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那之后，演剧成了我们班同学们喜爱的一种寓教于乐、自娱自乐、丰富生活的形式。记得曾排演过《放下你的鞭子》，印象最深的是于新英和张玉芹演的那出朝鲜族小舞剧。细高俊秀的张玉芹上穿白褂蓝坎肩，下穿白裤，打扮成一个朝鲜族翩翩少年。于新英身穿自胸上部开始下垂的朝鲜族长裙，在庞洪科的二胡伴奏下，两人蹁跹起舞，演绎出一段典雅的故事，优美极了！张玉芹同学初中毕业后在东关一所小学当了老师，我高中时为一项社会调查去见过她，一见她就想起那个朝鲜少年来。于新英好像是考取了一所中专，再未谋面。庞洪科是自寿光来的同学，多才多艺，晚饭后常听到他那悦耳的二胡声，他的大幅铅笔素描《马克思与恩格斯》至今清晰在目。不知以后他干什么去了，多半是成了有名气的文艺人才。我则通过编演小剧，有了对这门艺术的爱好。到高中时为配合反“右”，我们自编自演过《六教授会议》，我担任主角章伯钧。为参加学校的文艺会演，我们班排演了当时的名剧《新局长到来之前》，我饰主角牛科长，至今老同学见了面，还少不了要提起当年我塑造的那个笑料百出的舞台形象。
大概是在我刚进入初三的时候，团中央召开了“三中全会”，是第几届的三中全会，我忘了。从团地委、团市委到学校团委，都必须贯彻三中全会精神。那精神，主要是要青年人敢想、敢说、敢干，要有远大的理想、不平凡的抱负。我们班团支部一伙人，本来就不想成为平平常常的人，都在不自量力地设计着自己的未来，一贯彻敢想敢干的精神，觉得“正中下怀”，于是我们为配合全会精神的贯彻，想了说了干了许多事情，现在印象最深的是那次“40年后来相会”的主题班会。
在新校理化实验室东头那个大房间里，我们班的同学都坐在那里，还有各年级各班的团支书及学校团委的同学。当班长杨会堂宣布班会开始，时光已是40年后，10几个两鬓染霜的学者、教授、作家、画家、工程师、劳动英雄、政府官员等等次第登场，每来一个，会议主持人就介绍一下他的身份，然后是阔别多年的“老同学”重聚首后的握手寒暄，接下来就是各人介绍自己走过的道路和取得的成就，并且把自己的“著作”、“勋章”、“奖状”一类足能代表自己成就的东西作了展示……最后又回到现实中来，由我讲“这是我们的理想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经过不懈的努力，未必不会变成现实”这些意思。主题班会的大体开法就是这样。之后，各班列席我们班会的同学对我们的班会可说是毁誉参半，誉之者说设想大胆，符合三中全会精神，形式也新颖，毁之者一是说：“这哪像班会！这不是演戏吗？”二是说：“敢想，也太敢想了！别是做梦吧！”
这班会的形式和内容是我和齐国恩想出来的，并向团委作了汇报，取得了团委的支持，所以才开成了个“现场会”（当时还没有这个名堂）。过了若干年后，出现了一首由谷建芬谱曲的很有名的歌曲《二十年后来相会》，这歌曲的意思，连同名字都与我们的班会相同，真是“所见略同”了。这就是我。“班会”也好，“演戏”也罢，这就是我和我的同学们的性格的外在表现。遗憾的是“40年”早已过去了，也还没有“来相会”，即便相会，头上也没有那么些当年虚拟的光环，真叫别班的同学说着了，那只是“做梦”罢了。
我的“作为”得到了肯定
由于我做团干部不是应应付付地去作，再是我把我的性格熔铸到了我的工作中，让做的事情有一点声色，所以我得到了一些肯定。还没上初二，我就被选为市团代会代表，到破败的潍县城隍庙那儿参加过几次团代会。每次会都要开好几天，和一些高年级的代表在一起大长见识，至今我还记得他们的名字。他们中有好几人被选为留苏学生，成了卓有建树的科学家修瑞娟的同学。
一天，团委张老师通知我，叫我几点到邓发街中段的一所房子去见一个人。那人叫岳征谋，忘了是市里还是地区里的一个不小的干部。见大官，尤其是让我自己去，我有点憷头。又一想，他和我一样都是个人，他能吃了我了！就去了。到了那里，那位大官又是叫我坐下，又是给我倒水，很亲切，我也就不紧张了。他问我都做了些什么工作，工作是怎样做的，我就像回答老师提问似的，一一作了回答，他频频地点着头，偶尔在本子上记点什么。最后说我干得不错，要再接再厉，就叫我回来了。以后听说，接见我的这位岳征谋，后来当了德州地委书记，最后官至何位，我就不知道了。
