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以忠心赢得信任
凡办公事，须视如己事。将来为国为民，亦宜处处视如一家一身之图，方能亲切。
——引自《曾国藩嘉言·修身篇》
没有哪一个领导者会喜欢不忠之人，不管是士兵之于将帅，还是群臣之于皇帝，不忠是最不能饶恕的品质缺陷。曾国藩是汉人，虽然朝廷在他位高权重之时一直保持警惕，对他怀有疑心，但是他以自己的忠诚赢得了朝廷信任，也就获得了平安。
曾国藩踏入仕途时，整个官场已经是暮气沉沉了。咸丰皇帝登基后，下诏求言，对很多官员来说这不过是个过场戏。但是年轻气盛、一心以天下为己任的曾国藩认为，这是革除官场积习的大好时机，于是他接连上了几个奏折，但是并无实际成效。曾国藩认为自己的一番肺腑之言没有引起皇帝的重视，更是愤懑，于是又上了奏折，这次批评的对象直接指向了皇帝本人。 第一条是“敬慎”，皇帝只注意细枝末节，而不顾国家大事，没有全局远大的目光，如此一来臣下也就随之着眼于琐碎之处了；第二条是“好古”，皇帝钟情典籍、读书习字，本是好事，但也会流于附庸风雅，而且不重视别人的新见解；第三条是“广大”，皇帝知识渊博，见识超远，但是若不学习就会容易刚愎自用，不听旁人之言。
这份奏折措辞激烈，曾国藩自己也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折子初上时，余犹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他认为自己的忠心日月可鉴，把生死早已置之度外。
咸丰皇帝看了之后果然大怒，立刻召来军机大臣，要将曾国藩严惩不贷。曾国藩会试时的房师季芝昌恰好正在旁边，为他求情说“这是臣的门生，向来愚戆，请皇上宽恕。”尚书祁隽藻也一同叩头求情。咸丰皇帝毕竟不是一个昏君，再次阅读之后，也看出了曾国藩的一片忠心，后来不仅对他“优诏褒答”，还说“敢言必能负重”。
明白事理、懂得厉害关系的领导者，知道唯有像曾国藩那样忠心耿耿的大臣，才是真正在为自己的利害打算的，因此能够信任地把关系重大的事情交给他去负责；而那些以谄媚之道待主的人，只能够得一时之欢心，而且聪明的领导者就算情感上喜欢，也未必会把重要之事交由他们处理。
曾国藩给皇帝的第一印象就是绝对的忠心。如果皇帝能够放心，那么他就可以去做事了，一展宏图也是指日可待。试想，一个人纵然才华盖世，但是如果不为朝廷信任的话，又怎能得到重视呢？而且恐怕才气越高，猜忌越盛。曾国藩的这一步，为他日后的成功作了良好的铺垫。
明朝有以骂皇帝出名的清官海瑞，他以死上书，批评嘉靖整日迷于道术，不理朝政。嘉靖虽怒，但是也知道他是个忠诚之人，只是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便将他投入了监狱，嘉靖死后方才出狱。海瑞的此举为自己赢得了民间和朝廷的敬仰，此后一再受到重用。
曾国藩和海瑞一样，都以对家国负责为忠，所以才敢一再上疏。在此后的仕途中，曾国藩也是以自己的忠心，一次次化解了清廷的怀疑，尽忠报国，最后达到了事业的高峰。
5．明“识”乃成功之基础
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
——引自《曾国藩家书》
什么是成功的基石？一千个人会给你一千个答案，但是这些答案中一定有一些是重叠的。我们总是看到那些成功人士，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例如他们怎样由一贫如洗变成百万富翁，怎样由一文不值变成使人崇拜。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无论他们谈论的内容是什么，他们都在无形中突出了自己是因有先见之明，才取得成功的。
见识，其实是一个人成功所必需的事项之一。何为见识，就是你要做到明晓大体，能够窥一斑而知全豹，这无疑是很难做到的。有人也许会说，上天肯定在造人的时候不公平，我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上天忘记将这一点放进我的脑袋里了。其实要做一个有识之士并非难事。每个人在出生时，就都被赋予了发现的双眼，只要你善加利用，就一定能够做到。
曾国藩认为如果要做一个有识之士，就必须要达到一个“明”字。这个字既是光明的明，也是明白的明。翻开词典，找到这个字，你会看到很多解释。但是有些时候，字并非字面上看上去那么简单。就拿这个“明”字来说，曾国藩在不同的方面，赋予了它许多不同的含义。作为一个官员，治国就必须要为你的百姓负责，你要做到明，也就是明达公正；在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时，你更要明，聪明机敏，明哲保身。你要为你的国家尽忠，所以在鉴别选优人才上，要有识人之明。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对于你自己，在修身养性上，要有自知之明，要懂得知晓天命。简单地说；就是要想做个有见识的人，首先要学会认识你自己。
