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春天我刚调来平度一中不久，一天，去老集街理发，当我围上围布把头颅抛给理发师傅一任他在上面挥舞利刃的时候，就见镜子里来了一个穿绿制服的中年人。那人坐在排椅上没说上几句话，就大谈起教师如何“小气”、如何“下作”来，并举出不少具体事例来佐证他那教师简直是劣等公民的论点。例证之一是说有一次3个教师凑份子吃饺子，1人1个吃到最后，剩了1个，难题来了：饺子中间粗两头细，中间有馅两头无馅，怎么分才公平？3人互不相让，争论了半天，幸好他们是老师，最终用代数代开，这才算分公平了。
那人眉飞色舞地说着，排椅上其他人不时发出笑声，时不时地补充一些事例。理发师傅在嗤嗤地暗笑着，因为他知道他刀下这颗头颅正是一个教师的首级。直到我理完发，那绿制服还在滔滔不绝地说着，话的主题仍然未变，极尽腌月赞教师之能事。理发师傅一边接过我的钱，一边终于忍不住由窃笑变成了大笑，说：“这位就是教师，一中的王老师。”那绿制服看了看我，脸上全无“失言”了的尴尬和歉意，反而在原有的自得表情中仿佛又多了一层找到揶揄对象后的居高临下的自豪感。而我，怒不可遏又夹杂着一种不知是啥滋味的滋味，只悻悻地大步走出了理发铺。
在回校的路上，越想越憋气。嘿！这头剃的！这哪里是理发？分明是被手执利器者押在那儿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任凭人家数落、贬损嘛！
我愤愤地朝前走了一会儿，心里自言自语起来：妈妈的！你知道什么是代数？别看你绿制服……
快到校门的时候，心情渐渐地平复了，及至进了校门，又由平复变成自惭形秽了。能怨人家如此小瞧吗？教师原本地位就不高嘛！上边提出“两个估计”，明文说教师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你资产阶级，还愤愤什么？一个接一个的“学习班”上，你不得一次次自我丑化，互相贬低吗？翻出你家庭或历史上有点什么疤麻，或抓住你的只言片语上纲成“现行”，揪你到台子上，你不也得老老实实在上边呆着吗？老一点的教师能忘了在学校西院那历时两个月的教师“学习班”吗？人人过关，必须对自己上纲上线，把自己描得漆黑才可放过。那满院的大字报，那日夜不停的批斗声，那投井者湿漉漉的尸体……那不比理发铺里的“批判会”厉害？上边如此蹂躏教师，吾又何怨乎绿制服们把你看作劣等人而随时随地（哪怕是在理发铺里）对你进行批判？
被无端扭曲与损害的总有还其公平的一天，严冬风雪的肆虐总有结束的时候。就在“理发遭批”的那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一下子把教师从冰雪中移到了明媚煦暖的春光里，教师们浑身的每一个毛孔都张开来感受着融融的春意。教师们终于可以挺起腰杆走路、昂起头来做人、放开手脚工作了！谁先感受到改革开放大地回春的温暖？是教师。行文至此，自然会想起“春江水暖鸭先知”这句诗来。教师不正是先知春暖的“鸭子”？把教师说成“鸭子”似乎有辱斯文，其实被折腾得体无完肤的教师哪比得上羽毛完整的鸭子？惟其少皮无毛，一旦沐浴在春江里，才更易感受到那份温暖。
大概过了三四年，又有这样一件事使我记忆犹新：
一天，我拖着地排车去现河桥东煤场买蜂窝煤。到那里一看，买煤的车子已经排出了大门，排到桥上了。我第三节有课，看这阵势，等拉上煤，准得误课。我正要掉转车头打道回校的时候，不料那管煤场的突然向喧嚷的人群大声宣布：学校的老师可以排到前面。那天我衣兜里碰巧有足以证明我是教师的一个证件，于是我排在了头几名，顺利地拉着煤回来了。这事与理发铺里的那件事一比，三中全会给教师带来了什么，就十分明白了。记得当时在医院挂号处、车站售票窗口等需要排队的地方，有不少挂着“教师优先”的牌子。从随时随地都要受到批判到荣享优先，其差别何啻天壤！
我继续咂摸那绿制服的话，越想越觉着人家说的虽失之夸张，但在实质上却是不无道理的。那年头，教师不但政治地位低，工资待遇也在最低层，囊中常常处于羞涩状态，赶集上店，人情来往，自然要反复掂量手中那有数的几个钱，实在大方不起来，有时显出一点“小气”甚至“下作”相来，或许也是有的。改革开放以来，教师随着政治地位的提高，经济上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到1988年工资与职称挂钩以后，教师一下子从“脑体倒挂”时头朝下变成头朝上了，“不如卖茶叶蛋的”一类话终于理所当然地成了回忆中的笑谈。
我刚来平度一中时候老师们的衣食住行是个什么样子，恐怕年轻教师很难想象得出来。当时哪有今天这样宽畅漂亮的宿舍楼，谁家不是挤在局促狭小的小平房里？小平房里的唯一“家电”恐怕就是一个手电筒……自从拿着教师当人待了之后，教师也过上了一般人的生活，走进一个教师的家庭，已没有了特别寒酸的感觉，而且家家透着一种不尚铺排、讲究实际的文化气息。
打那以后就再未见过那位绿制服仁兄，据理发师傅说，他是某很吃香的单位的一名门卫。不知他现在还那样看教师不，真想再见到他跟他坐在一样高的板凳上，跟他好好聊聊教师是些怎样的人。把自己的心血慷慨地献给祖国的未来，甘当春蚕红烛，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这样的人“小气”、“下作”吗？而且，教师最易满足，最能知恩图报，你给他一滴水，他会把全身的血喷作涌泉回报给你。
