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数“脂本”《红楼梦》的“年轮”有何不可
陈林先生多次在他的博客上呼吁对“脂本”进行技术鉴定，以证明他“所有脂本都是近人陶洙伪造”说是否正确，但无人响应。最近，他又在博客上贴出了苗人风律师的提议：
律师提议对“脂本”做技术鉴定
苗人风
据我有限的常识和对争议的了解，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可以解决，即对争论所涉的古籍进行鉴定，包括：笔迹检验，通过比对，对书写人进行同一性认定；通过印章印文比对，进行印章印文的同一性认定；污损文件检验，对涂改、掩盖、消退等污损文件、压痕字迹显现其原始内容；纸张的比对检验，用于识别嫌疑伪造文件的纸张与真本文件纸张的差异；墨水成分的比对检验，用于嫌疑添加部分字迹的鉴定，用于不同墨水的识别；书写字迹的相对形成时间检验，用于嫌疑伪造文件的形成时间判断。这些鉴定都是非常普通的鉴定，按争议的情况看，无论是笔迹、纸张、篡改痕迹还是文字、印章形成时间都应该容易鉴定。
有人可能会说，鉴定会破坏古籍，按常识看，应该是不会的。现代司法物证鉴定发展很快，根据本人从事诉讼的经验看，多次鉴定中均未发现鉴定材料损坏的情况，并且包括罗浮宫等在内的著名藏馆早已开展此项工作，无论对于馆藏还是拟新入馆藏品，情况允许的，进行科学检验，才是真正尊重科学，尊重历史的态度。
无论是作为国家学术机构，还是古籍馆所，识别真伪，是对纳税人供养者应尽的基本义务和责任（这道理很简单，馆藏由纳税人供养全部或大部，所藏当然应该谨慎检验，科技水平不够时有不够的办法，现在科技水平够了，又有质疑，当然应寻求办法进行检验），这无关学术争议，无关道德。但奇怪的是，没有人来尽自己的责任，是真的不屑回应（自古文人相轻，还真少只挨打不还手的），还是心有鬼魅呢？
陈林写了如下“博主回应”：
几天前，律师朋友打电话给我，说他最近看了我的博客，认为“红学界”要反驳我的论证，最简单和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对“脂本”进行“笔迹形成时间的鉴定”。我表示完全赞同，并热烈欢迎“红学界”立即进行鉴定。我又查了一下资料，“笔迹形成时间的鉴定”目前在技术上完全可行，“红学界”就不要再等了。各种“脂本”究竟是乾隆、嘉庆、道光年间抄成的，还是在1910年以后才抄成的，鉴定一下就真相大白了。我十分期待“笔迹形成时间的鉴定”能一举戳穿“红学界”数十年来的罪恶，同时揭示陶洙伪造各个“脂本”的时间细节。
几个月前，陈林在犹豫了很久之后，终于买了一套价钱不菲的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的《仿真己卯本》（又称“己卯本”，原本的“高清照相本”共4册，定价3950元）。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对这套书进行逐页的高精度扫描和细致考察。通过考察，他更确定这本子是陶洙伪造的，于是他再次呼吁技术鉴定。他说：“己卯本”的墨色和纸张新得令人难以置信。如果有人非要说这些纸张就是乾隆时期的旧纸，我劝你们去请司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书，让大家看看是你们的肉眼能耐，还是现代科学仪器说了算。关于墨迹，更好办了，现代科学技术已经能够相当精确地测定笔迹形成的时间，中国内地也有好几个机构可以办理这样的鉴定。冯其庸们，你们敢试试看吗？至于说你们若胆敢买通一家或几家鉴定机构来合伙忽悠，陈林照样有简便的办法让你们一起完蛋。
看了陈林这样的强烈呼吁，使我想起若干年前的一件事来。那年，我们学校的教师到一个村子去“支农”，看到两家农户正在为一棵树争执。那树长在两家的交界处，各人都说树是自家的。甲说树是他爷爷种下的，乙说是他父亲小时候栽的。各执一词，争执升级，以至大打出手，头破血流。最后，甲提出把树割倒数年轮，乙说树是我家的，哪能随便割倒？这事闹到公社里去，公社来了个干部，了解了情况后，当即决定割树数年轮，乙户再不愿意也不行了。终于把树锯倒，一数年轮，真相大白，那树开始生长时，乙的父亲还没出生呢。
现代技术对古籍的鉴定像数年轮一样准确无误。陈林是坚决主张数数“脂本”的“年轮”的。为什么他敢于这样主张？因为他像农户甲一样心里有底儿，他通过多年的艰苦考证，科学的笔迹鉴定，已经像透视了树的年轮似的，十分有把握。而冯其庸们就像农户乙一样，心里有鬼，不敢割树数年轮。
