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元璋制定的《大明律》中，有许多新奇的发明创造，有些酷刑连桀纣都自叹不如。朱元璋杀贪官，杀得最后无人办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聪明的朱元璋实行了“戴死罪”的方法，换句话说，你的人头先寄在我老朱家这里，戴着手铐先回去办公吧！
有人分析，朱元璋可能有仇官仇富的心里，虽然当时朱某人已经是天下最大的官、天下最富的人，但他念念不忘过去的经历。只要有机会，就会发泄他对富人对官僚的仇恨心理。
从老朱的经历我们得出一个做人道理：不要活在过去，活在现在和未来，人才能幸福。
空印案：一场波及全国的冤案
明初有四大骇人听闻的大案子：胡惟庸案、郭桓案、空印案、蓝玉案。
这里要讲的是空印案，这个案件几乎将所有的官员都卷进去了，在历史上相当罕见，更加罕见的是这么大的案子居然是个冤案。当然，如果论起死亡人数，这个案子在四大案里又是受灾最轻的。
这个案子发生在洪武九年，起因是这样的：地方官每年都要派人到京城报告地方的财政账目，账目经户部核实之后，地方一年的财政计划才能宣布完结。如果账目和户部的不一样，哪怕只有一个小数点的差别，也要重新做账。不过这里面有一个麻烦的地方，重修的账本必须盖上地方的衙门印章。也就是说，如果你来到了京城，发现账目不一致，必须得回到原地方重新盖章。
这个规定在现代比较合理，但在当时是耗时耗力的事情。当时没有火车，更没有飞机，去一趟京城要花上一两个月。一来一去耗费的时间更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官员们开动脑筋。
他们终于想出了一个省事的好办法，他们发现造成麻烦的主要是印章的问题，纸笔到处都有，账目错了改就是。但是印章必须放在地方官那儿，地方官每天都有需要事情要处理，一刻也离不开印章，所以你到京城报账的时候不可能把父母官的印章也带去。
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在空白的账册上盖印，到时账目出错重抄一遍就是了。
这在当时的官场上，已经是一个潜规则了，地球人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唯独一个人被蒙在鼓里。
然而很不幸，这个被蒙在鼓里的人就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朱元璋。有时候真不知道朱元璋的那些特务们是干嘛的，但这个也好理解，他们也被卷入其中，也是涉案人员。
这事其实并不是什么大事，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有益的改革措施，节省了帝国的行政运作成本。但是，朱元璋偶然得知这个消息后，并不这样想。他很愤怒，万万没有想到这些官员居然这么不把自己放在眼里，光天化日之下搞这种勾当。
于是，他派遣官员进行调查。其实，这事没啥好调查的，调查的官员和被调查的官员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论理，调查的人如果把情况如实地向朱元璋禀报，事情可能不会有那么严重。但这些人很害怕，朱元璋的手段出名地狠，大家都吓得不敢说话。
一个简单的事情因为对权力的恐惧变得如此复杂。眼看就要酿成大祸，这时终于站出了一个敢于说话的人。
这个人不是官员，只是一个老百姓，读了一些书。他叫郑士利，一介平民，给朱元璋写了一封长信，解释了事情的整个前因后果。当然了，郑士利也是个聪明的人，他知道自己虽然解释得很清楚，但仍有可能让朱元璋有受辱的感觉，便在信的最后为朱元璋开脱：皇帝你也是为百姓好，怕贪官污吏利用空印作奸犯科。
郑士利的意思是这事情是一场误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朱元璋慢慢也明白了事情的真相，但是他绝不会这么算了的，一方面是由于对于官员他从来就不信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内心深处那化不开的仇恨。但是，最关键的还是这些人无视自己的权威，事情虽然是小事情，但是蔑视朱元璋的权威却是不可饶恕的。
所以，朱元璋决定给官员们一点颜色看看，但这事情是不好处理的，因为作案的官员太多。总不可能来个集体大清洗吧！朱元璋就是朱元璋，他的方法总是独特的。
朱元璋首先把郑士利流放，谁让你多嘴，郑士利应该感到幸运，流放对朱元璋来说已经是最轻的处罚了。然后把户部尚书和各省各地衙门的掌印官全部处死，当时全国有十三个省，一百四十多个府，一千多个县，换句话说，这些部门的正职全部处死，副职杖刑一百后充军。此外，那些言官也跟着受罚。
这次杀了几千人，有许多清官也在冤魂中，比如方孝孺的父亲方勤因为是正职，走上了黄泉路。当然，这个案子和胡惟庸案比起来还是小巫见大巫，朱元璋毕竟没有杀掉所有官员，而是轻重主次有所不同，让官员们记住一个道理：官职越大，责任越大。
但这样也造成一个问题，以后谁还敢当大官。
