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获奖理由：通过诗意的想象力，创造出一个把现实与神话紧密凝缩在一起的想象世界，描绘现代的芸芸众生相，给人们带来了冲击。
主要作品：《我们的时代》、《个人的体验》、《广岛札记》、《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同时代的游戏》
日本的现代化，被定性为一味地向西欧模仿。然而，日本却位于亚洲，日本人也在坚定、持续地守护着传统文化。暧昧的进程，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面向西欧全方位开放的现代日本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西欧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说，理解被滞后了，遗留下了阴暗的一面。
——诺奖演说《我在暧昧的日本》
与其他国家为实现近、现代化而不顾一切的做法不同，日本的知识分子以一种相互影响的复杂方法，试图在很深的程度上把西欧同他们的岛国连接起来。这是一项非常辛苦的劳作，却也充满了喜悦。
——诺奖演说《我在暧昧的日本》
突然，鸟被弗科赫尔盯上了。这个凶暴的野兽蹄下翻腾着沙尘飞驰而来。这不是坏事。鸟之所以来非洲，本就是为了通过冒险、遇难或遭遇新的种族，寻找到远在安稳平庸的日常生活之外的东西。但鸟手中没有任何能与弗科赫尔搏斗的武器。
——《个人的体验》
各地赶来的与会代表来到这里，打算登记并交纳各自的经费，可是，由于执行常务理事会会议陷入僵局，接待工作也无法展开。他们有的围成圈，蹲坐着；有的聚在一起，来回踱步；有的在练习唱歌。正像横须贺的理事所说的那样，他们意气风发，无忧无虑。
——《广岛札记》
我经常以语言为中心来思考人的问题，基于这样的思考方式，我意识到自己对于人持有一个基本值得信赖的观点。那就是相隔不同的历史时期，或者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对于语言有着深刻思考的人终将达成一个共识，我为此而受到鼓舞。
——《小说的方法》
事实上，现在我对自己拥有肉体本身感到无所谓，只是没有任何物体的眼睛看见满不在乎的自己，这是令我感到遗憾的。狗？狗没有眼睛。满不在乎的我也没有眼睛。自从下了梯子，我再次闭上了眼睛。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
沉寂心海上，忽隐忽现浮沉问，一词在荡漾。痛苦这个词究竟是以什么形式或通过什么机缘传达给长子，存进他心里去的呢？这成了我们家一天的话题。可是，“痛苦的人”却是他独特的用法啊。难道能够说，这不是从他自己的内心涌现出来，而是从外面传进他耳朵里的词语吗？
——《康复的家庭》
作家小传
大江健三郎，1935年出生于日本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大濑村是坐落在森林峡谷间的一个小村庄，周围环境优美，民风淳朴，这些对大江健三郎后来的创作都产生了影响。
1941年，大江健三郎6岁，进入大濑国民学校读书。大江从小聪明过人，爱好阅读文学书籍，他买的第一本书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同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三年后，家里的长辈——祖母和父亲相继去世，两个哥哥则被“战时集中征训”，家中的男人只剩下大江健三郎一个人。
1945年，大江健三郎从小学毕业，进入大濑中学。这一年，日本公布实施了新宪法，学校制度也开始改革。新制中学把原来的修身课改为了学习新宪法，并开始实行民主主义教育。这一改革对大江健三郎的影响很大，多年来，他始终将新宪法作为自己的道德规范。
1953年，从高中毕业的大江健三郎来到东京，进入补习学校准备大学考试。第二年，他顺利地考入东京大学文科法文系，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奖学金。在校期间，他开始阅读萨特的法文原作，同时涉猎其他法国作家的作品，比如加缪。他发表的第一篇正式作品是为同学演出所写的剧本《天叹》，此后则一直在校内文艺部参与校刊编辑，写过诗歌和评论。
随后几年，大江健三郎陆续在报刊上发表小说，并出版了作品集《死者的奢华》、《感化院的少年》等。其间，因为突然进入正式作家的生活，写作劳累和精神紧张，导致他服用安眠药过量，险些中毒。
