上日程，动力又成为关键。段子俊在与部发动机局研究后，于8月24日主持召开了“太行”发动机的专题研讨会。与会专家赞同“太行”方案。在总结会上，段子俊讲了部党组的考虑和今后的做法，统一了部内的认识，最后获得邓小平同志的支持，于1992年正式立项研制，2006年设计定型，实现了我国航空发动机从仿制到自主研发，从第二代到第三代（即从涡轮到涡扇）和从中等推力到大推力的三大跨越，在我国航空发动机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
1979年1月18日，吕东和段子俊把三机部党组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设想向邓小平做了专门汇报，邓小平有针对性地做了指示，并再次强调抓空军装备的问题。当天，三机部党组研究即刻成立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并决定加强对外工作，成立外事领导小组，由段子俊、陈少中、徐昌裕副部长组成，段子俊为组长。
1979年1月21日，国务院根据“改革开放，政企分离”的原则，正式批准三机部成立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自主经营全行业进出口与国际交流合作等业务。这一天，成为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的诞生日。
1981年，段子俊同志退居二线，担任三机部顾问组副组长，继续担任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中航技公司副董事长，中国航空学会第三、第四届理事会党组组长。1984年，经中央批准离休。在此期间，段子俊还主持和参与了《中国航空工业史丛书》等著作的编修工作，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十分珍贵的遗产。2006年2月因病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