据苗律师说，“无论是笔迹、纸张、篡改痕迹还是文字、印章形成时间都应该容易鉴定”，“这些鉴定都是非常普通的鉴定”。这位律师显然是经验之谈，他常年帮人家打官司，碰到诸如分单、遗嘱、地契等等文书发生争执的情况一定是很多的，每当遇到这种情况就用科学技术鉴定使真相大白。而抄本书籍与那些法律文书一样，也都是纸质墨写的东西，只要用司法上常用的办法加以鉴定，那些“脂本”到底是“乾隆抄本”还是民国年间的东西，不就一目了然了？据陈林说，“中国内地也有好几个机构可以办理这样的鉴定”，鉴定一下“脂本”是件很容易的事，何必让争论旷日持久而不用这办法毕其功于一役呢？
可是由谁去做这样的鉴定呢？由陈林吗？如果陈林有这个能力，早就去鉴定了。他拿着鉴定结果去戳穿冯其庸们，不就早大获全胜了，还用费这些事？问题是凭陈林一己之力，办不了这样的事。那些“脂本”分别藏在各大图书馆，宝贝得不得了，不用说鉴定，一般人瞧一眼都是不允许的。退一步说，就是让开柜鉴定，鉴定是得花钱的，那不菲的鉴定费陈林能出得起？
能办这件事的，只有陈林所说的“红学界”、“冯其庸们”，也就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这研究所是国家所设用纳税人的钱支持着的专门研究这部古典小说的机构。按说，鉴定一下“脂本”是这个机构的正事，也是对纳税人应有的交代，可把持这个机构的冯其庸们能办这件事吗？他们赖以存在的还不就是这十几个“脂本”？若不是这十几个破破烂烂的“脂本”把一部古典小说弄得扑朔迷离，乌烟瘴气，何用设这么个研究所养这么些人？这些“脂本”说得不好听点就是一大堆粪便，里面养了一群甲壳类昆虫长年累月在里面鼓捣，以至个个吃得肥肥的，还吃成了大师、泰斗什么的。若用科学方法鉴定了这些“脂本”，证明它们原来是些一文不值的废纸，那这个“粪堆”不就得化为乌有了吗？粪堆没了，那些甲壳类昆虫还吃什么？到哪里去安身？所以，要让“红学界”自己去做鉴定，不啻是与虎谋皮，或说是让他们自挖祖坟。
在这里，陈林向他们叫起板来：“冯其庸们，你们敢试试吗？”还担心他们“买通一家或几家鉴定机构来合伙忽悠”。这真是一厢情愿了，他们根本就不会去做这件事。现在他们的对策是把陈林“边缘化”——不是“边缘化”，而是“乌有化”。他们明明感到了陈林的巨大威胁，却装作没事人似的，极力以“不予理睬”做战术，假装听不到陈林的声音。再不就把陈林“矮化”为当今社会上那种没有学问却想出名的青年人，摆出一副不屑与之争论，一争论就掉架儿的架势。在这种形势下，他们能听陈林的话吗？你没见尽管陈林以铁的事实刨到了他们的老根儿，他们却该干什么干什么吗？在陈林痛斥了冯其庸把陶洙伪造的“己卯本”、“庚辰本”塞进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之后，今年6月又公然把“舒序本”和“己卯本”的三回又两个半回残页不又搞成第二批“珍贵古籍”了吗？紧接着，在今年7月又在山东省蓬莱市举行了“2009年红楼梦国际研讨会”，冯其庸、蔡义江们在会上又精彩表演了一番，而不请陈林与会，对陈林那么重大的发现连提都不提，只含沙射影了一通了事。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们能理睬陈林的叫板吗？
看来，要真实现对“脂本”的科学技术鉴定，指望着冯其庸们把持的红研所是根本不行的，唯一办法是文化部出面组织这事才成。但是，从文化部刚把“舒序本”等伪造品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来看，文化部是不会办这事的。官员们会说：好好的，鉴定什么？
是的，一个健康人是没有必要做CT、B超的，但现在是人肚子里长瘤子了，还不做检查能行吗？一棵平常的树正枝叶繁茂地长着，当然没有必要拦腰锯断数它的年轮，但这棵树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归属问题了，不锯断数年轮行吗？诚如苗人风律师所说，“脂本”现在“有质疑”了，而且不光陈林“质疑”，学者欧阳健、曲沫等等早就有理有据地“质疑”了多年了，还不进行鉴定，行吗？
为什么一边有人在揭露“脂本”是近人所造的赝品，一边有人让“脂本”堂而皇之地进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一边有人强烈呼吁对“脂本”进行鉴定以证明它们是些一文不值的假古籍，一边有人还在以近4000元的高价兜售“己卯本”影印本，而毫不理会进行鉴定的呼吁？说到底，还是因为欧阳健、陈林的结论还没得到普遍的认可，相信“脂伪说”的人还是太少，尤其是在红学家群里还没有几人倒戈服膺真理。靠“脂本”发家的红学家们盘根错节还稳居主流地位，欧阳健、陈林们还处在“在野”地位，杂志、学会、研究所这些阵地还在主流手里，主流出的书写的文章铺天盖地，连篇累牍，而欧阳健、陈林的书还只了了几本。这种状况不改变，陈林的呼吁文化部是很难听进去的，因为作为国家机关，也只能听主流的声音，对“在野”的声音就只能作“一家之言”而置之不理了。