一个连自身都看不清的人，怎么能够指望他参透人性，豁达于世，怎么能期待他从细微之处推断未来的发展呢？其次在认识自己之后，要能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试着运用最适宜的方法来解决不同的问题。等你做到了前两点，自然而然就能够做到远见有识了，更能够顺势而为，取得成功。
例如秦朝时期的叔孙通，就是个非常有远见的人。四朝为臣，每一朝都能够美名扬世，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叔孙通起初在秦朝当官，当他知道秦二世的寿数已经到头了便赶紧溜回了老家山东。这时，山东已被楚占领，叔孙通就投归了项梁。项梁败死后，又跟从了楚怀王。项羽杀死楚怀王后，叔孙通就顺便侍奉了项羽。汉二年（公元前205年），刘邦率诸侯攻占彭城，叔孙通见势就归顺了刘邦。
第一次拜见刘邦时，叔孙通峨冠博带，十足的儒生打扮。刘邦见叔孙通这般穿戴，心里就有点厌恶。精明的叔孙通立即明白了，再见刘邦时就换成了短装，一副刘邦家乡人的模样打扮。刘邦看得顺眼，心中就有了几分好感，见他很聪明，就拜他为博土。
叔孙通投降刘邦时，有一百多个儒生弟子跟随他，但他做官后却一个也没推荐，反而专门推荐那些能打仗动武的人。弟子们对此很不满，叔孙通知道后，对弟子们说：“汉王现在正在打仗争天下，你们能打仗吗？所以现在只能推荐那些能扛旗拿刀的人啊。你们不要着急，我不会忘记你们的。”
汉五年，刘邦已经平定了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刘邦废除了秦朝的严刑苛法，制度简单易行。但是昔日的功臣们常常在朝廷上饮酒争功，喝醉了就大嚷大叫，甚至拔剑击柱，刘邦很不高兴。叔孙通看到这种情况，就对刘邦说：“儒生难以进取，却可以守成。臣请皇帝征召鲁地诸生，与臣的弟子们共同制定朝仪。”刘邦说：“很难吗？”叔孙通说：“我参照古代的和秦朝的礼法就可以了。”刘邦便答应了他。
经过一番讨论、修订、演习，叔孙通的礼仪制度终于定好了，一改群臣在宫殿上的粗野行径，使刘邦真正体验到了做天子的威风——“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于是封叔孙通为太常。叔孙通看到刘邦尝到了兴文建制的好处，开始对文人感兴趣，便不失时机地向他推荐了追随自己多年的那些弟子，被弟子们誉为“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作为一位有识之士，首先你要看得清自己，其次才能够推及他人，甚至人生。一个人要懂得因时而异、因事而异，让自己适应情况的变化，在变通中实现自己的志向，这样才能够达成大事。曾国藩的一生，能够做到自省自知，遇到事情懂得由此及彼、具体分析，才能够成就大业。遇到困难，暂时不能达成愿望，他也没有选择硬碰，而是保存实力等待时机。一个人的能力有限，因为目标并不是光凭实力就可以实现的，认识自己之后，遇到问题要能做到尽量顺水推舟，等天时、地利、人和三者聚齐时，目标自然就达成了。
6．“忠”乃安身立命之法宝
以勤俭自持，以忠恕教子，要令后辈洗净骄惰之气，各敦恭谨之风，庶几不坠家声耳。
——引自《曾国藩文集》
在我们一般人眼中，“忠”与“愚忠”是同样的意思。实际上，“忠”不仅是一种道德准则，还是人生的黄金法则。以“忠”字自修，可以使我们安顿心神，培养刚强之气；以“忠”字待人，可以让我们交到挚友，互济互助；以“忠”字办事，则有一种专注、勇往直前的精神，无坚不摧；“忠”字是升迁晋职的必由之径，也是名垂史册的不二法门。古往今来，又有谁会讨厌忠心之人？曾国藩作为一个饱读经史、受儒家传统文化熏染很深的人，三纲五常在他的心自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分量。他非常重视处理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强调以孝悌为本，把“孝友传家”作为自己家族的优良传统，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曾国藩希望通过这些准则来规范家庭成员的行为，进而达到家族关系的团结和睦，从而使曾氏家族长盛不衰，香火永传。
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也是一个十分传统的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曾玉屏让子女们通晓孝敬祖先的道理。他还非常注重处理好亲族邻里的关系。曾国藩的祖母则是一个很懂得传统孝道的妇女，专心致力于事夫教子，不与妯娌们争利，忍辱负重。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因为资质不高，屡屡受到曾玉屏的责骂。对此，曾麟书的态度仍然是“毕敬毕孝”，没有任何反抗之意。后来，曾玉屏病重卧床不起，曾麟书又朝夕服侍，没有半点怨言。正是这种家学渊源的基础，造就了曾国藩这样一个封建时代标准的忠臣孝子。
