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获奖理由：由于他重要的著作，在这著作中他以明察而热切的眼光照亮了我们这时代人类良心的种种问题。
主要作品：《局外人》、《卡里古拉》、《西绪弗斯神话》、《鼠疫》、《尼采与虚无主义》、《堕落》
没有艺术，我的生命将不复存在。但我从不将这艺术置于一切之上。如果说艺术对我而言不可或缺，那是因为它决不自我孤立，在与他人同等的层面上，让我本色地活下去。
——诺奖演说《写作的光荣》
任何暴君的千百万军队都无法将一个作家从孤独中拯救出来，尤其当这个作家同他们的步调一致的时候。相反，一个无名囚徒的沉默，一个被遗弃在世界另一个角落百般受辱的囚徒，就足以将作家从流放中召回，就算这个作家身处优境，只要他不忘记这种沉默，用艺术的种种方式来彰表这种沉默。
——诺奖演说《写作的光荣》
人们向来把自杀当作一种社会现象来分析。而我则正相反，我认为问题首先是个人思想与自杀之间的关系问题。自杀的行动在内心默默酝酿着，犹如酝酿一部伟大的作品。但这个人本身并不觉察。
——《西绪弗斯神话》
院长还说个不停，但我几乎已经不听他了。最后他对我说：“我想您愿意再看看令堂大人吧。”我什么也没说就站了起来，他领我出了办公室。在楼梯上，他向我解释说：“为了不刺激其他的老人，我们已经把她转移到院里的小停尸房去了。这里每逢有老人去世，其他人两三天之内都惶惶不可终日，这给服务工作带来很多困难。”
——《局外人》
他说，“真正的出路只有一个，就在世人仅凭判断看不到出路的地方。若非如此，我们何以还需要上帝呢？我们皈依上帝，只是为了求得不可能的东西。至于那些可能的东西，人们业已得到了满足。”
——《荒谬的自由》
奥兰呈现出一派奇怪景象：行人增多了，即使不是高峰时刻也一样，因为商店和某些办事处关了门，闲着没事干的人群挤满了街头和咖啡馆。暂时他们还不是失业者，只能说是放了假。下午三点，在明朗的天空之下的奥兰简直给人以一种节日中的城市的虚假形象：停止了交通，关上了店门，以便让群众性的庆祝活动得以开展，市民拥上街头共享节日的欢乐。
——《鼠疫》
作家小传
阿尔贝·加缪，1913年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加缪一岁多时，他的父亲西安·加缪在马恩河战役中受伤，不久后在军事医院去世。随后，加缪跟随母亲移居阿尔及尔的外祖母家。母亲靠做佣人的收入将他抚养长大，因此，加缪从小就尝尽了生活的艰辛。
加缪进入小学读书后，一位名叫路易·热尔曼的老师发现了加缪的天分，并劝说加缪的家人让他继续上学。于是，加缪参加了助学金考试，并得以顺利进入中学就读。多年后，加缪依旧对这位老师的知遇之恩念念不忘。
1933年，依靠奖学金读完中学的加缪进入阿尔及尔大学攻读哲学，由于经济上的困难，他不得不以半工半读的方式生活。1934年，加缪第一次走入婚姻的殿堂，可惜一年后两人便宣布离婚。1936年，加缪从阿尔及尔大学毕业，他的毕业论文题目是《新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思想》。
大学期间，加缪已经开始从事戏剧创作和演出。他曾经创办过剧团，亲自为剧团创作剧本，他本身也当过演员。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戏剧占据了他创作的重要地位。
二战爆发后，加缪参加了反对德国法西斯的地下抵抗运动，担任《共和晚报》的主编，随后在《巴黎晚报》任编辑部的秘书。德军占领法国后，加缪主要负责《战斗报》的出版工作，还曾在阿尔及尔、巴黎、克莱蒙和里昂任记者。
1941年，加缪第二次走入婚姻，婚后和妻子育有一子一女，同年创作小说《局外人》和哲学论文集《西绪弗斯神话》。1942年6月，《局外人》出版。这部小说成为加缪的成名作，也成为荒诞小说的代表作。
《局外人》的风格介于传统小说和新小说之间，加缪在讲述人物命运的同时，还将他对哲学的概念置于小说中。故事虽然是通过第一人称诉述，但是主人公莫尔索从不分析内心的思想感情，这正是加缪坚持的“作者不介入小说、不干预人物命运、不发表议论”的创作风格。
当然，主人公莫尔索缺乏内心反思的设置更加体现出他在荒诞的世界里，对任何事情不抱任何希望，对一切事物无动于衷的态度。在接二连三的事件中，人物的姿势、对话和感觉似乎都没有必然的联系，虽然像是主人公内心的自然流露，却给人一种不连贯的荒谬之感。在一连串莫名其妙的思考中，主人公莫尔索莫名其妙地握住了枪，扣动了扳机，杀了人。