我在大街上快步走着，边走边寻思：这是要干什么？平白地误了我两节课！
不久，团地委少儿学生部部长王培江同志找我了。培江同志是我校团委负责老师高丽娟的爱人，极朴实亲切的一个人。他找我是叫我把我们团支部的工作写成一份材料，说团地委的一个什么会要用。他那些日子“蹲”在我们分校，帮我起草、修改、定稿，一连很多天，每到课外活动时间就叫我去一间西厢屋里，他和我俩，对付那稿子，直到他觉得满意了才算完。
又过了一些日子，叫我去开会了。那会是在和平路南端靠火车站不远的路西一个废旧工厂的大厂房里开的。那会不是什么代表会，好像是个全地区团的工作会议。我到了那里，并不叫我参加会听报告，只叫我在一间房子里修改我写的那稿子，说要叫我照那稿子在大会上发言。我写的那文章，照今天的叫法就是“材料”，当时还没有这名堂。自“文革”后我为县里和学校里写过大量材料，成了小有名气的“材料手”，没想到我初中时写的那东西，竟是我写的第一份“材料”。记得团地委的一个叫于方红的领导看了我的稿子，提出几个地方叫我照他的意思改。于方红随身带着一本《浮士德》，令我肃然起敬。
大概是第三天，叫我到大会上发言了。发言的有两人，除了我，还有益都师范的陈洪文同学。陈洪文个儿不高，黑黑的脸上有挤破的粉刺疙瘩，口才很好。发言到最后，说他学校已决定保送他去师范学院，说他不愿意当中学教师，“当小学老师可以摸弄着孩子的头，当中学老师就不能摸弄了”，一边说，一边手做摸孩子头状，引得全场一片笑声。我就不行了，只是照本宣科地把我费好多天写的那稿子念完了。也有掌声，但反响不那么热烈，我第一次对着麦克风发言，紧张，始终没放开。记得没有发言稿只在会上露了露面简单说了几句的还有一个大个子女生，叫康桂欣，也是一中学生，刚在全省运动会上拿了女子跳高、铁饼、标枪3项冠军。
那个会上，既没有表彰，也没有奖励，我和陈洪文还有那个为潍坊争来了荣誉的康桂欣，什么名堂也没给，只发了发言算了，好像当时还不兴以后兴起的那一套。要放在现在，还不得捧回个大奖状，高考还要降多少分录取！在那场合发发言，我也就觉得是对我做了那么多工作的肯定了。
“母城”给我的熏陶
把自己曾就读过的学校称为“母校”，这很好，但是，自己曾生活过的城市为什么不能称为“母城”呢？当然，一般地住过几年是不能有这称谓的，像潍坊之于我，那就不是一般地住过几年的地方，而是在我十几二十来岁可塑性最强的时段在那里生活学习了6年的一座城市。这座城市的文化氛围、民俗风情、有形的和无形的一切，无时不在浸染着熏陶着我，潜移默化中熔铸成了自己的志趣、爱好，乃至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等等。这样的一座城市，不也有如母亲吗？不知别的同学如何，我反正在心理上，在感情上，是一直把潍坊当作是自己的“母城”的，虽然词典上没有这个词汇，但我心里有。
我到潍坊上学的时候，潍坊还是座只有一二十万人口总面积不足4平方公里的小城，但却又是一座历史悠久、人文昌盛、文化底蕴极为深厚的古州名城。有清以来山东仅有6名状元，潍县城一条胡同就出了两名。明崇祯间著名学者、篆刻家周亮工曾知潍县，清康熙间鼎鼎大名的郑板桥任潍县知县达7年之久。潍坊周围县邑更有欧阳修、范仲淹、苏轼、李清照等留下过政绩、足迹。潍县城及郊县出的文化名人同样璨若群星。且不说古代的晏婴、郑玄、徐干、管宁、王猛、贾思勰、张择端、冯维敏、刘墉、陈介祺，单近现代就有王统照、郭味蕖、于希宁等大作家、大画家。这样一些杰出人物，他们影响一地，教化一方，在潍坊这方土地上逐渐积聚成深厚的文化氛围，文学艺术的浓厚空气氤氲于这座城市间。