作品《死者的奢华》出版后被荐为芥川奖候选作品，著名作家川端康成称赞这部作品显现出作者“异常的才能”。从此之后，大江健三郎作为学生作家开始在文坛上崭露头角。
1958年，他又发表了《饲育》和《在看之前便跳》等短篇小说，其中《饲育》获得第39届芥川奖。大江健三郎作为学生作家，得以与石原慎太郎、开高健和江藤淳等人齐名，被视为文学新时期的象征和代表。
1959年，大江健三郎顺利从东京大学文学部法国文学专业毕业，他的毕业论文是《论萨特小说里的形象》。毕业后，大江健三郎继续进行文学创作，并先后发表《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性世界》等作品，开始从性意识的角度观察人生、构筑文学世界。当时，这种尝试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作者也受到了种种攻击和批评。
1960年，25岁的大江健三郎与同学伊丹十三的妹妹伊丹由加理结婚。第二年，他以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遭右翼青年刺杀事件为题材，发表了作品《政治少年之死》。作品出版后，大江健三郎本人遭到了右派势力的威胁。随后他离开日本到欧洲旅行，并在巴黎访问萨特。
新婚三年后，妻子生下一个严重先天畸形的孩子。这个孩子的头盖骨先天异常，脑组织外溢，从外面看像是一个大肉瘤，好像长了另外一个脑袋。虽然经过手术治疗，孩子免于夭折，却留下了无法治愈的后遗症。
这个孩子让大江健三郎的生活瞬间陷入了困境。孩子活下来了，但是他将永远和这个患有严重脑残疾的儿子一起生活。大江绝望了。他曾经想过跳水自杀，后来觉得自己为了逃避现实而自杀的做法愧对社会和妻子，因此更加奋发写作，《个人的体验》就是根据他的亲身生活经验写成。小说表现了现代人的孤独，表达了作者对个体之死和人类之死这些重大主题的思考，最后以主人公下决心承担起抚育畸形儿的重任为结局。
大江健三郎给儿子取名为“光”。他曾经在回忆文章中写到给孩子起名的过程：
于是，我就对母亲说起了从韦伊的作品中感受到的共鸣，告诉她“我打算从韦伊的书里，给孩子取一个名字”。母亲就说：“那好呀。”我有一个不好的习惯，那就是在这种时刻往往会说一些不入耳的话。“我已经想好了，就叫乌鸦这个名字。大江乌鸦就是你孙子的名字了。”我刚这么一说，母亲便怒上心头，下楼去自己的房间了。我也感到了后悔，却是毫无办法。第二天清晨，我正要出门去办理户籍手续，母亲对我说，“乌鸦这个名字也很好嘛。”于是我终于可以表示歉意了：“昨天真是对不起，我把名字改成了光。”说起来有点儿开玩笑的感觉，由于妻子的名字是“由佳里”，而光这个发音则合着那个韵脚。
坦然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之后，大江健三郎继续写作，并加入社会运动中，积极表达自己的看法。大江健三郎参与了“安保批判之会”和“青年日本之会”的活动，反对日本与美国缔结安全保障条约，因为立场不同，他开始与石原慎太郎和江藤淳等人对立。在这一年里，大江健三郎发表了长篇小说《青年的污名》和《迟到的青年》。这些作品显露出浓重的民主主义色彩，表达了作者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
1967年，32岁的大江健三郎开始写长篇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并在《群像》杂志上连载。同年，单行本获第三届谷崎润一郎奖。《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写的是两兄弟回到四国山村故园寻根，却发现这个山村仍陷于百年前的历史中，也就是万延元年的农民起义中。作品在暴动、自杀、通奸、畸形儿诞生等互相交织的社会场面中，插入维新精神和战后精神，无论在思想上和文体上都堪称大江健三郎的创作高峰。
随着年岁增长，大江健三郎对社会事件的关心更加强烈。他曾前往受原子弹轰炸的地区实地探访，并出版与重藤文夫的对谈录《遭受原子弹爆炸之后的人》；他曾在日本作家要求释放索尔仁尼琴的声明上署名；他还就三岛由纪夫剖腹自杀一事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1975年，为抗议韩国政府镇压诗人金芝河，大江健三郎参加了许多有关的活动。在他的恩师渡边一夫去世后，他开始关注俄国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和文化人类学。