故事内容看起来荒诞无序，小说的语言却给人简单明晰，恍若阅读古典散文的感受。加缪在不动声色的含蓄语调中讲述了众多荒谬的事件，塑造了一个荒谬的人物形象，却在语言上给人极强的感染力。这种荒谬叙事和传统审美的反差，不得不让人感受又一层的荒谬。
和《局外人》同年，加缪的哲学论文集《西绪弗斯神话》在10月出版。这两部作品在欧美产生巨大的影响，也成为加缪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在《西绪弗斯神话》中，加缪借着这个古老的希腊神话，抽丝剥茧地揭示出人生荒谬的本质，在看穿痛苦的同时也看穿了幸福。
在希腊神话中，西绪弗斯受到诸神的惩罚，每天都要将一块巨石滚上山顶。可是，当石头到达山顶后，又会因为自身的重量重新滚到山脚下。西绪弗斯的工作就是辛苦地将巨石滚上山顶，然后绝望地看着它再次回到原来的地方。诸神相信，没有什么惩罚比这种徒劳而无望的工作更可怕了。
在加缪的笔下，西绪弗斯的遭遇代表了人生的荒诞，同时也代表一种赢得尊严的绝对的反抗方式。他说：“我看到他回到山下，迈着沉重而整齐的步子，走向他永远不知道尽头的痛苦。当他离开山顶，渐渐沉没在诸神的领地，他是高于他的命运的，他比那巨石更坚硬。”在加缪看来，人生的荒诞不能决定人们的幸福或者不幸，幸福来自对命运的顽强抵抗。西绪弗斯之所以是幸福的，正是因为他每天都在带着尊严反抗——直面荒诞是他唯一可能的反抗方式。
其实，生活中的每个人都是西绪弗斯。一个上班族在“起床、工作、吃饭、工作、回家、吃饭、睡觉”，第二天重复如此的生活中，和西绪弗的悲剧有什么差别？不过，大多数人尚未察觉自身的悲剧，在略带惊奇的厌倦中觉醒的人也未必找得到反抗的方法。西绪弗斯最终因为顽强的反抗获得了诸神的赦免，可惜，生活在尘世中的人类未必能够等到这一刻。
《西绪弗斯神话》被人称作是存在主义的封篇之作，它以优美如诗的语言，提出了与人的生命息息相关的一个命题——人性与神权的对抗。萨特评价说：“他在本世纪顶住了历史潮流，独立继承着源远流长的警世文学。他怀着顽强、严格、纯洁、肃穆、热情的人道主义，向当今时代的种种粗俗丑陋发起胜负未卜的宣战。”
实际上，加缪和萨特同被视为“存在主义”哲学家，虽然两位本身都特别反感这样的称呼。在哲学思考和文学创作上，两人有很多共同点，也有很多背道而驰的理念。因为两个人对哲学和现实的理解不同，最终毁掉了两人多年的友谊。
1943年，萨特的戏剧《苍蝇》在巴黎上演，在首映式上，加缪和萨特第一次相见。在这之前，他们早已经在文学上形成默契。加缪曾经在报刊上评论过萨特的小说《恶心》和《墙》，萨特则评论过加缪的《局外人》和《西绪弗斯神话》。
当然，两个独立思考的哲学家在互相佩服的同时，必然会对彼此产生不屑和隐约的批评。两人磕磕绊绊地一路走来，直到1952年，因为政见上的不和，加缪和萨特最后分道扬镳。
1952年，加缪出版了新书《反抗者》，成为引发他和萨特友情破裂的导火索。《反抗者》出版后，跟随萨特的一个年轻人发表了批评文章《阿尔贝·加缪或反抗的灵魂》，随后加缪写了针对《现代》杂志的公开信，将矛头指向了萨特。接着，萨特写了一封长达二十页的绝交信，将这场“国家级争论”闹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的论战中，加缪最后选择了沉默。论战以萨特一方的全胜告终，萨特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加缪的名誉却大大受损。从此以后，这对曾经要好的朋友再也没有见过面。
1957年，“由于他重要的著作，在这著作中他以明察而热切的眼光照亮了我们这时代人类良心的种种问题”，加缪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在名为《写作的光荣》的获奖演说中说：“二十多年荒唐的历史进程中，我茫然无助，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在时代的剧烈动荡中，仅靠一种情感模模糊糊地支撑自己：写作的光荣。写作之所以光荣，是因为它有所承担，它承担的不仅仅是写作。它迫使我以自己的方式、凭自己的力量、和这个时代所有的人一起，承担我们共有的不幸和希望。”
1960年，加缪乘坐加利马出版社的新老板米歇尔·加利马驾驶的汽车，从普罗旺斯赶往巴黎。第二天，汽车撞上了路边的大树，后又弹到另外一棵树上。同行的加利马妻子安然无恙，加利马被送往医院，五天后在医院去世。加缪则当场死亡，时年47岁。他的手表飞到了路边的田野里，指针停在13点55分。在汽车的后座上，留有长篇小说《第一个人》的手稿。
