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富七爷爷是我祖父的亲弟弟，大排行老七。我这位叔祖父是典型的“土蛋”，用现在的话说，叫“流氓无产者”。从年轻时死了妻子，就不检点起来，好赌，把本来不多的地赌光了，就以“看大坡”、“换窑货”为生，但仍不改赌习。我们家乡刚解放时，他由于是赤贫，最早受到“开辟干部”的信任，活跃了一段时间，但很快就发现他不是当干部的料，不再信任他了，他于是又去找他的赌友赌去了。那年，我家的驴被盗，以后破了案，竟然是他为还赌债，带领他的赌友干的。他们几人被区里绑了去，又押到我们村的村民会上当众做了处理。这事过后，他就一病不起了。我父母尽心照顾他，他死了以后，给他出了殡，棺材和坟都还是很像样的。他那家徒四壁的宅子就由我父亲继承了，不久，我家就从村外搬到了小南门里他的宅子里，搬家不久，我弟弟就病了。
我母亲本来是不怎么迷信的，弟弟无端地病成这样，有人就说是这宅子的关系。本来老绝户的宅子就带几分不吉利，再加上这宅子3间正屋一间比一间大，犯了民间风水学上的“一、二、三”禁忌，又有七爷爷和我家“驴案”的过节，这更使母亲犯疑。弟弟在病重后曾对娘说：
“娘，咱再搬回去吧！咱不住这里了！”
搬回去是不可能了，这房子一时也无法改造，剩下唯一可做的，就是通融地下的七爷爷，请他忘记那件事，保佑他的侄孙无虞了。于是，娘就准备了一点供品和烧纸叫我去给七爷爷上坟，又教会了我一套话，叫我对着坟说给七爷爷听，我就认真地按娘的要求去东门外坟地完成了这任务。回来后，跟娘说了我怎么做的，母亲好像了却了一件大事，得到了一种保障似的，心里宽释了不少。
其实，保佑弟弟大难不死的，不是地下的死人，而是地上的活人。
事后细想，救了弟弟命的，不光是最后给弟弟用药的王毓俊，王有智的药也一定起了作用，坊子的西医郭医生，甚至下神的二爷爷，都起了作用。以后读西欧的一些古典小说，书中常写“放血疗法”，一读到这样的情节，我立时就想起二爷爷以“罗先生”的名义那用在弟弟身上粗粗的铁针。我想，敢情是人病了放放血能有疗效？王有智是本家，他儿子王东升是我小学的同学；王毓俊住在村东北围子墙外，与我家正在一条对角线的两端，很远。原先我不认识他，但却知道他，也是因了他的孩子是我小学同学。——每当想起弟弟那场大病，我就想起他们这些救命恩人。当时父亲正领着人斗地主，两个地主家的医生却来救父亲的儿子！我对那套“阶级斗争”理论生疑，并不是近些年的事。
明庆弟从死神手中挣脱出来之后，又继续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经历着一次次的磨难。在全国人民大遭殃的那些苦难的岁月里，他更是经历着比那次大病更加深重的灾难。
那年生病的时候，他大概是小学二年级学生。他自小有气管炎病，疾病给他的学习带来了极大影响，学习一直不太好。一场大病，不但耽误了他的学习，而且损伤了他的元气，再入学后，学习更加吃力。在四年级的那次年终考试，他考得很差，这次考试对弟弟的打击很大，气得他下决心不上学了。父母也觉得他身体实在吃不消，就说：“不念也罢！”当时父亲到区上工作去了，我又在外上学，家中实在需要人手，这也是同意他辍学的直接原因。
他，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辍学后就成了家中唯一的男劳力，农活、家务活，都由他承当起来了。本来身体孱弱，担当这样的重务，他吃了多少苦是可想而知的。我比他大两岁，身体也强壮，家里的这些负担本来应由我承担，却成了弟弟的事，弟弟是把我替出来让我去上学啊！幸好不久就成立了互助组，又进到初级社和高级社，弟弟只是去挣工分，挣多挣少，都还能干得了。弟弟在社里下过农田，当过记工员、饲养员，干得不错。有一天晚上，大家在炕上睡下了，他很晚才回到家。一进东间，就往炕上放下一重物，很高兴地说他得奖了。原来是在社里开完了表彰会，带回来作为奖品的一个大铁镢头。黑影里往炕上一放，差点儿铲在睡在炕西头的父亲的头上。那晚，正是星期六晚上，在潍坊上中学的我和在区上当干部的父亲都在家。