1989年，54岁的大江健三郎获欧洲共同体设立的犹罗帕利文学奖。评奖委员会认为，大江对欧洲文学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他创造了能够表现个人体验与普遍性经验相结合的文体。同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瑞典文版本出版。
1994年，瑞典文学院以作品《个人的体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授予大江健三郎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认为，日本文学家大江健三郎以“诗的力量创造了一个想象的世界，并在这个想象的世界中将生命和神话凝聚在一起，刻画了当代人的困惑和不安”，认为大江健三郎“深受但丁、巴尔克、艾略特和萨特等西方作家的影响，开拓了战后日本小说的新领域，并以撞击的手法，勾勒出当代人生百味”。于是大江健三郎成为历史上第二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
大江健三郎在获奖后表示：“如果继我之后还有亚洲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话，我看好莫言。”这句话是2002年春节，大江健三郎到中国采访莫言时写的。十年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预言成了现实。
作品赏析
个人的体验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鸟，是一个27岁的青年，在补习班任英文老师。他之所以被称为“鸟”，是因为他的确像鸟一样。他耸起的肩膀、他光滑的鼻梁、他眼睛泛起的光芒和始终绷紧的薄薄的嘴唇，完全就和鸟的形状一样。
鸟在两年前结婚，结婚后的某段时间，他开始沉浸在酒精的世界里，每天狂饮威士忌，过着酩酊大醉、无所事事的生活。他放弃了作为研究生的全部任务，打工的事宜也都置之不理，除了偶尔听听音乐，就是在苦涩的酒精中沉睡，如同死人一般。
两年后的今天，鸟的妻子正面临难产。岳母正在医院陪护，他却在回家的途中遭到流氓少年的袭击。他打过电话询问，得知孩子还没出生，他和岳母约好晚上八点再通电话。鸟踉踉跄跄地回到家后，在床上蜷曲着睡下。
鸟在梦中正变成一只真正的鸟飞翔在非洲的上空，一串刺耳的电话铃声将鸟拉回了现实。医生打电话到家里来，说婴儿有些异常，需要他到医院商量。确定了妻子没事后，鸟冒着雨赶到了医院。医生说，孩子得了脑疝——先天头盖骨缺损，脑组织流了出来，看上去像长了两个脑袋。院长介绍说，婴儿的生命力相当旺盛，短时间内不会死去，如果手术的话，最好的结果就是成为植物人。鸟的世界瞬间崩塌了。
随后，婴儿被转到了另外一家医院，脑后带着一个沉重的瘤子，却还健壮地活着。面对这样一个有着均匀呼吸的生命，鸟的内心开始剧烈地挣扎。本能告诉他，必须迅速逃离这个怪物，不能让他毁掉自己的生活；道德感却又让他陷入了羞耻和自责的痛苦中。
为了摆脱婴儿的拖累，鸟暗示医生拖延手术，以便让婴儿自然死去。医生看出了他的心思，告诉他“不可以直接动手弄死婴儿”，但是可以调整喂奶的量，或者干脆“用糖水代替牛奶”。无法直视内心丑恶的鸟逃离了医院，来到了情人火见子的住处。他和火见子疯狂地做爱，以便让自己忘掉躺在医院中的婴儿。他盼望着黑夜快点过去，最好在太阳升起时，医院给他带来婴儿由于心力衰竭而死亡的消息。
事实并没有按照他的期待发展。医院的脑外科专家决定为婴儿动手术，但是手术的结果谁也无法断定。如果结果不理想，鸟将毫无选择地陪伴一个植物人孩子度过一生。鸟不肯接受这样残酷的命运，拒绝了医生的建议，将婴儿从医院抱了出来。
鸟和火见子商量了几个对策，想办法摆脱这个孩子。火见子劝说鸟，可以借黑市堕胎医生的手埋掉婴儿。于是，鸟抱着婴儿去找堕胎医生。风雨交加的夜晚，婴儿在鸟的怀里大声啼哭，仿佛是对父亲这一举动的反抗。鸟的内心开始激烈地挣扎，他在处死婴儿和拯救婴儿的问题上犹豫着，不断想出新的理由，又马上否定自己。最后，他坦然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决定将孩子送回医院接受治疗，即使婴儿变成了一个植物人，他也会承担起作为丈夫、作为父亲的人生责任。
