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家正
一
孙为刚生于1952年。上帝犯了个错误，把“8”写成了“5”。就“代际”的意义讲，两代人都具有“节点”的意义。也许，都是“思而不学”（孔子的语言），但经过岁月的磨练，却表现出迥然不同的风貌。作为一代人足迹的记录，“孙为刚散文集”其历史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80”后的一代，无灾无难，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在思想解放的阳光雨露下茁壮成长。根本不懂得，也懒于去想象“物资匮乏”是什么样子；更遑论思想藩篱禁锢，动辄丧失人身自由是什么滋味。他们思想解放，对新鲜事物、前卫观念都十分敏感，个性奔放，拒绝盲从，凡事要问“凭什么呀？”追求个人的人生价值，当然不肯“皓首穷经”，而是“与时俱进”忙于快乐。不是“无书可读”，而是“有书不读”，绝不肯钻故纸堆来判断是非。
然而，他们却是“思索的一代”，结束了中国20世纪以来丧失自我，唯上是从的历史。他们是转折的一代，开始了对自己命运的独立思考。当然，受到种种限制，但却天马行空地自我设计。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50”后却是多灾多难。长身体的年代遇上了灾荒，面黄肌瘦唱红歌；长知识的年代又遭遇“浩劫”，提着小桶刷浆糊。文凭成了“四旧”，想混文凭也不可得，高中停办，无书可读，屈指算来，孙为刚只有可怜的初中一年级正式学历。然而，他们这一代人却都阅历丰富，有着丰厚的“生活馈赠”。历史宿命地让他们在生活的磨砺中长大，不仅革命意志如钢，而且实际本事高强。中国有一个庞大的“知青群”，他们当仁不让地在中年之后，成为改革开放年代的社会栋梁，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顺利转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孙为刚没有上山下乡，却在正式调入报社之前，有着七年工人加上七年秘书的职业经历。中年之后，突然“半改行”，主修了首部《烟台日报社志》，与此同时，主持编写了两本为纪念《烟台日报》创刊60周年的文集。各行各业的业务骨干，都不乏“50”后的佼佼者。
值得重视的是这代人，他们应该是“无书可读”的最后一代人，他们的价值观念对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不错，新世纪里“价值观念多样化”的调门儿响得很时髦。世界确实是丰富多彩的，仅黑色就多达19种，然而，众多色彩不是等量齐观的，红、黄、蓝是三原色。国门洞开，思潮滚滚而来，有人愿意在他人的思想武库中捡破烂，也不必大惊小怪，但是，却应当理直气壮地宣扬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
“50”后是唱着红歌长大的，从小就“时刻准备着”，做党的好孩子，他们的偶像是“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共产主义”的保尔。他们把保尔那段名言：“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不仅牢记在心里，而且溶化在血液里，成为指导自己一生言行的信条。他们的这种“痴迷”大多未能与时俱进。
鲁迅先生说过，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白驹过隙，很快半个世纪过去，孙为刚舞文弄墨了数十年，在即将退休的时候，结集出版他的第三本散文集《烟台的海》，嘱我作序。为刚是个老实人，绝非沽名钓誉之徒。他说，只是想把自己的剪报留给后人，让后人记住这一代人走过的历程，得到一点人生的启迪，从而活得更充实。这令我想起了一位天福山起义的老前辈，也是红色经典作家的自题诗：“幸喜留得脚印在，回首往事不脸红。”为刚留下了坚实的脚印，自然不用“脸红”。是不是能证明“心红”？铁券成册，放在那里。能为这样的文集写序，实在是一种荣幸；何况，为刚是主持笔政的德者，我的稚论有所亵渎也不会见责，就勉力为之了。
二
如何评价为刚的散文？实在是一个难题。因为他属于那种年轻的老作家，从第一篇散文见报到现在已近40年，但现在才60岁。风格成熟的年代才刚刚开始。
1995年，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学术专著——《胶东当代文学史略》。我想，如有机会修订再版的话，我一定会用较多的篇幅对这位“胶东当代散文创作的佼佼者”作出新的评价。
这绝不是“溢美之词”，首先是因为他在散文领域取得的成就。
散文集之末有一辑别开生面的“附录”，里面收入语文教师的“教案”。胶东当代林林总总的散文中，入选语文课本的寥若晨星，而一人入选两篇，更是难得。
入选正宗教材之外，还有课外阅读与欣赏的数篇，当然也是“范文”。编选者给予了中肯的评价。例如，关于“鸟岛”的那篇游记，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阅读与欣赏》（高中版）就评价：“这是有了独立思考的追求，使散文不再是披着华丽辞藻的“时文”。
