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9月29日，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应邀抵达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周年庆祝活动并进行国事访问。这次会谈签订了两个重要的联合宣言。与此同时，苏联政府许诺将给予中国政府5.2亿卢布的长期贷款，并帮助中国政府新建15项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协定规定的141项企业设备。这就是后来闻名全国的“156项援建计划”。赫鲁晓夫一行，可谓给新生的中国带来了一个丰盛的大礼包。然而，在这次行程的背后，究竟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呢？
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中苏关系迈上一个新台阶。虽然，之后的抗美援朝大大提高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威望和影响，但是我们依然看到，中苏关系在斯大林晚年时期却仍旧处于一种十分微妙的状态。在上层，双方出于各自长远利益的考虑已经结成政治和军事同盟。但是，斯大林高高在上的大国主义心态及其行为，始终令人们难以接受。新中国无疑是把与苏联的关系摆在了对外关系的首位，但苏联当时尚未把对华关系摆在显著的地位。然而，就在不久之后的1953年3月，朝鲜战争已经历时两年半却仍未结束，军事冲突和停战谈判都处于停滞不前时，一个令世界震惊的消息从苏联传来——斯大林逝世了。
1953年3月6日清晨6点，莫斯科广播电台里传出了播音员缓慢、低沉和悲哀的声音：“列宁的战友和列宁事业的天才继承者，共产党和苏联人民英明的领袖和导师斯大林的心脏于前一天停止了跳动。”然而，斯大林没有留下任何形式的政治遗嘱，也没有指定接班人。由政治局改组成的30多人的主席团中，没有一个人能说，或者敢说自己是斯大林的接班人。此时，全世界的目光都瞄准了苏联，猜测究竟谁会最终成为斯大林的接班人。
在苏联，他们报道中央领导人的时候，名单的排列，第一个是斯大林，第二个是莫洛托夫，因为资格老。第三个就是马林科夫，第四个是伏罗希洛夫。
——荣植（驻苏使馆工作人员）
在以往的公开报道中，出现在斯大林左右的总是这么几个人：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在斯大林逝世前一年召开的苏共十九大上，斯大林只露了两次面，而且时间很短，一次是开幕式，一次是闭幕式。过去，党代会的报告都由斯大林来做。然而，这一次他却交给了部长会议副主席马林科夫。熟谙内情的人立刻把马林科夫当成了斯大林的继承人。
苏共十九大的时候，是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去参加的。参加完了以后，斯大林专门接见了刘少奇，谈了很多，主要是对他的身后事，忧心忡忡，他想，他找不到一个满意的接班人。所以最后，他就定的马林科夫。
——师秋朗（毛泽东的俄文翻译 师哲之女）
然而，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在斯大林弥留之际，苏共中央主席团、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已经召开联席会议，决定马林科夫担任职权相当于总理的部长会议主席，把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部合并，由贝利亚领导，莫洛托夫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并恢复其外交部长职务。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人数减为10人，其排名次序为：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别尔乌辛。
马林科夫当时（在斯大林逝世后）是第一把手，职务就是第一，叫部长会议主席，兼书记处书记。贝利亚权力最大，因为他掌握着安全部和内务部。其实，当时几个主要领导人里头，赫鲁晓夫是排第五的。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冷战研究中心 主任）
赫鲁晓夫，从小是个放牛娃，在农民和文盲的世界中长大。他的名字在乌克兰语里就是“金龟子”的意思。而矮胖的身材也让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逗众人取乐的小丑似的人物。斯大林逝世前，每次他在别墅里举行工作酒会时，只要斯大林心血来潮挥挥手，一旁殷勤恭候着的赫鲁晓夫就会应声而起，穿着乌克兰农民的花裙子，大跳戈帕克舞。他扭动肥胖的身体跳起舞来十分卖力，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其他人则一齐拍着手掌。
开会的时候，人家都拿他开心，（参加）聚餐的时候，他总是躲到一个角落里头，不被人注意的，但是他的野心很大。
——师秋朗（毛泽东的俄文翻译 师哲之女）
在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的职务只是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基本处在二线，他的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做好中央委员会的机关工作。然而，赫鲁晓夫充分利用了自己的这个党内职务，利用人们对贝利亚的恐怖和不安全感，各个击破。先联合马林科夫，又摆明利害关系团结了莫洛托夫等元老，在1953年6月一举铲除了贝利亚。三个月后的1953年9月，苏共召开中央全会，赫鲁晓夫又当选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一举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领导者。
把贝利亚打下去以后，他就当了第一书记，原来是没有第一、第二，没有排这个，后来他当了第一书记，就说明党内他最大了。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冷战研究中心 主任）
