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为中美建交做出很大贡献的美籍华人、父亲清华任教时期的助教张捷迁伯伯回国访问，路过江西九江时，提出要见当年的同事王士倬，接待方竟告诉他，“王士倬已去世了”。
1979年，父亲在清华预备学校时期的同窗任之恭伯伯回国讲学，要求见他，也是“先被拒绝”。后来，任伯伯在信中写道：“回忆1979年5月（我们刚到北京二月）由张任先生告诉我们关于你们父母的情况，我们立刻要求联系，先被拒绝，后来我们坚决要求，居然于5/11得请你们父母和昌井相会在友谊宾馆……后来我们坚决要求又在他们住处见面。他们吃的苦头真使人不可想象！”那次去友谊宾馆见任伯伯时，我母亲执意要带我一同去，目的就是让我将正在向政府申诉父亲平反的事情告诉任伯伯，请他帮忙，向有关部门反映。当时父亲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后来知道他们连见一见父亲都屡遭拒绝的情况后，我和母亲也觉得平反之事是很渺茫的了。
1980年秋，张任伯伯有一天来到家里，又说起平反之事迟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时，提出请高士其伯伯（也是清华1925届的同学）出面也许会有点希望。几天后张伯伯约父亲一起去高士其伯伯家，我也陪同前往。高伯伯是著名的科普作家，他年轻时是研究细菌学的，由于做试验时细菌进入大脑，形成语言障碍，发出的喉音只有家人和他的秘书高仰之同志能听懂，所以我们那次的访问全部由高仰之同志翻译。张任伯伯直截了当地问高伯伯：“士倬解放后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已经向有关部门申诉了一年多了，至今没有结果，能不能通过你向胡耀邦同志反映一下？”高伯伯与胡耀邦同志在延安时期就已经很熟悉，他说：“可以。”经商量后，让我们回去以高伯伯的名义起草一封给胡耀邦同志的信，后面附上申诉材料。回家后，我立即打了个草稿，第二天由张伯伯修改后，连同申诉材料送给了高仰之同志，经高士其伯伯同意签字，当晚由高仰之同志亲自送到胡耀邦同志家去了。
胡耀邦同志很快批示：“请中组部调查办理，并将结果告高士其同志。”从此，父亲平反一事出现了转机。南昌航院和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曾先后派员到北京我们家了解情况。1980年12月6日中国共产党南昌航空工业学院以（80）南航党字037号文向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提交了《关于对王士倬问题复查结论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建议撤销1956年7月19日中共江西省委五人小组关于王士倬历史反革命分子结论问题的批复； 撤销1958年2月13日中共南昌市委五人小组关于建议撤销王士倬教员职务和降低工资处分问题的通知，撤销1958年5月26日南昌航校对王士倬的降低工作处分决定，恢复原工资级别（中专教师四级）并建议，给予王士倬生活困难补助人民币1400元。”中共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委员会也于1980年12月18日以（80）江化石机党字第17号文向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提交了《关于对王士倬同志问题的复查情况及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撤销了对爸爸的不实处理，并给予生活补助费1000元。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以赣组干（1980）331号文件做出了批复，同意两个单位的处理意见。至此，爸爸25年的冤案得以平反。当时他已是75岁的老人了，失去了报效祖国航空事业的大好时光。
在爸爸平反这件事情上，高士其伯伯的秘书高仰之同志做了大量工作，功不可没。父亲一直很感谢他，高仰之同志因病去世，父亲得知消息，不顾年迈体弱，坚持到八宝山参加了他的追悼会。