胶东当代文学有着现实主义传统，在战争年代乃至计划经济时期，作为主流思潮的忧患意识、悲剧审美、复仇精神、斗争哲学，都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随着多元崛起、信息爆炸，毋庸讳言，渐渐露出了庸俗社会学的潜在影响。我们看到了太多的散文，缺乏甚至丧失了自己鲜明的个性，只有“流行的思想”，很少独立的思考。齿轮和螺丝钉退化成留声机和应声筒。作家仿佛在带着手铐跳舞，明明是“无话可说”，却要“有话说”，结果是思想浅薄，行文苍白，“乌纱惯性”，让文章可有可无，“报告”的思维严重束缚了艺术生产力。
为刚是个“报人”，职业习惯令他有很强烈的“喉舌意识”，然而，他却把“党性”化作了个性，写出了“血浓于水”的佳作。
文学是要张扬个性的。散文则要写出“人人心中有，个个口中无”的内容来。人云亦云绝不是好文章。现在看《烟台的海》，确实内容丰富多彩，表现为一种繁富之美。作者的足迹从莫斯科到旧金山，吹过欧洲乡村的薰风，访过三元里抗英的遗迹。说民俗，从《最后的海草房》到《鱼锅片片》，光是烟台人最习见的鱼，就洋洋洒洒地写了《鱼卤面》、《加吉鱼》、《晒咸鱼》等七八篇。作为革命老区长大的作家，笔下自然绕不开红色的记忆，我们从散文集中瞻仰到了《雷神》、《山中的无名烈士墓》；看到了布满《138个弹孔》的雨搭，领略到战争的残酷；还有支前路上刻着众多地名的《竹竿》，我们为英雄的前辈自豪。
让人钦敬的是作者的创作思想。作者高高地擎着爱的大蠹，在他的笔下，没有轻佻的嘲弄，只有严肃的思考，浓缩着真切的人文关
篇非同寻常的游记……这篇佳作就在这往返'之间表现出一种与众不同、新颖别致的亮丽、璀璨和深刻。”关爱，在拒绝沉重的时风里卓然特立，反而让人感到异常睿智的思想更为重要的是，为刚散文表现出一种属于“文学回归”的开拓，锋芒。在“全球视野”下，那些闪射着作家独立思考的个性光芒，让怀；没有丝毫的“愤青”痕迹，处处洋溢着对生活的挚爱，对人民的作品坚实而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收入集子中的散文已经显示了风格的成熟，作者有着属于自己的美学追求，那就是“平实”。有一辑是“心路札记”，写了对当代大作家的敬慕与交往，其中有冰心和峻青。冰心推崇“人淡如菊”，峻青怒目金刚，“文似潮涌”，但作者熟悉的是晚年的峻青。峻青晚年十分推崇孙犁，早就远离喧嚣。“心有灵犀一点通”，为刚风格的形成当有继承的基因。
建设文化强市是一个历史过程。为刚的散文绝不是“速朽文字”，当然会越来越凸显它的历史价值。就地域文化而言，有两个问题已经显现了它不同凡响的历史意义。
其一是民俗。在《烟台的海》中，很多地方涉及到“乡情民风”，不仅记录了招远特有的《粉浆饭》，还有福山经典的《海肠子》。有一股浓浓的《大葱蘸酱》的味道。
在民俗研究领域，有一派学者特别推崇一种叫作“田野作业”的研究方法。散文集中提到的山曼先生就是杰出的躬行者，病倒之前还徒步沿着黄河两岸采风。为刚写民俗，绝不浮光掠影，更不是猎奇辄止，而是在普通民众的衣食住行中挖掘，显然传承着山曼先生的精神和做法，只求民俗的“原生态”。
值得重视的是关于“地域性格”的华章。他的老乡，招远作协主席刘玉杰生前与山曼先生经常就这个课题相互调侃，交锋出许多精彩故事来，成为烟台文坛脍炙人口的佳话。现在，为刚写出《杂侃胶东人》，用极其洗练的文字概括黄县人、掖县人、招远人、莱阳人等不同县域人们的性格特征，显示了对民俗的深层次了解。
其二是文史。毋庸讳言，胶东当代的一些作家缺乏历史感，太多的文章是“述职报告”，“乌纱”思维惯性，“新闻情结”，热衷轰动效应。少的是历史知识，人文思索，文化追求。为刚拒绝历史虚无主义的“浅思维”，为地域文化发展预留历史软件。这个问题，随着－ 0
“人才断层”的出现，已经变得异常尖锐了。
散文集中有着丰厚的胶东史地沉淀。不仅写芝罘刻石的秦碑，还有云峰山上的魏碑。戚继光、烟台山、所城等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亮点，自然无不触及，《跨越百年的巨响》振聋发聩。至于众说纷纭的“雄风海表”还是“表海风雄”，他更兼收并蓄，罗列众说，为后人提供翔实而全面的史料。在这些篇章中，他娓娓道来，很像一个老太太盘腿坐在炕上，对儿子叙说古人，然而却比任何一个说古者多的是现代意识的辐射，是严谨学者在抒发历史的见解。这可以从其中的《吴佩孚和他的军歌》为例证之。吴佩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妖魔化为十恶不赦的军阀，然而，历史真相却是，他是罕见的杰出的爱国将领。峻青晚年到烟台来，索取拙作《吴佩孚》，就是为找到那篇《满江红·登蓬莱阁》，他想为吴佩孚鸣不平。现在，为刚写出来了。顺便提及，为刚本来不是研究历史的学者，但他却连续四届参加了吴佩孚学术研讨会。决不囿于成见，敢于为历史说话，表现了十分可贵的历史胆识。如今，从联合国档案中找到了“九一八事变”时，吴佩孚致日本天皇抗议信的原件，雄辩地证明了为刚等一批识者的真知灼见。为刚的这部分散文是烟台社会发展的历史积淀，必然会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他们是属于未来的。
2012年春于烟台家中
（作者为著名地域文化专家、作家、烟台教育学院教授，著有《胶东当代文学史略》、《胶东通史演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