朱元璋这次大开杀戒，很多人表示不理解，其实没什么深刻复杂的道理。很简单：天下是我朱元璋的，凡是藐视我朱某人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之后，朱元璋下了一道更恐怖的命令：今后凡是贪赃枉法的，不分轻重，一律处死。换话说说，贪污一文钱也是死。其实，这个命令已没有意义了，不会有人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去贪图一文钱。
批量杀贪官，装疯成时髦
尽管朱元璋对贪污的惩治无所不用其极，但是贪污腐败的现象还是层出不穷，小贪就不用说了，甚至在洪武十八年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大贪。这样的大贪我们现在已经见怪不怪，但是在洪武年间可以算得上超级巨贪。
这个贪官叫郭桓，是个户部侍郎，他与按察司官吏赵德全等人玩弄一些钱权交易。朱元璋得知郭桓贪污案，首先感到的不是愤怒，而是震惊。让我们来看看郭桓的贪污数据：
第一，郭桓将太平、镇江等府的赋税中饱私囊，在朱元璋时代，贪污一点银子就是死罪，整个府整个府地贪，这……朱元璋傻眼了，他不得不承认天下确实有胆大包天的人。
第二，郭桓还和腐败官员们私分了浙江省的秋粮，秋粮就是秋天征收的粮食，郭桓征收了450万石粮食，给了朱元璋一些零头。
第三，郭桓巧立各种名目，征收了多种赋税。
最后算出总账，郭桓一共贪污了2400万石的粮食。这个数字太庞大了，庞大到连朱元璋都站立不稳。郭桓是死定了，现在关键是查出所有涉案官员，一定要把这种无法无天的事情打压下去。
郭桓究竟有多少同党呢？六个部门的大多数官员都是他的同党，朱元璋又一次无语了。这一次情况有所不同，朱元璋除了每个部门的高级官员外，其余全杀了。换句话说，一个部门只剩下部门和两个副部长。他为什么不将部长和副部长杀掉呢？理由很简单，他总不能让全国所有的部门都变成空墓，还得有人办公啊，哪怕是象征性的。
杀完之后，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每个部门里只剩下两三个人，部长们真正体会到了光杆司令的感觉。如果说只杀了这么多人，还不是十分极端，毕竟这些官员大多数确实犯罪了。
地方官员也不能幸免，中央官员被杀一下，立刻查到省级官员上，涉嫌贪污的省级官员，杀。省里查完之后，查府里，好，发现贪污的，杀。府里查完后，该县里了，杀。县里查完后还没结束，一些作弊的富户和粮长也杀。
合算起来，最后杀了三万多人。这一次批量屠杀不仅是对贪官的极端惩治，也让百姓中的中产阶级破产。
当然了，很多人对郭桓案提出了怀疑，因为郭桓贪污的数目实在是太大了，等同于明朝一年的收入。郭桓不太可能贪污这么多。而且郭桓贪污的时间距离朱元璋屠杀胡惟庸一派不久，除非他真是吃错了药，敢这么胆大妄为。还有，贪污的事情总是人知道的越少越好，郭桓贿赂了各个部门的官员，这不是自己找死吗？
所以，这个案件还得从朱元璋身上分析，郭桓肯定是贪污的，否则朱元璋也不会找上他。但这个案件也一定经过扩大化处理，朱元璋为什么要这样做？恐怕还得从心理上解释，朱元璋少年、青年时承受了太多的痛苦，这些痛苦多是贪官、地主造成了，虽然朱元璋当上了皇帝，但这种痛苦始终不能抹去，所以定期需要发泄。杀官僚就是最好的发泄方式。
朱元璋以一种神奇的方式结束了郭桓案，他将此案的主审法官吴庸杀了，法官和犯人都死了，这事才算功德圆满。
这事一结束，当官的个个就像惊弓之鸟，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官员们每次上朝都要跟家人举行告别仪式，亲亲老婆，亲亲孩子，然后说出感人的话：“希望今天晚上还能见到你们，亲爱的家人。”
然后，老婆递过来一张手绢：“擦擦眼泪吧，相信生活，好人一定有好报的，不哭！”
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之下，有些官员虽然没有被杀，但天天担心自己某天脑袋不保，于是，提出告老还乡，回家种田。他们满以为这个要求朱元璋应该不会拒绝，他们错了。
朱元璋毕竟是朱元璋，你们他妈的不想做官，不是看不起我老朱吗？你们个个想开溜，人们怎么说我老朱？以后，别人说我老朱做人太苛刻，连官都没人做，这个名声不好。不行，你们得继续做官。
朱元璋给那些不想做官的人定了一条诽谤罪：一些奸诈贪婪的小人，故意诽谤我大明朝，说在朝廷里做官难。听到没有，不想做官就是诽谤朝廷，现在留也不是，走也走不了，这些当官的也真可怜，就像没有归宿的蒲公英一样，只好过着有一天没一天的日子，就这么纠结着呗！
当然，这些人之所以能当官，说明他们脑子还是聪明的。为了解决脑袋和工作的矛盾，他们想出了一条绝招：装疯卖傻。
朝廷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神经病越来越多了，这些人好像突然被感染了疯病一样。这些戴着官帽身着官服的士大夫突然之间，像个白痴一样流着口水，眼睛直愣愣地盯着一只苍蝇，或是像猪一样在泥地里打滚。这些可怜的人为了多活几年不惜丢弃一切尊严，再次证明了生命诚可贵的道理。
忽然看到这么人发疯，朱元璋感到不可理解，朱元璋是何等精明的人，他能相信吗？但是有时候却不由他不相信，因为这些装疯的人表演得太逼真了。
比如，有一个叫袁凯的监察御史，一次朱元璋交给他一个任务，把处决犯人的名单交给朱标。这个工作看似非常简单，好像只不过是一个送快递的。袁凯也是这样想的，当一回快递员有什么了不起的，可是涉及到政治一切事情会变得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