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简政一样，宽政也是仁政的延伸，是仁爱理念在政治领域的反映。宽政与简政不同，简政侧重的是收，爱惜财物体恤民力是节约，节约是节制和约束的缩词，节、约、束，都是收的意思；而宽政侧重的则是放，宽字很好地表明了这一点。宽字的篆体写作宽，房盖下一个苋（xiàn）字。房盖代表的是房屋，苋是山羊的正面形象，头上顶着两只大角。山羊喜欢在山野间奔腾跳跃，房屋里能盛下这种动物，可见容量之大。这个图形用文词来表达，就是包容。包容已成为今天为政的一个基本组成要素，仅就所倡导的城市精神即可窥一斑，譬如，“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北京精神；“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上海精神，以及“公正、包容、诚信、责任”的上海价值取向。
宽政的对立面是苛政，秦始皇政权即是典型，它把民众视为异己处处提防，以严密的法令和酷吏治理国家，饱遭后世诟病。宽政则不然，用孔子的话说叫“宽则得众”（《论语·阳货》）。宽政得人心。
宽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环境上，宽松活泛；一个是话语上，广开言路。
（一）宽松
要义
关于包容的“容”，老子有一个说法，叫“容乃公”（《老子·第16章》），容就是公。那么什么是公呢？老子接着说：“公乃全”，公就是周全、全部。什么是全呢？“全乃天”，全就是天生的一切。连起来，容就是让天地间的万事万物都无一例外地生存，按照自己本性运行。老子继续说：“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老子·第16章》）这种包容万物体现的是“道”，亦即规律，而“道”是永恒不灭的，所以做到包容的人一生平安，终身没有祸患。这个意思用在治政上，就是让所有人、族群、阶层都得以生存和发展，这是一条为政规则。
北宋大儒程颐曾以《周易》中的泰卦来解释宽政，说：“治之之道，必有包含荒秽之量”（《近思录·治国平天下之道》）。荒秽，荒草与污秽。治国之道，一定要有包容荒草与污秽的度量。连对被自己视为垃圾的东西都能够容忍，还有什么不能包容的呢？
宽政不是一味地宽松，而是该宽的时候宽，该严的时候严，所谓宽严相济。总的原则、指导思想是宽，因为人性是善的，民众是好的。
故事
罪犯的儿子
晋国君主晋文公派大夫臼季出使国外，路过冀国。
臼季看见冀缺在田地中锄草，他的妻子给丈夫送饭。两个人彬彬有礼，如同宾客相见。臼季回国的时候把冀缺也带了回来。
臼季对晋文公说：“尊敬，乃是德行的集中表现，能够尊重别人的人一定是品德高尚的人，用这样的人来教育民众是最适宜不过的了。冀缺就是这样的人，希望国君您能够任用他。”
文公说：“他的父亲是犯了重罪的人，罪犯的儿子可以任用吗？”冀缺的父亲叫冀芮，因密谋暗害晋文公而被杀。
臼季答道：“从前，舜帝因为鲧治水无方而惩罚了鲧，却选拔鲧的儿子禹继续治水，终于成就了一番事业。管仲是齐桓公的仇人，却被任用为国相而执掌朝政。《尚书·康诰》说：‘当父亲的不仁慈，做儿子的不尊礼，当哥哥的不友善，做弟弟的不恭敬，各人有各人的罪过，互不相干。’《诗经》也说：‘采大头菜采萝卜，都不把根茎丢掉。’国君您只要挑他的长处就可以了。”
晋文公接受了臼季的建议，任命冀缺担任下军大夫。（《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仁人子产
春秋时期，郑国执政大夫子皮认为子产比自己更贤能，把执政权让给了子产。
大夫丰卷将要举办家祭，面见子产，请求猎取祭品。子产不同意，说：“只有国君在举行祭祀时才可以使用刚刚宰杀的动物做祭品，其他人家的祭祀只能用普通祭品。”
丰卷很生气，从子产那里出来后，立即召集人众，准备攻击子产。子产打算躲到晋国去。子皮劝住了他，并且利用自己的影响对丰卷施加压力。丰卷逃亡晋国。子产请求国君保留丰卷的田产家宅。3年后，丰卷回到郑国，子产把他的财产全部归还给他，其中还包括农田中3年的收获。