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是大家都认可的道理，但既然是真理，不可能永远只有少数人掌握，必然会由少数人变为多数人，否则这“真理”就值得怀疑了。当前陈林的策略应该是不急不躁，不希望一蹴而就，要有长期战斗的心理准备。在自己写出更有说服力的著述的同时，广泛联络同志，慢慢地把“少数”变为多数，直到占领主流阵地，取得最后的胜利。需要再次指出的是，一定要改变因义愤和急躁而有的骂人文风，因为鲁迅说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2009年8月7日于平度文丰居）
沙叶新与余秋雨反目是人格上的分歧所致
把《咬余专业户》之三刚发到我的新浪博客上，我的博上好友胶水船夫就发评论说：“余秋雨已经把自己得瑟臭了。王老真不值得浪费这么多的精力。”
我不认识的一位叫蓝澜的博友也说：“多余写他。”
我原计划写4篇，把“古余萧沙”咬余的情况都写一下，听了博友们好意的劝告，顿觉兴味索然，“古余萧”写了也就写了，不再“浪费精力”写“沙”了。
这次整理我的旧文，忽然又觉不写一写“沙”是种遗憾。这倒不是因为“四缺一”就缺那么一篇不成全豹，而是因为“沙”太值得一写了。“古余萧”三人“咬”住秋雨大师不松口的咬点，也还都停留在“石一歌”呀，“假捐门”呀这些具体事情上，而“沙”与余秋雨的反目，却是因为两人在做人的良知上，在知识分子的人格上有着巨大反差，他们二人的分歧或说矛盾，不是浅表层面的，而是深层的、骨子里的，他们根本不是一种人。了解一下余沙之争，对知道应如何做中国的知识分子，或许是有裨益的。
基于此，所以在这里补上这篇。但时过境迁，已没有当时写这组文章的心境了，那就只堆些材料在这里好了。
“沙”是大名鼎鼎的剧作家沙叶新。我们曾在电视连续剧上见过此人，把钱钟书大师的小说《围城》搬上屏幕，沙叶新参与其事，并饰演了曹元朗这个角色。
沙叶新，1939年生，南京人，回族。1956年读高中时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妙计》。1957年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1959年开始继续发表小说，1961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后保送进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创作研究班读研究生。1963年7月毕业，同年进入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任编剧。1985—1993年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
1965年，沙叶新发表独幕喜剧《一分钱》，公演后颇获好评。粉碎“四人帮”后，创作激情高涨。1978年发表剧本《好好学习》、《森林中的怪物》、《约会》，后者获上海优秀剧作奖。1979年发表剧本《兔兄弟》，获第二届全国少儿文艺创作3等获、首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荣誉奖。1980年发表《陈毅市长》，获第一届全国优秀剧本评奖首奖、首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1982年发表剧本《以误传误》，获上海优秀作品奖、《儿童时代》优秀作品奖；小说《似曾相识车归来》获《青年一代》好稿奖。
1984年发表电影文学剧本《宋庆龄》，获《十月》文学奖。同年，电影剧本《陈毅与刺客》获第3届全国电视剧金鹰奖。1986年发表《寻找男子汉》，获第三届上海戏剧节创作演出奖。1987年创作的话剧《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发表于《十月》杂志1988年第2期，同年4月由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首演。该剧获加拿大“1988年舞台奇迹与里程碑”称号。其剧作《假如我是真的》、《大幕已经拉开》、《马克思秘史》，《寻找男子汉》及小说《无标题对话》等，曾引起强烈反响。这些作品被译为英、日等国文字。已出版《沙叶新剧作选》等。电视剧本《中国姑娘》由中央电视台拍摄播映。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电视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