作品赏析
鼠疫
《鼠疫》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法属阿尔及利亚沿海的奥兰市是一个市容整洁、生活平淡、景色秀丽的城市。一天，奥兰市医院的主任医生里厄在他的门前发现了一只死老鼠，随后有人报告说出现了第二只、第三只……人们发现，大量的老鼠在一夜之间死去，尸体就暴露在空气中。
接着，开始有人因为发烧而死去。第一个死去的人是看门人米歇尔，随后许多人也像米歇尔一样发起高烧，迅速死去。众多人的相继死去，让市民的情绪从震惊转为恐慌。这时，里厄和他的同事才明白，这是鼠疫。二十多年前，巴黎也曾发生过鼠疫。
发现传染的疫情后，市长和医生们开始讨论这件事。不过，他们都是秘密地进行，甚至害怕谈话内容被传到过道中去。然而，几天之内，死亡的人数骤增，市民们再也无法掩盖内心的忧虑，走在街上都显露出沮丧和沉默的表情。里厄医生和他的同事决定，无论怎样，要先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尽快对鼠疫进行防治。
可是，疫情发展之猛迫使政府不得不面对现实，向市民宣布奥兰市正在发生鼠疫，并马上封锁城市。于是，一场人和鼠疫之间的斗争展开了。每个市民都意识到了处境的危险，然而依旧只关心个人的琐事，将别人的生死视作与自己无关。弥漫在鼠疫阴影下的市民们陷入了荒诞之中，他们各走各的路，各做各的事，互相毫不关心。
神甫站在神台上，希望市民不要恐惧鼠疫，或者对死者发出悲怆的悲号，而是要向上天发出虔诚的心声，对天主表达爱慕之情；其余的事，天主自然会做安排。还有一些人则想方设法地想要逃出这座灾难中的城市，摆脱对死亡的恐惧。
总之，人们在鼠疫中产生了一种被放逐的恐惧之感。暴热的天气和上升到每周近七百人的死亡数字同时出现，赶走了一切欢乐，沮丧的情绪席卷全城。在这种情况下，里厄医生和知识分子塔鲁组织起了第一支志愿防疫队。
防疫组织的成立有助于在一定范围内使人们确信，鼠疫既然已经发生，就应该进行必要的斗争。为了尽可能地不死人，让尽可能多的人不至于永远诀别，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与鼠疫作战。他们明白，这是此时唯一非做不可的事。
于是，老卡斯特尔满怀信心，使出全部力量，就地取材制造血清；失意的小公务员格朗贡献出自己的业余时间，埋头担当起卫生防疫组织的秘书工作；因为鼠疫的突发而滞留在城市里的记者郎贝尔，为了爱情正想方设法地逃出城去，然而他愿意在离开之前，跟大家一块干一阵子。一群人中，只有走私商人科塔尔例外。他幸灾乐祸，整天忙于黑市买卖。他希望鼠疫无限期延续下去，以逃避刑事的惩处。
到了8月中旬，鼠疫的黑影继续笼罩着奥兰市。个人的命运已经变得不再重要，每个人面临的都是集体的遭遇。在夏日的热浪和疫情到达顶峰的时刻，城市里的人们开始变得疯狂起来。纵火、抢劫、持枪袭击城门的事时有发生；埋葬尸体的土坑越挖越深；焚尸炉的容量已经应付不了死亡的形势；那些曾经被相思之苦纠缠最深的人早已失去了对过去的回忆，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
鼠疫让奥兰市变成了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城。几个月的忙碌后，疫情的势头不减，里厄医生和他的朋友们却早已疲惫不堪。里厄每天的工作已经从给人治病变成了断定病人是否患上了不治之症，从而判断是否需要隔离。
到了12月，圣诞节很快就来了。然而，这一年的圣诞节从福音节变成了地狱节。街道上人影稀疏，店铺里空空如也。大街小巷里充满的不是孩子欢乐的歌唱，而是患病者痛苦的哀鸣。在圣诞前夜，格朗病倒了。病情和其他人一样，发高烧，肺部深处有怪声。里厄不抱希望地为格朗注射了血清，然而奇迹出现了，格朗居然脱离了险境。同时，里厄的一位年轻女病人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
随后，政府的统计数字表明，疫情已经减弱。虽然人们不敢高兴得太早，这种出人意料的疫情变化仍然使人们的内心深处产生了强烈的愿望。最后，人们在里厄医生的带领下，终于暂时地战胜了鼠疫。