潍坊地处交通要冲，是物资集散之地，自古经济发展，是一座著名的手工业名城，以“二百支红炉、三千砸铜匠、九千绣花女、十万织布机”而闻名省内外。郑板桥有诗曰：“若论五都兼百货，自然潍县甲青齐。”当时有“南苏州，北潍县”之称。经济是文化的基础，在雄厚经济基础上开出的文化之花格外艳丽，何况潍县的许多手工业产品本身就是艺术品。杨家埠木版年画与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年画齐名，并称全国三大木版年画。潍坊是全国四大风筝产地之一，早已有“世界风筝都”之誉。还有，潍坊独有的嵌银工艺品用发丝细的银线在漆器上作画，仿古铜器让夏商周三代的艺术复活，不足方寸却意趣万千的铸铜印、桃核雕，体现着民间艺术朴拙美的布老虎、泥娃娃……
我中学时代就生活在这样一座城市里，就如只会爬行的“知了鬼儿”沐着湿润的朝晖变成能唱会飞的蝉一样，我浸染着“母城”浓郁的艺术雰霭由少年变成了青年，直到老年还能从身上寻到当年所受浸润的痕迹，譬如我对京剧的爱好，再譬如我对美术的浓厚兴趣，等等。
“母城”的京剧气氛把我熏染成了京剧爱好者
潍县城人爱看京剧、会看京剧、喜欢谈论京剧，整座城市弥漫着浓厚的京剧气氛。1948年4月27日潍县城解放，5月10日，仅过了13天，硝烟还没有散尽，永乐戏院就锣鼓喧天，人们的耳中还鸣响着炮弹的炸裂声，惊魂未定，就坐在戏院子里欣赏京剧了，可见潍县人对京剧痴迷到了什么程度。说潍坊人“会看戏”，是说潍坊的京剧观众是会“看门道”的“内行”，演得好，能看出好，掌声叫好声从不吝啬；但又极为挑剔，演得稍有瑕疵，立即送上“倒好”，从不客气。据说有一名气不小的“角儿”来潍城演《乌龙院》，宋江上楼走了八步，杀了阎婆惜下楼走了七步，少走了一步，立时一片“倒好”声，那“角儿”第二天就卷铺盖走了人。
正因为潍县人是懂行的水平极高的京剧鉴赏者，所以全国的名角都愿到潍坊一试身手。据说当时的名角除梅兰芳外，其他都来潍坊演出过。抗战初期裘盛戎还曾困在潍县城，演出达数月之久。每当来了名角，在城里大十字口墙上都要贴上大红报子，一张对联纸一个擘窠大字，字比人都高，其视觉冲击力和角色的诱惑力极强。当时我们这些“马路学生”每天要从那里走几个来回，老远就能看见那些大字，所以我当时说起京剧名角的名字真可说如数家珍。再加上一路看那些戏报子，也知道了许许多多戏名。不过，也就仅止记住些角名戏名而已，至于看这些名角的戏，说来惭愧，穷学生买不起戏票，倒没有看多少。
记得这一年一个“明来京剧团”来了。街上贴的报子是“南北驰名余派老生徐东明”、“梅兰芳弟子著名青衣兼演花衫徐东来”。当时上点档次的剧团来潍坊演出，一般都要租用我们校本部前面的“新华影剧院”做演出场所。我们的图书馆文庙大成殿有前门与戏院相通。一天，我到图书馆借书，见大殿供学生阅览的地方把桌子拉开，明来剧团的人借学校的地方正在那里走场排戏。一个个子不算很高、留着短发的中年妇女在指指点点，这就是名角女老生徐东明。另一个细高挑漂亮女子在走场，这就是梅兰芳的女弟子徐东来。她们姊妹俩领着这剧团，所以才以“明来”命名。以后知道，她们的剧团曾是“内蒙古京剧团”，后来进了北京，又称“新华京剧团”，不知这时为什么改叫这名字。
见了这名角本人了，实在想看看她们演的戏，但票价不菲，看不起，只好算了。一天晚上我到校本部开团委会，散了会往回走，经过影剧院大门前，正巧赶上散戏，大门洞开，有的观众已往外走开了，这时把门的已不站在门两旁。我一看有机可乘，就逆着观众钻了进去。那天唱的是《柳荫记》，徐东来饰祝英台，她的丈夫有名的小生管韵华饰梁山伯。我钻进去时正演“化蝶”，梁祝在翩翩起舞，大幕拉上，戏戛然而止。接着是谢幕，饰梁父的徐东明也见到了。虽然只看了个戏尾，却也算看了名角的戏了。
我私下叫这种看戏法为“看戏屁股”。到了初三我们迁校到东关东门外后，看戏屁股的机会多了。我们是1954年秋搬到新校的，1954年拓宽和平路，把在南坝崖的“大同戏院”拆除了，于东关大街（当时叫叶挺街，现在的东风大街之一段）东首路北建起新戏园子，易名为“人民剧院”。我们当时在新校上课，每晚下了晚自习后要经过叶挺街到城里的郭宅街的宿舍住宿，正从人民剧院门前过，而且走到那里正是散戏的时候。晚上回宿舍是不排队走的，比较自由，我就利用这种自由多次去看“戏屁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