如果没有什么事，弟弟只是在生产队里干活，还算不得真正吃苦。1958年春天，在望留区供销社当主任的父亲，突然在“反右”补课中被补成了“右派分子”。随即，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这“三面红旗”把全国人民卷进了水深火热中，我家自然在劫难逃。更加深重的灾难也就慢慢地向弟弟头上袭来。
1958年暑期后，我去曲阜师院上学去了，家中的灾难我没有切身感受，只从当时假期所见和以后家人的回忆中，就足以使人刻骨铭心，脑中永远磨灭不了那些苦难的情景了。
在全民大炼钢铁的疯狂中，明庆弟吃的苦至今说起来叫人忍不住要掉泪。
当时我们村属“望留公社”。望留是潍坊西南的一个大集镇，从我们村向西北方向走18里路即到。因“望留”与“忘了”音近，所以我们那地方说：“忘了？忘了看西北。”1958年秋天，从各村选了一部分劳力集中到那里的社办钢铁厂大炼钢铁，明庆弟被选去了。我们村一个从外地迁来的叫“胡来”的人当弟弟的小头目。这胡来见我弟弟成了“右派”子弟，不知是出于“阶级觉悟”还是他的残忍本性，简直要把明庆弟置于死地。一般的打打骂骂倒还罢了，最残酷的是不让我弟弟睡觉，他逼弟弟在那里烧小高炉一连7天7夜，他和别人换着班去睡觉，就是不让弟弟睡。弟弟本来是个不甘受欺负的人，可父亲是“右派”，没有胆量反抗，只好忍气吞声听他的。实在是困极了，站在那里就睡着了，一睡着，就挨打挨骂，非把他打醒不行。站不住了，就坐着，坐着也不让他睡着，直到连坐也坐不住了，那胡来才作罢。7天7夜啊！这是多么难遭的罪啊，狠毒的胡来啊！你的心太狠了！太黑了！写到这里，我的手在颤抖，我的心在颤抖啊！
以后我读过一篇研究人的生理、生命现象的文章，文章说，7天7夜不睡觉是一个极限，超过了这个极限，人就不能维持生命了。我明庆弟那年大病曾休克过8次，都没有被死神夺去生命，却差一点死在大炼钢铁上，死在歹毒无比的胡来手里！
明庆弟从望留回来了，是别人把他送回来的。他在那里已经不能干活了，连饭也不能吃，胡来一看事情不好，就叫人把他送回来了。弟弟用微弱的声音把他在望留的事讲给我母亲听，母亲一听，心疼得差点昏过去，气得大骂胡来一家。在曲阜上学的我和在潍坊农场当“右派”劳动改造的父亲，对明庆的灾难全然不知。妹妹还小，无人分担母亲的万分悲痛，娘的气和恨简直到了非发泄一下不可的地步，可是又找不到发泄的办法。
在父亲还当乡长的时候，父亲带领我们乡民工在潍北杏埠挖河，以工代赈。我们村前街西头的几个叔叔要赶马车去给民工送给养，母亲叫我坐那车去给父亲送衣物。去的那天，天很暖和，我穿得很少。在杏埠的小学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坐那辆马车回来，半道上突然阴云密布，狂风大作，气温骤然下降，人冻得瑟瑟发抖。那几个叔叔都披上了麻袋。车上的麻袋就那么几条，我没的披，又和他们不熟，不好意思说我冷，他们好像也缺乏对我的关心，一直车快到我们村了，披着麻袋还冻得蜷缩身子的他们这才发现我只穿着单衣。到家后我把一路挨冻的情况一说，娘心疼得落下泪来，直骂那几个叔叔。骂还不解心头之痛，要去找他们，我说事情已经过去了，找有什么用？才没去。母亲是个待人接物极宽容的人，却又是个极疼爱孩子的母亲，别的事她都能忍了，唯独事关孩子，不行。我只是挨了一路冻，她都那样；弟弟是差点儿送命身体受到极大损害的事，她怎能忍得下？为我受冻她可以去找人家，为弟弟遭受摧残，她能不找吗？
弟弟一连睡了两三天，身体才慢慢复原，可母亲心中的气愤并没平复，不出这口气，她无法平静下来。她和两个孩子商量着如何出气，商量来商量去，一点办法也没有。最后，还是弟弟想出一法：画一张漫画。他们找来了一张旧报纸，画上了一个背口袋的人，那人的面貌与胡来有点像。画面上从那人的嘴那儿拉出一个框来，框里写着“娘，我又给你偷粮食来了！”原来，胡来家里极穷，他利用在生产队里干事之便，多次往家偷粮食，已为很多人知道。画连夜画好后，3人又打了点糨子，趁天黑贴在了前街显眼处，第二天这画就成了村里人谈论的话题。
母亲和弟弟、妹妹一生中只画过这一幅“作品”，正像美国作家欧·亨利的著名小说《最后一片叶子》中那位老门卫只画过一幅画一样。但这仅有的一幅画，应该说是“杰作”。老门卫在墙上画一片常青藤叶子，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目的：救一个濒死的少女的命；而我家3人画那画，是在那个特殊的年月为无端受摧残的人出的一口冤气，尽管画的内容很局限，但其实是弱者对那自上而下的草菅人命者发出的一声微弱的控诉。