中央组织部的王子光同志和高士其伯伯的秘书高仰之同志，为父亲平反后的工作及生活安排多方努力，曾分别考虑过安排父亲去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都因年事已高、不便工作而未能确定。1981年8月 24日，国务院以（81）国任字75号文发出通知，聘任父亲为国务院参事，并于1981年秋季，将我和爱人陈玉玲调回北京工作以照顾老人。1982年，我们从北池子小二条2号搬到北池子大街 17号，由原来仅 14平方米的住房扩大为三间北房，居住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当年夏天，大哥、二哥回京探亲，我们阖家14口人照了张全家福，并在政协礼堂聚餐。从此爸爸开始了他幸福的晚年生活。
现在回想起来，母亲1954年带我回北京的决定是非常对的。如果我一直与父亲在一起，我的命运将会是难以想象的。父亲平反后，他与一些老朋友重新见面，他们都非常惊讶：王士倬遭遇如此坎坷，三个儿子居然都是大学生。
晚 年生 活
父亲晚年的生活非常有规律，每天坚持打太极拳。他的太极拳是 1940年在成都学的杨式 48式太极拳，一直坚持下来。据说在南昌公安局看守所打太极拳还受到看守人员的呵斥。
参事室安排的活动，父亲都积极参加。这期间父亲到北戴河疗养、赴东北和上海进行社会考察、列席政协会议等。那时期父亲的心情很好，身体也不错。
1985年前后父亲眼睛患白内障，看东西模糊不清，心里很是着急。那时，医学上还是认为白内障必须等到完全看不见了（俗称“长熟了”）才能动手术。所以父亲两只眼睛的白内障用了近四五年时间才做完手术。
我印象最深的是爸爸在病痛面前的忍耐力。1989年4月，父亲突发心肌梗塞。当天晚饭时他突感不适，脸色苍白，我们问要不要去医院，爸爸说：“不用，躺会儿就好。”邻居的一位护士给了父亲一片硝酸甘油片，服用后他卧床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起来照常打太极拳。当天想去医院看病，但没有要到车。我问父亲明天去看病行吗？他说可以。第三天我们去北大医院看病时，他坚持走上二楼进了诊室。做完心电图，大夫就进行了紧急抢救，同时埋怨我们为什么这么晚才来看病。经诊断是心脏后壁梗塞，非常危险。
儿 孙 事
到了晚年，父亲开始关心起儿孙们的事。1990年，我的大儿子王会佶以高分考取了清华大学，他非常高兴，向参事室要了车，亲自带孙子去清华校园参观，并一一介绍工字厅、大礼堂和图书馆等等。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曾将这件事称为自己1990年的三大喜事之一（另两大喜事是他年过85岁和新添了重孙，四世同堂）。
晚年遗憾事
父亲晚年一直讲：“王家男孩太多了”（我们这一辈是三兄弟，而每人又是两个儿子），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见到一个重孙女。1990年长孙王晓钢的爱人李红怀孕。他说：“李红要是生个女孩就好了。”并多次和我们开玩笑说：“李红如果生个女孩，我出500元奖励。”结果不如人愿，李红生的又是一个男孩。我们提出生男孩也应当奖励，父亲笑着说：“又是男孩，不 奖 啦。”话是这么说，还是由我们代表他给重孙子送去200元钱。1991年五一节，他还专门把重孙子王骁接来相聚，并高兴地抱着不到一岁的小宝宝拍了一张照片。
还是无党无派最好
1988年，民主建国会和民革中央的朋友觉得我的家庭背景非常适合参加他们民主党派。有一天吃晚饭时我讲了这件事，爸爸发表了意见：“我觉得还是无党无派最好。”按照父亲的意见，我拒绝了朋友的好意，做了个无党派人士。
父亲晚年最喜欢读的书是《周恩来选集》。他两眼做了白内障手术后，戴上厚镜片的眼镜可以看书看报了。在我们家搬到西坝河121楼以后，我看到他读的最多的一本书是《周恩来选集》，翻来覆去看了多遍。看得出，他对周恩来是很敬重的。
人生的最后历程
父亲最后是因肝腹水大量吐血而与世长辞的。
他患肝病要追溯到1984年。那年10月，父亲因便血住进了北大医院，诊断为胃溃疡出血，是在江西珠湖劳改农场劳改时留下的病根。当年因胃出血报过病危，在北大医院经过药物治疗止住了出血，如采取保守疗法，慢慢调养原本是可以康复的。那时和父亲同病房的还有一位75岁的老干部也患胃病，因经常发作，所以提出要求手术根治。老人体质较差，主任医生说：“我宁愿给80岁的王老（父亲当年79岁）动手术，也不给你这75岁的做，你的体质不如他。”父亲听后，觉得自己可以通过手术切除胃溃疡部分，彻底治好胃病。母亲和我们都认为他毕竟是快 80岁的人了，不同意手术治疗。而他却认为自己坚持每天打太极拳，身体没问题，决意要做手术。最后我们只好同意。不幸的是在手术输血时感染肝炎病毒，胃病好了却患上了肝病。父亲去做白内障手术，验血时发现他的转胺酶指标比正常标准高了很多，吃了三个月的药，才降到正常值，勉强做了白内障手术。自那以后，父亲的肝功能一直不正常，始终是靠药物来维持的。