《个人的体验》是在大江健三郎的人生经历基础上创作的。27岁那年，大江的长子光出生了。这对一对新婚的夫妇来说，原本是一件喜事，却给这位作家的一生蒙上了阴影。他的孩子就像小说中描绘的一样，在脑袋外面又长了一个脑袋，即使经过手术，也要带着终身的后遗症生活。同年夏天，大江健三郎去了广岛，参加了原子弹在广岛爆炸后的调查走访。他采访了很多爆炸中的幸存者，也亲眼见到了死亡之地的凄凉。
在这两起重大事件的基础上，大江的思想经受了难以名状的苦闷和震撼，他开始思考关于“死亡”的命题。在个人之死，比如残疾儿子光的死亡，和人类之死，比如全人类面临的核武器爆炸之死之间，个人到底要秉持什么样的态度生活？无论是残疾儿童的诞生，还是发生人力无法抗拒的灾难，面对这样的巨大打击，人应该怎样生存？
小说中的父亲鸟，可以说是现实中的大江本人的写照。鸟在面对刚出生的畸形孩子时，内心产生的巨大震撼，正是大江曾经经历过的。鸟酗酒，逃避现实，在意志恍惚的世界里寻找精神寄托，承受来自岳母和妻子的无形压力，周围人的关心和同情都变成了嘲讽……这些都是大江的亲身经历。
作为自我的存在被异常婴儿的出生全部否定，无法面对残酷的现实，极力地逃避和闪躲。即使这样，现实的不可更改依旧横亘在眼前。鸟内心的种种之所以如此真实，正是因为自我消极的认定和想要在极尽丑陋的性欲中沦陷的欲望，这些都来自于真实世界的精神炼狱。
小说里，大江健三郎还为鸟设计了一个憧憬已久的世界——非洲广袤的大草原。鸟一直向往着非洲那片神奇的大陆，想要带着情人火见子去那里痛痛快快地旅行，享受天地辽阔的身心舒畅。然而此时，他在现实的逼迫下，不得不面对妻子、岳父岳母，面对那个浑身通红、像煮熟的龙虾一般的婴儿，面对那些道貌岸然的医生和护士。
一冷一暖的世界，在鸟的内心造成了强烈的反差。他无法逃离，又不愿面对，唯一的心灵安慰便是威士忌和情人的体温。可是，只要一想到那个延续他生命的脑疝婴儿，他就不由自主地开始体验彻头彻尾的痛苦，此时此刻，弥漫在他世界里的没有其他，只有绝望。
大江曾经说过，面对这样的情况，“无论自己曾受过的教育还是人际关系，抑或迄今所写的小说，都无法支撑起自己。和所有看上去生活美好却选择自杀的人一样，肉眼所能看到的东西，并不足以支撑一个人的存在”。
可以想见，一个23岁就登上文坛，长久以来备受瞩目的作家，原本生活美满，前途大好。突然有一天，上帝跟他开了一个玩笑，降给他一个考验人性的命题。这时他才发现，即使生活中的其他所有部分都完好无缺，甚至都是完美，也无法作为本身存在的支撑。他需要重新叩问内心，继续找到一个让自己活下去，让生命进行下去的理由。
大江健三郎在《个人的体验》发行时曾说过：“当时，我试图通过创作这部小说来确认一个事实——与智力发育缓慢并患有智障的孩子共同生活下去，那就是自己今后的人生！”可以说，当作者为小说安排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让鸟下定决心和孩子一起生活时，他同时也在不断强化自我内心的决定。
小说的最后，鸟对岳父岳母说了从医生那里听来的话：“那孩子如果最终可以自己设法吃饭、自己去洗手间，或许就能够成长起来。这样一来，也就能够存活下去了。”大江在让鸟下定决心的同时，也顺利地写完了最后三个页码。思想的流畅让他觉得一切自然倾泻，如同水流一般自在地写了下去。
《个人的体验》获得新潮社的文学奖后，评委会的委员对故事的结尾都持否定的态度。其中龟井胜一郎说：“结局处鸟的转变实在是太容易了；对平安取回孩子，脸上露出晴朗表情的鸟的描写，暴露了作者宗教的或道德的怠慢。”作家三岛由纪夫也强烈地批判说“这是一部必须以大团圆收尾的那类小说”。不过，二十年后，评论家笠井洁分析认为，当时《个人的体验》之所以引来众多的批评，因为这种认识和行为上二律背反的命题，正是当时20世纪作家们百思不得其解的。
在小说中，大江给出了他自己的人道主义。经历生存的困境之后，他悟出了“小说必须给人以勇气，必须鼓舞人向上进取”的写作宗旨。他坚持用文学去唤起“个人救济的尝试”，从而唤起“人类的救济”。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个人的体验》遭受那么多的批评，他也没有对小说的结尾做任何修改。后来，一家美国的出版社在出英文版本时，同样要求对最后一段进行改写，也被大江健三郎拒绝了。
正如文中所言，“一个人深入他个人体验的黑洞，终将能走到看到人类普遍真实的出口。痛苦的人终将得到痛苦之后的果实”。一个作家的作品不仅要符合它的内在逻辑，也要包容作家所赋予的人性逻辑。就像萨义德说过的那样，“由于这是人的问题，因此我相信，如果放上一段时间，就会在明亮的方向上看到解决的征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