来电报，都是我父亲翻译。我父亲知道赫鲁晓夫人品不好，就不由得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说千万不能支持赫鲁晓夫上台……毛主席说是，谁上来都行，他们定下来，他们安定下来，我们的事情就好办了。我父亲不理解，我们的事情是什么事情？跟他们什么人上台有什么关系？怎么就好办了？但又不能问。
——师秋朗（毛泽东的俄文翻译 师哲之女）
日后发生的一切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见，当赫鲁晓夫当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第一书记”成为此后苏共乃至苏联的最高领导人。而在赫鲁晓夫接掌最高权力之后没多久，他就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亲赴新中国参加建国5周年庆典活动。
斯大林时期，当然中苏是结成同盟了，条文、法律条约也签了，但是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的关系，其实不是那么融洽……包括1945年重庆谈判的问题，1949年过长江的问题，再有1950年签条约的问题，都发生过严重的冲突，所以两个人各有让步，心里都结了疙瘩。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冷战研究中心 主任）
然而，对资历和执政经验都不如斯大林的赫鲁晓夫来说，中国是一个能影响亚洲革命的有经验的大国。如果苏联能和中国配合起来，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就能得到进一步的巩固，而赫鲁晓夫自己的地位也能得到加强。于是，赫鲁晓夫决定乘新中国成立5周年大庆之际，给新中国送上一个“大礼包”。
赫鲁晓夫刚上台的时候，他对中国所表现的亲热度远远超过了斯大林，因为他也需要中方，包括毛泽东本身的支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中，毛泽东也是威望比较高的领袖之一，中国又是一个大的国家，所以当时他就做出了很多的高姿态。
——李英男（北京外国语大学 教授）
之前，苏联已经决定派出以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为首的一个代表团亲赴中国访问。然而，米高扬虽然是政治局委员，但他在政府当中的职务只相当于部长。整个政府代表团规格较低，这让赫鲁晓夫大为不满。
这个事就已经是决定了的，最后却被赫鲁晓夫全部推翻。因为当时赫鲁晓夫不直接管这些，像外交部、外贸部这些，他不能直接管，因为你不是政府的领导，但是他就利用第一书记的这个权力，直接插手到各个部门。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冷战研究中心 主任）
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利用他在苏共中央的地位和权力，反复强调中苏同盟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重要性，并首先通过党的系统推动向中国提供大规模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工作。那么，他究竟做了哪些努力呢？让我们看一下这份珍贵的档案。
1954年8月份，赫鲁晓夫授意外交部第一远东司重新起草了关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的庆典方案。相比起本来的方案，新方案可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赫鲁晓夫准备送给中国的“大礼包”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呢？
大礼包一：归还旅顺港。根据档案显示，新方案的第一条即有这样的表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协商关于将旅顺海军基地完全交给中国，并从那里撤出苏联军队的问题。”地处内陆的苏联，100多年来都在寻求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因此中国东北的这两个优良海港，便成为苏联的主要目标。1945年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便规定将大连设为自由港，并允许苏联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通过这一系列约定，苏联牢牢控制了它在中国东北的权益。1949年12月，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时，就这个问题与斯大林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对于中方提出的各项要求，斯大林起初统统予以否决。经过激烈的交锋谈判，最终中苏两国达成共识，于1950年2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在条约上签字。根据条约规定，苏方答应在1952年末，无偿地向中国移交旅顺港的海军基地。这意味着斯大林所设定的以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冻港为核心的远东战略，不到两年就将不复存在。然而，朝鲜战争的爆发让这一承诺又出现了新的变数。
为了安全，因为朝鲜战争打起来了，我们当时也没有海军，我们要安全起见，希望苏联缓一点撤退，这缓了，延缓了，所以到后来一直没有撤退。
——荣植（驻苏使馆工作人员）
自从朝鲜战争开始停战谈判以后，旅顺港就成为中国领导人心中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中国政府虽然非常希望能尽早收回旅顺港，却一直苦于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开口。而这一次，正值中国准备庆祝建国5周年之际，赫鲁晓夫居然主动提出无偿归还中方，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该文件的原件中，有人用笔将第一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协商”一句改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这无疑是想表明，归还旅顺基地是苏联主动提出的意见，而这个改动遵照了赫鲁晓夫的旨意。
