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上皇位的王莽开始施展他“天下大同”的理想抱负。他改官制、授爵位、变更行政区划；建立强有力的监察系统，开展反腐败斗争，高薪养廉，还是浮动工资制；推行王田制，平均分配土地，把奴婢改成“私属”，禁止买卖，实行五均六筦，搞币制改革。他弄的那套繁琐的币制，看着就让人头晕，更别说拿这种钱去买东西了。
花拳绣腿的政治改革
王莽在本质上是一个书生，他身上散发着浓厚的书生气。他之所以能够登上权力的顶峰，除了他个人和家族的因素之外，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个特殊时代的特殊社会环境的产物，是整个国家对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强烈不满，对儒家思想、往圣先贤盲目崇拜，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王莽的书生气集中表现在他照搬书本上的条条框框、食古不化上。他对儒家经典和传说中描述的典章制度、社会蓝图笃信不疑，一心想把这些只存在于书本和传说中的东西搬到现实中来。
所以，王莽一登上皇位，马上就着手进行激进的复古改革，用一成不变的书本来裁割千变万化的现实，把错综复杂的现实生活硬生生地装进几百年前诞生的儒家经典的条条框框里面，甚至只是玩弄名词、变换称呼的文字游戏，毫无实际意义。这样的改革必然是脱离实际、急躁冒进的，失败的结局也是注定了的。
官制改革是王莽建立新朝后最先着手进行的。前面曾提到过王莽登基时任命的四辅、三公、四将军等官员。这些官职就是根据儒家经典的记载和上古传说来设立的。以四辅为例，传说虞舜和夏商周三代都有这样的官职。四辅虽然是名义上的辅政大臣，领袖百官，但并没有什么实权，而是用来安置德高望重的元老的荣誉职位。
其中，太师掌管东方，负责平衡春天，保证风调雨顺，考察日影和日规；太傅掌管南方，负责平衡夏天，保证炎凉适宜，考察声音和曲调；国师掌管西方，负责平衡秋天，保证干燥适宜，五谷丰登，考察度量衡；国将掌管北方，负责平衡冬天，保证寒冷适度，储备充足，考察星象和漏刻。
除此之外，王莽还为三公设置了副职，即大司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统称为“三孤”，这是模仿周代的制度。又按照尧舜时的古制，将大司农更名为羲和（后改为“纳言”）；大理更名为作上；太常更名为秩宗；大鸿胪更名为典乐；少府更名为共工；水衡都尉更名为予虞，统称为“六卿”。三孤和六卿加在一起是九卿，九卿之下设置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王莽设置公卿、大夫、元士的根据是什么呢？并不是治理国家的现实需要，而是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的观点——“王者制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人，而列臣备矣！”他的改革是从书本出发，而不是从现实出发，散发着浓重的书呆子气。
用理论术语说，王莽犯有严重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错误。他想的是恢复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先王与贤臣们制定的古制，认为复兴了古制，就可以实现天下太平。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书本上和传说中的古制是否真的是救世的灵丹妙药，就笃信不疑、贯彻到底。这样的人在他之后的两千年中仍然层出不穷。
王莽对地方官制也进行了改革，例如郡守改为大尹，都尉改为太尉，县令、县长改为宰。其实都是改头换面，换汤不换药的文字游戏而已。
当然，王莽的官制改革也并非一无是处。例如，王莽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信访制度，在皇宫附近设立供人提供建议的旗帜、接受批评的木牌、用来鸣冤诉屈的登闻鼓。王莽还派遣官员，坐在皇宫门口接待上访的人。
王莽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动作，就是封授茅土，也就是将象征封国的茅土授予诸侯。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二月，王莽在明堂举行了盛大的封授茅土的典礼。他按照周朝的古制，将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诸侯的名额是一千八百，另有附城（关内侯）一千八百。在明堂当场接受茅土的，有公、侯、伯、子、男七百九十六人；附城一千五百一十一人；另外赐封黄帝、少皋、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夏禹、皋陶、伊尹后裔中的女性八十三人任爵。