子产执政第一个年头，大家念诵歌谣说：“这个子产呀，夺去我的衣帽藏起来，夺取我的田地重安排，谁去杀子产，我在后面跟！”到了子产执政的第三年，歌谣的词句变成：“我家有子弟，子产来教诲。我家有田土，子产来增产。要是子产死，谁能接他班？”（《左传·襄公三十年》）
宽严相济
子产病重，知道自己不行了，便把大夫游吉叫到跟前。
子产叮嘱道：“我死之后，国君肯定任命你为执政大夫。记住，只有道德修养极高的人，才能够运用宽松的办法来治理国家，条件差一点的人不如走严厉的路子。民众是很难对付的，打个比方吧，严政好比是火，宽政好比是水。火的特点是猛烈，民众看见就躲闪，所以很少有人死在火里；水的特点是柔和，民众一点都不怕它，反而戏弄它，结果不少人死在水里。可见，为政宽松是很难实行的。”
几个月后子产死了。游吉接任执政大夫。
游吉心软，下不了手，采用宽松的办法。郑国的盗贼本来就不少，见执政软弱，越发猖獗，人数迅速膨胀，聚啸湖沼，搅得天无宁日。游吉极为后悔，说：“如果我早听子产他老人家的话，就不会像今天这样被动了。”于是派出军队围剿，将萑苻（huán fú）泽的盗贼杀得一干二净，全国的贼寇这才有所收敛。
孔子听到了这件事后，说：“好啊！为政宽松，如果民众怠慢，就用严厉的措施加以纠正；为政严厉，如果民众受到伤害，就用宽松的措施来加以纠正。以宽松调节严厉，以严厉调节宽松，政事就和谐了。（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
谁最先衰亡
春秋末期，晋国由六家卿大夫当家，他们分别是智氏、赵氏、韩氏、魏氏、中行氏和范氏。
赵氏的当家人赵武问大夫叔向：“六卿之中，哪家先衰亡？”
叔向答道：“中行氏和智氏。”
“为什么？”赵武问。
叔向说：“这两家处理政事，把苛刻当成明察，把严厉当成英明，把刻薄属下当成忠诚，把诡计多端当成能力。这就好比扩张皮革一样，用力将皮革撑开，大倒是大了，但皮子也破裂了。”
所以《老子》说：“谁的治理宽厚，谁的民众就淳朴。谁的治理苛刻，谁的民众就狡猾。”（《淮南子·道应训》）
东汉时，章帝诏令三公说：“安分稳重的官吏，诚恳而朴实，考察他们一天的劳绩，似乎有所不足，然而考察一个月的劳绩，便绰绰有余了。例如襄城县令刘方，官吏和民众异口同声地说他为政简要，虽然没有什么特别表现，但只要有这一条，便接近我的要求了。如果以苛求为明察，以刻薄为智慧，以从轻处理为德行，以从重惩罚为威势，这四种做法只要盛行，下面便会产生怨恨。（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以轻为德，以重为威，四者或兴，则下有怨心。）我数次下诏，颁布诏书的使者的车驾在路上前后相接，然而吏治还是不见好转，有的百姓仍然不守本分。毛病出在哪里？希望你们努力思考以往的诏令，以称我意！”（《资治通鉴》卷47）
苛政猛于虎
孔子到北方的山戎地区去，看见一个妇人在路边哭泣，哭得十分伤心。孔子从车上站起身子问：“你为什么如此伤心哭泣？”
妇人擦了把泪，答：“前几年猛虎吃了我的丈夫，如今又把我的儿子吃掉了，所以我才这样悲伤啊。”
孔子点头道：“哦，原来是这样。”又问：“那么你为什么还留在这个地方呢？”
妇人说：“这里的治理公平，官吏不苛刻，就为了这个，我不能离去。”
孔子回头对子贡等人叮嘱道：“弟子们记住了，为政不公平，官吏苛刻，竟然比虎狼还厉害啊。”
《诗经》中唱道：“上天降下死亡饥荒，残害四面所有国家。”为政不公平，伤害的是所有人，又岂止两个百姓？所以这位妇人不肯离去是理所当然的。（《新序·杂事第五》）
两只白玉璧
战国初期，魏国有件案子，非常棘手，大臣们一半认为应该判有罪，另一半认为应该判无罪，最后报到魏王那里，请他定夺，可是魏王也拿不准主意。
当时，有一个被称为陶朱公的人名气很大，魏王认为此人以一介平民，却拥有富可敌国的财富，一定有着超人的智慧，就向陶朱公咨询。问他：“如果让先生您来处理这个案子，您会怎么判决呢？”
陶朱公说：“我是一个粗鄙的人，不懂得判案定罪的事情。既然大王命令我，我就试着说一说。我家有两只白玉璧，质料完全相同，大小也差不多，但二者的价值却相差了一半，一只值1000金，一只仅值500金。”
魏王问：“两只玉璧的颜色、大小、光泽都一样，为什么价值相差这么多呢？”