大礼包二：归还股份。新方案的第四条为“与中国政府谈判，并在北京签署向中国出售现有苏中合股公司中的苏联股份”。四家中苏合股公司，指的是当时中苏之间“按平权合股原则”组成的“苏中石油公司”、“苏中金属公司”、“苏中造船公司”、“苏中民航公司”。成立合股公司的最初建议由中方提出，最初以经济恢复与发展为基点，利用苏联的资金与技术发展新中国的工业。但原草案规定公司经营期为45年，曾被西方炒作为“中国共产党出卖中国主权”，在国内引起了极大的风波。
在中国人的眼里，这个资源是不能留给外人的，你把这些资源留给外人，让人家合股来这儿办公司，你就是卖国。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冷战研究中心 主任）
此外，赫鲁晓夫准备送给中国的大礼包中还包括增加援建项目，增加对中国的贷款，包括修建铁路等等。而且赫鲁晓夫本人将替换本来的贸易部长米高扬亲自担任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以国家领导人级别亲赴中国参加庆典活动。然而，赫鲁晓夫授意的这一新方案在苏联外交部内部就遭到了坚决抵制。
档案里都有批示的，那个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左夫，还有好几个副部长，他们在档案原件上批着，“我看这样做不妥，我们是不是有这么大能力帮助中国”。然后另一个副部长也批了，说“同意看法，不能这样做”。那个海军司令也在上头批，说“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把旅顺港还给中国，我们好不容易才拿到手”。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冷战研究中心 主任）
可以看出，当时外交部是坚决反对赫鲁晓夫提出的新方案。在1954年9月初，外交部又起草了一个全新的方案，把之前赫鲁晓夫准备送给中国的大礼包全部删除，只剩下科技合作一项，代表团的规格也没有提高。
当时，赫鲁晓夫作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担任的是党的职务，在政府里并没有实权。外交部对其方案的改动让他大为震惊，也极为不满。这对刚上任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来说，的确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那么，这个以行动敏捷闻名的领导人面对这一局势又将会怎么做呢？
赫鲁晓夫找米高扬几个人商量，说不行，说这样做把我的计划全打乱了，说现在一定要重视中国，现在中国是最重要的，中苏关系要是搞好了，社会主义阵营就稳住了。所以他说这些是必须要做的事情，他就挨个地去做工作、去谈。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冷战研究中心 主任）
为了让新方案顺利通过，赫鲁晓夫甚至甩开了外交部，有关工作全部交由苏共中央主席团工作人员完成。9月25日晚上，赫鲁晓夫本人带头在新方案上签字，然后派人连夜专程送主席团各成员传阅签字。在决定表决顺序时，考虑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住在郊外别墅，且年事已高，很少出来活动，所以决定最后到他那里去。之后，传阅和表决一直很顺利，所有主席团成员都签名同意。令人意外的是，恰恰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那里出了问题。
那天因为到伏罗希洛夫家已经很晚了，他起来看了看，说我还是很担心啊，我们现在经济也困难，为什么拿出这么大的力量去帮助中国，而且中国是个无底洞。这个时候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等着呢，他也不敢睡觉，不知道结果怎么样。所以回来跟他一讲，他说这个麻烦。第二天早晨，紧急召开了主席团会议，就是政治局主席团会议，又来讨论这个事。然后赫鲁晓夫做了激昂慷慨的发言，最后大家都通过了。后来他就带队来了。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冷战研究中心 主任）
在新方案通过之后的第3天，即1954年9月29日，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应邀抵达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周年庆祝活动并进行国事访问。从9月29日至10月12日，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和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举行了会谈。这次会谈签订了两个“联合宣言”，以及关于苏联给予中国5.2亿卢布长期贷款的协定，和后来闻名全国的“156项援建计划”。这次会谈成为中苏蜜月期的开始。那么，“蜜月期”的中苏关系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呢？我们摄制组专程赴俄罗斯采访了前苏联驻华大使馆首席翻译顾达寿先生。
我认为实际上不是“蜜月”是“蜜年”，好几年。从1949年到1958年，两国关系发展得很快，提供了各式各样的帮助，建设了一百多个大项目，为国防工业奠定了基础，中国人在两个半五年计划后，就成为了比较发达的国家。
——顾达寿（前苏联驻华大使首席翻译）
1954年的这次访问，成为中苏关系突飞猛进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从这时开始，大量苏联专家开始一批批来到中国，在各个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仅仅在两年之后，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突然做了一个“秘密报告”，将矛头直指斯大林。那么，这一切又会给中苏关系带来怎样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