写到这里，又想起苏子那鸭先知暖的诗句来。应该说，教师对改革开放带来的融融春暖不仅“先知”，而且是“最知”“深知”又知之必报的。
（1999年1月于北京芍药居）
一个教师关于穿衣的60年记忆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在平度四中教学。一次，我在上课，回头板书的时候，突然听到学生一片“嗤嗤”的笑声，我不知自己出了什么事惹得学生笑。是板书出了错？忙看看黑板上的字，没错啊！回过身来，大声训斥学生：“笑什么笑！”学生不笑了，我就又回身写没写完的字，刚一回身，学生又笑了。我这才意识到是我身上出了问题，忙向身后摸，摸到后腚那儿，自己也笑了。原来是裤子破了一个洞，里面的花裤衩露出来了。那年代内裤时兴用花布做（不知为什么，花布反倒便宜），红的绿的都有，男的女的都穿，却是从不示人的东西。这回儿学生看到了从来看不到的风景，还不得笑？
后来，那条裤子我找人补了补，又穿了好几年。在那个年代，教师穿补丁衣裳，是很平常的事。照说，为人师表应该穿得考究一些。教师的老祖宗孔子，讲究穿衣就像他“席不正，不坐”、“（肉）割不正，不食”一样，“君子不以绀”，连衣裳的颜色不对他都不穿，就不用说衣服上有补丁了。但是，我刚教学那些年，教师顾不得老祖宗的圣训了，就那条件嘛！幸亏那时提倡艰苦朴素，讲究一件衣裳“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有这堂而皇之的理由遮丑，穿着补丁衣裳上课，也不觉得丢人了，只要别露出皮肉来或花裤衩来就行。
十年“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开始，教师的日子一步步好起来了。记得从1977年开始，连续4年，一年提一级工资，终于达到了温饱的程度。到这时，固然还提倡艰苦朴素，但补丁衣裳是再不穿了。身上的衣裳不但不带补丁，还讲究起布料来了。以前布料不讲究好看，只讲结实，条绒、小帆布是人们的首选。到这时，这一类穿旧了也不破的衣裳渐渐没人穿了，人们喜欢挺括而裤棱不倒的“的卡”一类布料了。有一个阶段还兴起了穿呢子，教师们差不多人人有了一条呢子裤子。再后来，就不但讲究衣料的美观笔挺，而且讲究起衣服的式样来了。
改革开放前穿的都是“中山服”或解放军穿的那种衣型。大约是1979年或1980年，平度街上渐次出现了几家西服店，老集街上也开了一家。西服？咱东方人还穿西服？咱当教师的能穿那玩意儿？我多次从老集街那店门前走，从来就觉得那店不是给我开的。后来听说那店除了西服也做别的衣裳，就和老伴拿着块布进去，要做一件胸上一边有兜儿的军服。那师傅看了看布料说：
“还是做西服吧，你这布料做西服一准好看！”
“不，不，不！做西服怎么穿着上课？”
“你这老师！没看电视？胡耀邦都穿西服了！”
听他这么一说，老伴商量我：“要不就做件？”
于是就做了一件西服上衣。西服做好了，很长时间没勇气穿出去。后来，老伴直嘟囔：“做了不穿，什么人！”嘟囔“草鸡”了，只好带着“豁出去”的心态穿着去了学校。一进教室，学生果然哗然大笑，我像做了丑事，脸通红。
“王老师穿西服了”当天就成了全校的头号新闻。那天下午，地理组的段新治老师突然来到我的办公室。不教一科，和段老师没有来往，他从来没来过我这里。他知道突然来我会诧异，一进门就说：“我来看看你的西服！”
不光段老师，来看我穿西服的不说络绎不绝，却也有不少，下了班，有的还到我家里看。一时间，我仿佛是个来到地球上的外星人，好些人来看我的新鲜。
段老师说，他早就做了一身西服，放在家里没敢穿。打那天以后，他也穿上西服了。没过多久，学校里就西服一片了。有人给了我“领导服装新潮流”的赞语。
在我西服虽有而不穿的那段时间，还有件有关穿戴的事我至今没忘。
一天，老伴（其实那时老伴还不老）突然买了双高跟鞋来家。说是高跟鞋，跟并不太高，只不过比一般鞋跟部略高一点罢了。我一看，大怒。当时她在体校教学，上下班要从一中东院穿过。我说：
“你非要穿这种鞋，那你别从校园里走！”
果真她很长时间多走不少路，从大阁那儿绕行。以后，穿高跟鞋的渐渐多起来，她才不绕路了。
经过了几十年，随着祖国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我们当教师的也穿得板板整整、漂漂亮亮的了。前面写的那些事，已经成为一些苦涩却又好笑的记忆。就在这时，却又发生了一件与衣服有关的事让我大恼其火：
去年，我儿子儿媳说要给我买件衣裳，我说：“买什么买？我退休了，又不到哪里去，现有的都穿不了，还买什么！”可是他们非要买，那也只好听他们的了。有一天，买来了，是一件皮衣。看那样子，肯定不便宜。我一看，心里就不快，问价钱，不说，最后知道，花了2000多元。我一听，大怒，立刻逼他们退回去，他们不退。想想，这也是他们的一片孝心，硬拧着，不好，再说也不是穿不起，也就消了火穿上了。
一个年轻时候穿补丁衣裳的教师，退休了，竟然成了一个穿皮衣的老头儿！
（2009年9月于平度文丰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