陶朱公说：“平放着看，它们是一样的，但立起来看就大不相同了。一只比另一只厚了一倍，所以价值也就高了一倍。”
“很好。”魏王说。他明白了，如果惩罚时出现疑难，就按照宽大的原则来处理；如果奖赏时出现疑难，就按照给予的原则来处理。这样的话，魏国的民众一定高兴。墙壁薄了，就会很快坍塌；丝织品薄了，就会很快破裂，米酒薄了，就会很快变质。凡是薄的东西却能够长久保持的，恐怕还不曾有过。所以，拥有国家、蓄养百姓、掌握赏罚、实施教化的人，应该以宽厚的态度来处理政务。（《新序·杂事第四》）
适得其反
西汉时，武帝运用严刑苛法控制国家，喜欢任用严苛的官吏，各郡、封国的长官也大多以残暴的手段治理地方，结果小吏和平民对犯法越发不当回事。一时盗贼四起，无法镇压，便调集军队进行围剿，仍不奏效。于是武帝颁布《沉命法》，规定：“只要出现群盗事件，官员不能及时察觉，或者察觉了但未能全部捕获的，俸禄二千石官员以下直至小吏，主持缉盗事务的官吏一律处死。”这样，小吏害怕被杀，即便发现了盗贼也不敢报告，因为不一定能够做到全部捕获。各郡长官因为害怕受到牵连，也不希望下属报告。于是盗贼越来越多，官府上下互相隐匿，以虚文应付，借以逃避《沉命法》。（《资治通鉴》卷21）
西汉哀帝时，王嘉任丞相。他上书说：“我朝文帝时，官吏的职务长期不动，他们的子孙就以官名为姓氏，如仓氏、库氏就是管理仓库官吏的后人。那些俸禄二千石的高级官员也同样安于官位，乐于任职。官员们上下互相勉励，没有混日子的意识。后来情况逐渐改变，公卿以下官员层层互相督促，调动频繁，司隶、部刺史对官吏的要求苛刻，检察细微，动不动就检举、弹劾，喜欢揭发宣扬隐私，有的官吏任职仅仅几个月即遭罢黜，旧官去新官来，在道路上交错而过。中等才干的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以保全自己；下等才干的人，心怀危机惶惶不可终日，一心一意为自己打算的人很多。二千石官员的地位也越来越轻贱，所管辖的官吏和民众对他们很是怠慢，稍有过失，有人就会揪住不放，加以放大，向司隶、部刺史报告，要不就上书检举到朝廷。希望陛下您爱护人才，记住他们的好处，忘掉他们的过失，容忍臣子的缺点，不要求全责备。”（《资治通鉴》卷34）
唐德宗时，丞相李泌提出，各地对赋税的征收应该采取宽大的办法，对难以征上来的赋税，可以免除。德宗担心这样做会降低朝廷的收入。李泌说：“这件事我已经深思熟虑了。实行宽大，获得的多而速度快，相反则获得的少而速度慢。（宽则获多而速，急则获少而迟。）这是因为宽大使人心情好，人们因为免遭惩罚而乐于缴纳赋税，而严厉则使人竞相隐匿财物，不施加压力便不能查出实情，由此得到的赋税很少，不足以应对朝廷的急需。况且，使用严厉手段就要增加官吏和他们的权力，这容易造成贪官污吏中饱私囊。”德宗说：“好！”（《资治通鉴》卷232）
使反叛的人安心
王莽政权被推翻后，萧王刘秀率军讨伐河北的王郎，攻克邯郸。刘秀检查王郎的文书，发现其中有自己属下官吏和辖区百姓给王郎的书信数千件，向王朗示好，诽谤诋毁刘秀。刘秀没有一一察看，把全体将领叫来，当着大家的面将书信全部烧毁。按刘秀自己的说法，这样做是为了“使反叛的人安心”。（《资治通鉴》卷39）
东汉末年，曹操击败袁绍。在收缴的书信中，有不少朝廷官员和自己军中将领写给袁绍的信件。曹操把它们全部烧掉，说：“在袁绍强盛时，我都不能自保，何况众人呢！”（《资治通鉴》卷63）
东晋安帝时，桓谦追随桓玄造反，抵达荆州的枝江。桓氏世代经营江陵，盘根错节，这时许多人给桓谦写信，向他报告城内情况，打算在桓谦攻城时做内应。荆州刺史刘道规击败桓谦，在他军营里搜出那些信，刘道规一把火把信全烧掉了，一封也不看。江陵人心很快安定下来。（《资治通鉴》卷115）
唐太宗时，有投降的胡人曾经揭发说，唐朝有人与隋朝萧皇后私通书信。不久，突厥可汗的亲信康苏密带着萧皇后的孙子杨政道前来投降。中书舍人杨文瓘（guàn）建议审问杨政道，找出通敌之人。太宗说：“当时天下尚未统一，而突厥十分强大，百姓愚昧无知，或许会有这种事。现在天下已经安定，从前的过错，何必去追问呢！”（《资治通鉴》卷1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