但是，由于户籍普查和国土资源普查不到位，土地有限，授予的封土不能落实。这些徒有其名的新贵们只好到长安领工资，但工资每月只有可怜的几千钱，无法维持生活，导致这些人中有的沦为打工仔，有的则堕落为罪犯、乞丐。这是对王莽虚张声势、不切实际的复古改革极大的讽刺。
除了官制之外，王莽还对政区建制进行了大手笔的改革。长安的城郊被划分为六乡，三辅地区（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则划分为六尉郡；洛阳的郊区被划分为六郊州，河东、河内、弘农、河南、颖川、南阳统称为六队（读遂）郡。长安、洛阳五百里以内的地方称为内郡，其他地方则称为外郡，另外还有边郡，全国共一百二十五郡，重新划分的九州之内有二千二百零三县。郡县的数目大量增加。
由于行政区划的大幅变更和郡县名称的频繁变易，把人们弄得晕头转向，就连皇帝的诏书上都得注明新旧的郡县名称，怕人们搞混了。王莽希望将整个帝国划分得如同棋盘一样整齐划一，符合他胸中的理想蓝图，与经典和传说中的天下格局保持一致。但调整行政区划关系到方方面面，千头万绪，是一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进行得如此草率和急于求成，不是无法落实，就是徒增烦恼，人为地制造混乱。
绞尽脑汁反腐败
王莽本身为官清廉，严于自律，所以上台后，打击贪官污吏是势在必行。王莽重视监察制度，在中央层面设置了司恭大夫、司从大夫、司明大夫、司聪大夫、司睿大夫等监察官员；针对地方的监察，王莽设置了部监二十五人，每个人负责监察五个郡；另外，还有中郎将、绣衣执法等负责中央对地方的监察；在郡县里，还设有执法左右刺奸。
但这些监察官员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遏制贪官污吏，反而与贪官污吏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王莽大失所望，情急之下，决定自己把一切工作都抓起来。政府所有的机要部门、国库和负责钱粮的官员，都由他身边的宦官来管理；下面送上来的密件，由宦官当着他的面拆封。
靠一个人的力量来驾驭一个庞大的帝国，谈何容易。王莽经常要熬通宵，但还是处理不完繁杂的政务。以至于地方上来请示工作的人，要在长安滞留几年，还等不到答复。首都卫戍区的士兵们三年都不能换防。一手抓的结果就是政府几乎瘫痪了。
这招不灵，王莽又出新招，绝对有超前意识的“高薪养廉”，而且是别出心裁的“浮动工资制”。天凤三年（公元16年）五月，王莽宣布实行新的俸禄制度，大幅度地提高各级官吏的工资待遇。按照新的俸禄制度，官吏的工资被划分为十五等。最低级的幕僚的俸禄是一年六十六斛，而俸禄最高的四辅则是一万斛。
王莽还别出心裁地规定，官员俸禄的发放情况与老百姓的收成挂钩。如果老百姓获得丰收，官员们就能拿到全额工资；相反，如果发生灾害，庄稼歉收，官员的俸禄也递减。这种浮动工资制是要表明朝廷与百姓同呼吸、共命运。同时，也是督促各级官员勤政爱民，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由此可见，王莽在廉政、勤政建设上真是用心良苦。
遗憾的是，高薪养廉也无法满足一些官员不断膨胀的贪欲，特别是由于连年灾害，官员们拿不到足额的俸禄，纷纷贪污受贿，谋取不法之财。天凤五年（公元18年），眼看着高薪养廉制度达不到应有的目的，王莽忍无可忍，决定采取铁腕手段打击贪官污吏。
这一年，王莽下令彻查从始建国二年匈奴寇边以来，军队将领和边郡官吏贪赃枉法的情况，将他们积累的不法财产的五分之四没收，充作军费。这次肃贪行动的声势很大，负责的官员在帝国境内往返奔波，发动下级军官告发高级将领，甚至鼓励奴婢揭发自己的主人。可惜，这种暴风骤雨式的肃贪行动只能奏效于一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贪污腐败问题。风头一过，贪官污吏继续横行无忌，瓦解着帝国政权的大厦。
虎头蛇尾的经济改革
与政治领域的复古改革相比，王莽在经济领域的改革同样激进和大刀阔斧。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他推行的“王田制”和改奴婢为“私属”，禁止买卖的改革措施。
早在王莽当“假皇帝”的时候，就搞过局部的王田制实验，效果应该不错。所以，王莽正式登基后，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行王田制。所谓王田制，就是古老的井田制。按照孟子的说法，“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王莽对这种“圣王之治”充满了向往。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刚刚登基的王莽就颁布诏令，宣布：“在古代，八家共同耕耘一块井田，一对夫妇分有一百亩田，税率是十分之一。这样一来，就可以实现国泰民安，到处都听得到赞誉声。这是尧舜提出的政策，夏商周三代都遵行的……