曾国藩特别强调以孝悌为本，这也是“忠”在家族内部的表现形式，也就是要求家庭成员对整个家族负责，对家庭尽忠，不要做对不起家族、不利于家族稳定和发展的事情。为家族尽忠的原则，更多地强调了家族成员对家族的义务，从思想根源上杜绝了家族成员维护自己个人利益的企图。这种以牺牲个人利益来维护整体利益的做法就是几千年来封建秩序得以维护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家族不可能完全无视家族成员的存在，也要关心他们的生老病死，以此来显示家族的亲情。但这从根本上来说并没有超出家族利益的范畴。而且，在个人利益和整个家族的利益相冲突的时候，家族的成员会毫不犹豫地作出选择，牺牲个人权益，维护整体利益。这就是“忠”字的最基本内涵。后来，随着曾国藩事业的兴旺发达，曾氏家族的声望也逐渐达到顶点，此时的曾国藩不仅没有虚骄自大，反而处处谨慎小心。曾国藩在家书中不断地告诫家人不可欺凌族人，也不许欺凌乡人。
曾国藩在家庭中极力推行的孝悌同“忠”是密不可分的，治国与治家只是所治大小的不同，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在家族内部讲求孝道，推而广之，就是对国家的尽忠。
“入则孝”“出则忠”，是当时社会忠臣孝子们为人处世的基本道德规范，二者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在家族内部，从小就培养子弟们的孝道，将来走向社会，为国家尽忠，为君主尽忠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曾国藩的儒学修养很好，忠君报国的思想自然而然在他的心中根深蒂固。他极力推崇“忠义”二字。曾国藩思想中的忠是忠于君主，也就是忠于国家民族。在曾国藩眼里，君主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君主。
太平天国起义后不久，因母丧守孝在家的曾国藩，受命到长沙帮同湖南巡抚办理团练。抵抗太平军的节节紧逼。从此，曾国藩从一个知识分子逐渐转变成带兵打仗的军事将领，开始了在他一生中占有很大分量的军事生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曾国藩个人的生死已经同封建王朝的兴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奉献给清王朝，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就成了曾国藩为国尽忠的基本形式。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曾国藩严格以“尽忠报国”来约束自己的言行，激励自己不断地克服战斗中的艰难困苦。他信奉“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也就是说，作为大清王朝的一名臣子，不论君主怎么样，是否信任自己，是否重用自己，臣子都必须对君王忠心耿耿。正是依靠这一点，曾国藩作为一个汉人才得以取得清政府的信任，从一个帮办地方团练的编外人员逐步升到了封疆大吏的重要位置。手中握有军事、财政、行政大权的曾国藩，其势力所及，遍布东南半壁江山，用“权倾朝野”四个字来形容一点不为过。曾国藩之所以取得如此显赫的地位，固然跟当时清政府面临的险恶军事局面有关，更根本的还是曾国藩表现出的赤胆忠心使清政府放心让他去担当重任。
随着曾国藩地位、影响的提高，他为国尽忠的观念更加强烈。他不仅要求自己做到“忠君敬上”，而且要求他周围的人也这么做。他认为在礼崩乐坏、王道不兴的乱世，只有各级官吏都把“孝悌仁义之经”作为教化天下民众的工具，使人人都懂得纲常伦理不可违的道理，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在写给兄弟子侄的家书中，曾国藩更是屡次强调为国尽忠的大义，要求他们无论是在家还是外出远游，无论是在朝为官还是在野为民，都要关心国家大事，想方设法维护正常的封建统治秩序，维护传统的伦理道德。为此，曾国藩专门写了一副对联：
“入孝出忠，光大门第；亲师取友，教育后昆。”同治元年（1862）六月十六日，曾国荃升任浙江按察使，曾国藩在家书中恭贺弟弟的同时，告诫他“惟当同心努力，仍就拚命报国、侧身修行八字上切实做去”。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曾国藩显赫的战功带给他的不仅是声望，还有同仁的嫉妒。曾国藩作为通晓三纲五常并且以此来作为自己行动准则的儒臣，深知人际关系的重要性，深知声誉对一个人官运的影响，因此处处小心、时时谨慎。他在给李鸿章的弟弟李昭庆的信中说：
“吾两家门第太盛，人嫉鬼瞰，处处皆是危机，时时皆伏祸胎夕除却‘耐劳尽忠’四字，别无报国之道，亦别无保家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