到了第二年2月，奥兰市的城门终于开放。人们举行了规模盛大的狂欢活动，庆祝这次难得的胜利。里厄倾听着人们的欢呼声，心中却沉思着，威胁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他清楚地知道，鼠疫不会从此绝迹，因为鼠疫杆菌会隐藏在各种地方，潜伏守候。有朝一日，人们又遭厄运，瘟神会再度发动他的鼠群，驱使它们选中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它们的葬身之地。他明白，这次鼠疫斗争的结束，不可能是永远性的胜利。
《鼠疫》是一部用象征手法写出的哲理小说，被看作加缪文学作品中和《局外人》比肩的代表作。虽然加缪在作品中避免直接描写法国社会，但是从商业昌盛、市民精神空虚，以寻欢作乐来消磨人生来看，奥兰市无疑是法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加缪在酝酿《鼠疫》时，正值巴黎被德国法西斯占领。加缪准备用一种寓言的形式，来反映法西斯像鼠疫一样给千万人带来的恐怖。在他看来，处于法西斯侵占下的法国人，就像遭受瘟疫、封闭在城市中与世隔绝的囚徒一样。
到了1942年，由于他的肺病复发，不得不从炎热的奥兰转移到位于法国南部山区的帕纳里埃疗养。其间，德军占领了法国南部，使得加缪和家人失去联系。这种切身的体会也被他写到了小说里。他在一篇日记里写道：“全国人民在忍受着一种处于绝望之中的沉默的生活，可是仍然在期待……”
在《鼠疫》中，加缪描写了各式各样的人物，不同的人物身上都代表着一种思想的存在。有的人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依靠理性的支配，做着改变自身，改变全局的事。有的人则从一开始的盲目变成了后来的觉醒。不管怎样，这些人看到的一切都是荒谬的，他们所处的环境、经历的人生也是荒谬的，区别就在于每个人面对荒谬的态度。
当鼠疫到来时，代表理性的里厄忙着采取防御措施、救人和处理堆积如山的尸体；老卡斯特尔忙着制造血清；神甫忙着要人们向上帝忏悔；科塔尔忙着投机倒把赚钱；塔鲁则忠实地记载着关于鼠疫的一切。
可以看出，塔鲁正是加缪本身的一个投射。塔鲁和里厄一样，都是没有信仰的人。与其让他们相信鼠疫是来自上帝的惩罚，不如让他相信人性的荒诞和偶然性。他们认为世界是荒诞的，但是为了对抗荒诞、拒绝死亡和痛苦，他们决定在行动上做出选择。行动下去，让自己做点什么，大概就是他们唯一的信仰。
里厄医生是加缪重点塑造的一个人物。他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任何空洞的理论。多年来一直从事医生工作的他，看惯了人的死亡，也看惯了世间的悲欢离合。或许因为工作的关系，让里厄在感情上有些麻木，得以在人心慌乱的时候第一个找到理性的应对方法。
书中借塔鲁之口说：“里厄振作起精神来。日常工作才是可靠的，而其他不顾一切都不过是系于毫发之上，一个难以察觉的动作就能断送掉它们。不能纠缠在这些上面。要紧的是把本职工作做好。”短短的一段话，表明了里厄应对鼠疫的态度，也诠释了加缪“反抗荒谬”的具体做法。
在奥兰市，加缪将每个人都推到了死神的面前，强迫着这些人做出选择。可是，当过去的回忆被剥夺，未来的生活缥缈不定，人被对死亡的恐惧和焦虑折磨着，人们已经不去关注自身的命运，关注任何信仰和自由的问题，爱情拯救不了生命，祈祷也无能为力。将空虚和恐惧排除在外的方法就是让生活、让做事来占领人的思想，只有行动才能拯救人们于荒谬。
和之前的《局外人》相比，《鼠疫》作为加缪后期作品中的代表，表现出作者思想上的发展和变化。加缪曾经说过：“《局外人》写的是人在荒谬的世界中孤立无援，身不由己；《鼠疫》写的是面临同样的荒唐的生存时，尽管每个人的观点不同，但从深处看来，却有等同的地方。”
的确，从《局外人》到《鼠疫》，加缪都表现出一些存在主义哲学的观点，比如世界是荒谬的，现实本身是不可认识的；人的存在缺乏理性；人生孤独，活着没有意义等。不过，加缪的哲学思想在经历战争后发生了变化：《局外人》的主人公莫尔索态度漠然到麻木的程度，连看待自己的死亡都像是一个局外人；在瘟疫到来时，《鼠疫》的里厄医生则用理性做出判断，用行动和疫情做斗争。
此时，加缪虽然依旧坚持个人主义的立场，认为个人应当是放在一切的首位。但是他发现个人根本无法做出成绩，孤军奋战只能徒劳，只有和一些道德高尚、敢于付出和行动的人一起努力，才能解决社会生存的矛盾，人类社会才有希望得到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