“从前，我担任宰衡的时候，就曾经下令将国家的公田根据人口的情况规划成井田，所以，上天降下了嘉禾的吉兆，但因为发生叛乱而暂时中止。现在，全国的田地都要更名为‘王田’，奴婢要更名为‘私属’，禁止买卖。男性不满八人的家庭，占有的田地超过一井的，要把多出来的部分分给亲属和邻居。无田的人要按照规定分给田地。
“谁敢反对圣人开创的井田制，目无王法，蛊惑人心，就采用虞舜惩罚四凶的办法，将其流放到最边远的地方。”
王莽是希望通过推行井田制，彻底摧毁导致流民四起、社会动荡，对帝国威胁最大的病灶——土地兼并，从而改善民生，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实现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但由于豪强地主的反对，王田制和禁止买卖奴婢的法令无法推行。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王莽不得不放宽了禁令；地皇三年（公元22年），新莽政权垮台前，王田制和奴婢买卖禁令被彻底废除。
“五均六筦”是王莽推行的另一项重要经济干预措施。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王莽下诏，推行赊贷、“五均六筦”等经济干预政策。
所谓赊贷，就是老百姓急需用钱的，可以向官府借贷。因为祭祀借款的，借贷期限不超过十天；因为办理丧事借款的，借贷期限不超过三个月。老百姓想自己创业，做买卖的，如果没有本钱，也可以向官府借，年息十分之一。赊贷的目的是限制高利贷者的盘剥，解决贫困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急难，改善民生的初衷是好的。
“五均六筦”中的五均是指，在长安以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五个大城市设置五均官，长安的东西市令和其他五个城市的市长担任五均司市师，下属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五均官根据一年四季每个中月的情况，核定商品的上、中、下三个档次的价格，在这个基础上制定货物的平价。
老百姓的商品如果滞销了，由官府按照本价收购；一旦物价上涨，超过平价的百分之一，官府就按平价出售商品。物价低于平价的，官府不加干预。这样做的目的是平抑物价、稳定市场，保护那些本小利薄的中小工商业者。
六筦则是对酤酒、食盐、铁器、铸钱、名山、大泽等由政府专营。这些政策的初衷虽然是加强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增加赋税，改善民生，但由于用人不当和执行不力，结果却适得其反。这些措施在执行的过程中被扭曲，反而加重了老百姓的税负，使一些富商有机可乘，操纵物价、牟取暴利，官员则贪污受贿、中饱私囊。
币制改革是王莽经济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王莽在居摄二年（公元7年）、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天凤元年（公元14年），先后进行了四次币制改革。
以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的第三次币制改革为例，这次的币制改革称为“宝货制”，共包括五物、六名、二十八品。五物是指金、银、铜、龟、贝；六名是指金货、银货、泉货、布货、龟货、贝货；二十八品是指黄金、普通银、朱提银、小泉、幺泉、幼泉、中泉、壮泉、大泉、小布、幺布、幼布、序布、差布、中布、壮布、第布、次布、大布、子龟、侯龟、公龟、元龟、贝、小贝、幺贝、壮贝、大贝。
这么复杂的名目，让人看着都头晕，更别说熟练地使用这些流通手段了。由于币制本身的换算困难、使用不便、信用不高以及民间盗铸成风，富豪从中渔利，破坏新币的信誉，导致币制改革一次次失败。偏偏王莽又非常地重视币制改革，把它视为自己宏伟的复古改制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为了彻底抹去西汉王朝的痕迹，所以，为了推行新币，他出台了苛刻的法律。
大家出门远行的时候，除了要携带通行证之外，还要携带新币，否则的话，旅馆不提供食宿，关口要严加盘问。大臣们要进宫找王莽汇报工作，也必须携带新币，否则连门都进不了。这些让人啼笑皆非的措施也无法改变币制改革注定要失败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