在大街上“发表”了那幅“作品”后，娘心中的怨气、怒气稍微消了一些，可是烙在心上的创伤，却是永远不会平复的。这年冬的一天，娘去南老泉子洗衣裳，又碰到了一个出气的机会。
前边写过的那个南老泉子，冬天流出的水冒着热气，温乎乎的，很适于洗衣服。那天娘用蒲团兜着待洗的衣服走到那里，一眼看见胡来他娘也在那里洗衣服，只觉得头“轰”的一声响，刚刚忘下的那伤心事又一下子兜上心头，怒气顿时升腾起来。衣服也不洗了，站在泉边，当着众人的面数落起胡来他娘来：
“来他娘，你不想想，你们是怎么来这庄的！……”
母亲是从来不和街坊邻居打仗吵嘴的，她没有把胡来他娘怎么样，只是把他们老胡家的忘恩负义摆出来。
原来，胡来一家是很远的一个县里的人，在家乡生活不下去了，一家人讨饭为生，流落到我们家乡，住在我们村南那个村。那个村不想要这家人了，当时任乡长的父亲对穷人抱有天然的同情感，努力在乡内几个村安排他们，结果哪个村都不要。父亲无法，只好说服自己村，把他们一家收留下来，并给他们找了房子，又分出自家并不宽裕的一点粮食为他们解决燃眉之急。这样，他们一家在我们村住下来了。虽说他们是沾了党的光，可是总得有个具体人为党来安排他们啊，应该说我父亲对他们一家有恩。
没有人要求他们报恩，可他们父子却专干恩将仇报的事。1958年春天，父亲在“反右补课”中被补成了“右派”。我当时在潍坊上学，一天我回家，见娘急得团团转。原来，父亲被打成“右派”后，胡来他爹来我家对我娘说，我父亲被从望留押到潍坊，要逮捕入狱。他在潍坊有个当官的熟人，他想去找那熟人给说说情，免有铁窗之灾。不过，得给他数目不小的一笔钱去通融才行。父亲被打成“右派”，母亲本来心里难受，听老胡说父亲还要入狱，更是心急如焚了。老胡说能帮忙，以为是他想报恩，当然求之不得，可哪来那么多钱？卖东西？当时一张很不错的桌子才卖一两块钱，何况家中并无几样值一两块钱的东西，母亲真是到了一筹莫展的地步。恰在这时，我回到家，一进门母亲就立即跟我说这件事。我当时已是高中快毕业的学生了，多少有点头脑。我跟母亲分析：一、父亲不会被捕入狱。我在学校正以学生身份参加反右运动，学过一些文件，知道上边对“右派”还是很宽大为怀的。我们学校打了那么多“右派”，没有一个被逮捕的。我和母亲都清楚，父亲是个老实本分人，没有任何罪行，绝不会那样对待他。二、老胡是个庄户人，他怎么会知道父亲的事？再说，要逮捕谁，哪有预先嚷嚷出去，以至连一个庄户人都知道了的道理？三、一个靠我父亲才得以安排到我们村的外乡人，不会在潍坊有什么“打腰”的熟人。即便有，凭他，去说说该逮捕就能不逮捕了？最后我和母亲得出的结论是：老胡这是乘人之危，或说是趁火打劫，想骗钱，不用理他！以后他又来我家，催问钱准备好了没有，并说事情紧急，得赶快办才行。母亲对他说：“没钱，爱怎么着就怎么着，不用你费心了。”老胡看骗钱没门，悻悻地走了。
母亲站在泉边，没有骂更没有去厮打胡来他娘，只是流着泪数落了一顿。到这时，我父亲已从潍坊农场回到原单位，并由组织安排负责供销社酱油厂的工作，人们仍然叫他“王主任”，还回家过几次，更证明老胡说的是骗人骗钱的话。母亲这次“泉边数落”，连老胡趁火打劫、往伤口撒盐的事也一块数落了，并把两件事联系起来，说他们是骗钱不成恼羞成怒，才如此狠毒地恩将仇报。胡来他娘无言以对，在众人的怒目之中，直说“他爷俩不懂事”，赶紧收拾起未洗净的衣服，灰溜溜地走了。
经过这次泉边痛斥，母亲才心里好受了一些，渐渐把这事撂下，让心略有闲空，准备装下因弟弟而来的另一场伤痛。
1958年，社会变得十分古怪，一切都乱了套，明庆弟的厄运也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更加深重的阶段。很难令人理解，明庆弟只是一介平民，一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民，为什么有人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和他过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