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站起来，恭敬地说：“鄙人奉孙中山先生和参议院之命，特来向先生成交选举状和孙先生的亲笔书信，敬请先生到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元培等对先生荣任大总统表示衷心地祝贺！”
袁世凯起身接过选举状和书信，微笑地说：“孙先生和参议院的盛情，鄙人感激不尽。各位专程来迎接，鄙人也非常感激！”
蔡元培又说：“先生德高望重，四海之内人人景仰。孙先生代表南京政府，热切盼望先生亲自到南京，为国家主持大局。江南的百姓正翘首等待先生呢！”
袁世凯呵呵笑道：“我很希望去南京，和孙先生共谋大局，也和诸君一起商量怎么治国。只是现在北方的形势不稳，还需要我在这里维持秩序。”
蔡元培知道袁世凯在打官腔，强调说：“关于国都一事，以后大家可以慢慢商量，我相信这事情一定能得到妥善的解决的。”
袁世凯礼貌地点头：“是的，我相信你们。各位远道来北京，也辛苦了，今晚好好休息，明天我为诸位洗尘。”
蔡元培等人告辞后，晚上各界人士轮番造访，东一句西一句，但东西不离正题，意思都是说袁世凯千万不能离开北京，袁世凯一离开北京，就会发生乱子。
第二天，蔡元培拜访袁世凯时，开门见山地问：“不知道先生对于南行一事，是否考虑好？”
袁世凯沉吟片刻，捻须说道：“我已经考虑好了，没问题。我们现在正在商定留守北京的人选，敲定之后，我立刻和诸位一起南下。”
书生意气的蔡元培听到这个消息，很是惊喜，他没想到袁世凯居然答应得这么爽快，喜道：“这太好了，袁公能为国家出力，这是万民的福气啊！”
事情发展得很顺利，袁世凯这么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当然不能随便食言。
为了庆祝民国成立，北京市决定庆祝三天，这三天晚上举行提灯游行，再加上元宵节马上到了，百姓和士兵们都很欢腾。
晚上，街上到处是提着彩灯的人，气愤非常欢庆，看热闹的人到处都是。
事情就发生在最后一天的灯会上，八点左右，当灯会进入高潮的时候。朝阳门外放了几炮，震彻夜空。
百姓们以为是礼炮响了，很多人拍手欢呼。有人却怀疑地说：“不对啊，礼炮不是这种声音。”
就在情绪开始出现骚乱的时候，忽然街上冲出来一队持枪的士兵，他们大呼：“袁宫保马上就要走了，以后没人管我们了，大家快抢啊！”
这些士兵们大声喊叫着，还朝天开枪，把老百姓吓得一个个逃回家。士兵们冲进大商号里，疯狂地敛财。许多商铺纷纷关门，京城内人心惶惶，都说发生兵变了，又要打仗了，有人祈求老天：“千万不要让袁宫保走啊！”
功夫不负有心人，袁世凯是个有心人。兵变的骚乱很快扩大，蔓延到天津、保定等地方，这些地方都是袁世凯的势力范围。蔡元培等人的招待所附近也是枪声大作，最糟糕的是日本人见北京出了乱子，立即调了1500人到北京，借口保护侨民的安全。
这事发生后，袁世凯理直气壮地对蔡元培一行人说：“现在北京局势很不稳定，去南京一事，只能从长计议了。”
事变很快就平息了，袁世凯“查明”兵变的起因是由于曹锟的军队欠饷导致的，这事的幕后主谋到底是不是袁世凯，已经无从可考，断案讲究证据，没有证据只能陈述事实。
不过，显然这次兵变的受益人是袁世凯，他不用去南京了。不久，又有好消息传来，临时政府的副总统黎元洪致电袁世凯，表示拥护在北京定都，北洋方面和南方革命军的一些将领也纷纷发来电报支持定都北京。
孙中山无计可施，只得咬牙同意定都北京。
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外务部礼堂，正式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就职的第二天，孙中山仍然以大总统的身份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就任典礼结束后，秘书梁士诒问袁世凯：“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大总统就任后有什么打算呢？”
袁世凯笑答：“以前新朝开始，总要对臣民表示一下恩泽。呵呵，我这个新总统，也不能不表示一下啊！这样吧，今天给我下粮道命令：一是天下大赦，宣布今天以前的罪犯，除了杀人犯和强盗之外，其他的一律释放；二是豁免钱粮，今年以前的税粮，百姓没有缴纳的，一概免除。”
听袁世凯的口气，分明是把自己当成皇帝，哪里是总统。
梁士诒恭维说：“大总统真是英明啊，两件事都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没有半句空话。”
领导一个穷政府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民国成立了，共和貌似实现了，但实际情况一点也不容乐观。
各党各派都打着国家的大旗为自己的集团谋私利，真正为国为民的打着灯笼也难找。乱世是趁火打劫的最好时候，许多人地痞小霸王摇身一变就是革命党，为了争夺地盘和税收不惜重磅出手。你也是为革命，我也是为革命，到底什么是革命大家并不认真去想，总之有钱有枪就是理。
在上海，同是革命者的陈其美暗杀了陶成章；在长沙，民政部长谭延闿杀害都督焦达峰，走向湖南都督的位子；在北京，黎元洪借刀杀害张振武。类似的事情太多了，袁世凯当上总统后对这种混乱的局面仍然没法控制。
各省口头上听命于中央，但私下里各自为政，你玩你一套，我玩我一套，有的甚至公然和中央政府作对，私自扩军。
这些地方革命头领说白了就是一些军阀，他们只认枪杆，不懂经济。各省内物价飞涨，纸币贬值，地方政府听之任之，只管保护好自己的地盘。各种势力相互对抗，有了矛盾就是枪杆子解决。
在西北、东北、蒙古一带，满清的一些宗社党仍然图谋东山再起，虽然成不了什么气候，但得到日本的秘密支持。外蒙古这时候也出了状况，活佛呼图克图见南北对抗，公开宣布不再对北京俯首陈臣。沙俄唯恐中国不乱，居然在国际上承认外蒙古独立。接着，沙俄又出兵攻占了新疆的伊犁。
西藏那边也没有消停，英国借口保护侨民，派兵进入西藏，也在或明或暗地加速分裂西藏。
袁世凯虽然是个强人，但他是否真有能力收拾这个烂摊子呢？
从历史上看，他失败了。不过，当时他可是雄心勃勃地想“飞下九天拯鸿哀”，这是他年轻时写的一句诗，没想到还真有这个机会。问题是，他能拯救得了吗？
做一国元首是个相当累的活，这点我们可以从各国领导人的作息时间和日程表看出来。
为了把国家治理好，袁世凯很拼，每天他起得很早，睡得很晚。袁世凯是个精力旺盛的人，但他还是觉得时间不够用，每天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他把时间的发条拧得很紧，常常感觉有一根鞭子在抽打着自己：要做得更好，要做得更多。
治国最头疼的问题还不是建设，当时的形势，内部矛盾是最难处理的。各种势力纠结在一起就像一个打了死结的麻绳，很难做到各方面都很满意。
做了一国当家人后，袁世凯才发现治国就像养家，没钱连锅都揭不开。政府的主要财源靠税收，地方政府把这条路堵死了，税收大部分被截留，象征性地交一点给上面。地方政府虽然不愿交钱，但是碰到疑难杂症全部都送到袁世凯的案头。
袁世凯执政最初两年，中央政府每月的开支大约在2400万元左右，但收入只有1000万元。财政赤字红得透亮，只能靠借外债艰难度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