1989年从北池子搬到西坝河以后，父亲肝病日趋严重。1989年11月因肝指标不正常，肚子肿大，曾住进北大医院的传染科病房治疗。病情好转回家后，就开始将他用的碗筷与我们的分开了。
1991年10月初，我爱人陈玉玲发现他肚子又开始大起来了，向参事室要了车到北京医院看病。检查后，应该住院治疗，但医院告知暂时没有高干病房的床位。父亲前几次住院，虽然住的都是高干病房，但开始几天都还需要我和陈玉玲轮流照顾。因为我睡眠本来就差，所以总是我白天照料，而晚上都由陈玉玲陪护。我们考虑如果住普通病房照顾起来会很不方便，不如回家等一等，待医院有了床位再住院治疗。对我们的意见，父亲没有反对。这个决定一直是我们心里的一件憾事。如果我们当时就安排父亲住院，也许他的病情不会恶化，而他老人家的寿命也一定会延长一些。
1991年10月15日早上，我正在家里等车来接我下厂。父亲照惯例打完太极拳，在床上躺着。突然我听见他跑到卫生间大口大口地呕吐，我赶快进去一看，恭桶里全是鲜红的血。我把父亲扶到沙发上坐下，急忙叫120救护车。当时西坝河东里这个地方还不是很有名，等了很长时间救护车才来。我们将父亲送到就近的中日友好医院，经诊断为肝腹水引起的静脉出血。从急诊室到病房的途中，父亲还很清醒地对我说：“我裤兜里有钱，可以先垫上住院费。”大哥、二哥两家人得知消息后，都赶到北京看望父亲。住院三天后，出血止住了。那一天晚上，由二哥的大儿子毛毛（王钟江，正在北京铁路医院实习）值夜班看护爷爷。第二天早上，毛毛还在睡觉，爷爷竟起床绕过他，到阳台上打起了太极拳，毛毛醒来发现爷爷在打拳，大吃一惊，赶忙将他扶回病床，并告诫爷爷以后绝不能再这样干了。谁想这竟是他老人家一生的最后一次打太极拳。
在医院稳定了一段时间后，医生允许他吃半流食。看到父亲病情基本稳定，二哥因为工作忙先回了南京。谁想两天后，父亲又开始便血。经过会诊，医生决定为父亲做手术，时间定在11月6日。而就在11月3日晚上12点左右，父亲又开始大量吐血不止，虽经医护人员尽力抢救，终因无效而溘然去世。当晚是我爱人陈玉玲陪护在他身边，她告诉我，父亲临终时没有任何痛苦。参事室的人都说：“王老是明明白白地来，明明白白地走的。”
1991年11月16日，国务院参事室在八宝山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父亲的学生钱学森、邻居外交部部长助理文迟、参事室的领导以及父亲生前亲朋好友、海军装备部官兵代表、北京市环境保护局的职工代表300余人来向他的遗体告别。
人民日报于1991年11月30日刊发了父亲去世的消息。
父亲与史德沛
史德沛（J. Stepanek）是父亲在联合国救济总署乡村工业示范处的同事。当时在湖南邵阳，我们两家住的距离不远。他们有两个男孩，一个叫 Jon，另一个叫Jim，年龄和我差不多。每到吃饭的时候，他们的母亲 Tonny 喊：“Jon…，Jim”。我们都听得清清楚楚。
我印象最深的是 Jim 离开邵阳时把他的小铁皮车送给了我，后来我在乡村工业示范处院里坐着这个车玩耍时，别的小朋友非常羡慕。
那时，父亲经常和史德沛一起出差。
解放前夕，史德沛一家离开邵阳回国，我们两家断了联系。父亲后来告诉我们：当年南昌市公安局审查他，自己问题交待完了，却迟迟不给做结论，其原因就在于史德沛的几封电报。原来史德沛喜欢无线电，每到一个地方都给在邵阳的父亲发一封电报，通报自己到什么地方，谈一些工作方面的事。这些电报被公安机关掌握了，办案人员怀疑史德沛是美国特务，以为这些电报用的是特务密码。审查到最后，公安人员将这些电报给父亲看。父亲告诉他们，这些不是密码，而是英文明码电报，他把电报内容翻译出来后，“美国特务”的嫌疑才得以消除。
1981年，史德沛到中国来，第一次到北池子大街小二条2号家中来看望我们时，我觉得父亲不是很高兴，似乎并不欢迎史德沛。我想可能是因为当时“文革”结束不久，他心有余悸，怕又惹上什么麻烦。后来Jim来中国工作（Jim是学中文的，曾任霍尼韦尔公司驻中国首席代表），史德沛夫妇来北京的次数也多了，父亲和史德沛的交往也逐渐恢复到过去的亲密无间。每次他们在一起亲切自然地用英语交谈时，一颦一笑都显现出他们之间深厚的情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