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新亭老师教我们时，已是一位50多岁的老教师了。他早年在天津南开中学任教，当时就是水平极高的一位老师，和化学课本上印着头像的我国大化学家侯德榜是同学又曾同事过。他教的学生不少成了有名的化学家。新中国成立后来到潍坊一中，在市政协里挂着很高的头衔，是潍坊“市宝”级的人物。这样一位处处感受到人们崇敬的老教师，哪里受得了我们这些毛孩子如此的非礼！耍耍脾气，叫我们知道知道，是在情理之中的事。况且，他这种不上班，明显是为了更好地上班，不过，也不能善罢甘休，他需要有个说道才行。
郑老师“罢教”十一级甲班的事，在学校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连黄道源校长也惊动了。深谙老知识分子特点的黄校长，这一天来到了郑老师的住处。只见这位老教师很严肃地坐在那里，把除拇指其他四指不会弯曲的右手平放在桌面上（郑老师右手受过伤，四根手指不会动弹，上课时用左手板书，做实验也用左手，右手只起夹试管的作用），见校长进屋了，也不说话，也不让座，只坐在那里。黄校长见状，也不说话，见地上有点不干净，二话没说，从墙旮旯里拿起笤帚就扫起地来。扫完了地，又见桌子上有水，拿起抹布就又擦起桌子来。到这时，郑新亭老师坐不住了，站起来让校长坐下，说：
“校长，你什么也不用说了，我这就去给他们上课去！啊，今天没有他们班的课……”
“本来嘛，他们还是些孩子！”校长笑了，郑老师也表情不很自然地笑了。
我在《忆黄道源校长》那篇文章中提到黄校长对待老师们有昔时燕昭王的气度，李白诗说燕昭王与贤才们“拥篲折节无嫌猜”，亲自拿着扫帚扫黄金台。看，我们的黄校长不也为郑老师拿起笤帚扫地了吗？
当天课外活动时间，我们班的班长王效彬、团支部学习委员齐国恩、班委学习委员王学贤3人，心里就像背着一根荆条棍子一样到郑老师门上请罪去了。当然是黄校长叫他们去的，校长觉得让学生去赔不是，是不可或缺的一步。
他们3人一进门，就90度大弯腰，一躬到地，口中直说“我们错了，请郑老师别生我们的气了”，赔罪话说了一大串，郑老师只在那里沉默着，一言不发。他们就又鞠躬，又检讨。好一会儿，郑老师嘴动了一下，他们仨以为郑老师要劈头盖脸地批评他们一顿了，都做好了挨训的准备。万万没想到郑老师却只提了个课本上的问题：你们说某物质和某物质能不能化合？老师说的这问题我们还没有学到，答不上来。
“你们到书架上拿过课本来，”我们拿来课本，他叫我们翻开××页，找到××行，“你们念念上面是怎么说的。”
课本上明明白白说那两种物质不能化合。
“课本上错了，那两种物质能够化合！”
他们仨佩服得五体投地了。郑老师再没有说别的，只说：“回去吧！”
第二天，班长王效彬一声响亮的“起立”把郑新亭老师重新迎到了我们的讲台上……
（2009年3月于平度文丰居）
参加纪念黄道源校长90诞辰座谈会散记
4月1日，参加了母校潍坊一中纪念老校长黄道源90诞辰座谈会，感触颇多，心情一直在激动着。把所见所闻所感写出来，让这些美好的东西定格在我的笔下，肯定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3月31日，母校的陈永杰老师来平度把我和“山荆”接到潍坊，住在福寿东街的舜华商务酒店里。第二天，4月1日，是黄道源校长90华诞，上午8点多，陈老师来酒店里接我们去母校参加座谈会。上了面包车，见有我的同班老同学曹允范，还有以前不认识的老校友孙启基、王士谔，他们是高七、高八的，还有一位高十二的孙同学。我们在车上说着相同的家乡话，回忆着当年共同的学习生活，议论着大家都认识的那些老同学，饶有兴味，倍感亲切。学校预先告诉我叫我在座谈会上发言，虽然在平度就写好了发言稿，但仍怕发不好言，有点紧张。和这些老同学说得这样随便、亲切，尤其他们说起我写的几篇文章称赞有加，这样，那种拘谨感就没有了，对即将要作的发言，心里有了底。
车一会儿进了母校新校，见的老同学更多了，还见了前年我来参加“道源基金会成立大会”时就认识了的曹红旗书记、鹿副校长等等，他们热情地和我打招呼。曹允范说我在母校有一定的知名度，看来不假，这从他们见我后和我握手的力度就能感觉得出来。这当然是因为他们读过赠给母校的拙书《知暖集》，熟悉我写母校和黄校长的那些文字的缘故。
我们坐在一间有环形台的房间里，一会儿来了一位个子很高的人坐在我的对面，说起话来声音很大。我问身边的人这是谁，说是胡兆坤。我在心里暗自“哦”了一声，这就是当年我在新华影剧院听他作报告的那位劳模，原来这人也是我的校友啊！后边听他发言才知道，原来他并没在我的母校潍坊一中上过学，是在母校的前身潍县中学读的初中，还没毕业就下乡当农民做出成绩成了劳模。黄校长认下了他这个学生，把他请到学校给我们作报告，并当着全校师生的面亲手给他把“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的校徽别在他胸前，他这才成了我们的校友。当年那批劳动模范大都离开劳动岗位步入仕途，这人也和郝建秀、徐建春一样，成了领导同志，职位越来越高，一直做到地委副书记、省卫生厅副厅长。今天，学校领导没忘了这个“老校友”，请他来参加纪念黄校长的座谈会，这本身就是对爱惜人才的黄校长的一种很好的纪念。胡兆坤在做望留公社书记的时候，家父是那个公社的供销社主任。在散会后与胡兆坤一块往外走的时候我跟他说：“听我父亲说，你和他熟。”他说“不是熟”。我一愕，以为他是因为我父亲曾被打成“右派”要赖这个账，他接着说“是很熟，是相当的熟”，我心释然，并对他更为尊敬，且有了些亲切感，觉得我应该叫他一声“叔叔”才对。
过了一会儿，我们到了一间大厅里开会。在顺着走廊往那里走的时候，和黄校长的小儿子走在了一起，同学跟他说了我的名字，他很热情地对我说了声“谢谢”。进入那开会的大厅，按环形桌上摆着的名牌坐定后，黄校长的大儿子黄潍连副市长恰好坐在我的对面，不用介绍，他从牌上的名字就能知道我是谁。当我和他点头示意的时候，他也说了声“谢谢”。这兄弟俩不约而同地对我说“谢谢”，在别人肯定会不知何故，我心里是明白的，那就是我写了两篇回忆我的老校长的文章。我是在歌颂自己的老校长，与他们无关，但在他们看来就是对他们父亲的歌颂了，因此对我心存感激，所以见了我，很得体地以“谢谢”二字致意，心照不宣中省略了许多语言。这也就很够了，我像得到了回报一样心中高兴。会后我打开了赠送给每位与会者的《黄道源》一书，见印刷精美的书中共八九篇文章，老校友写黄校长的文章只有3篇，一篇是高七级孙启基的《我的良师益友——黄道源校长》，另两篇是我写的《忆黄道源校长》和《黄道源校长为郑新亭老师扫地的故事》。
座谈会在一种肃穆而热烈的气氛中进行着。母校和潍坊市教育局、滨州医学院3个黄校长曾工作过的单位的领导发了言，然后是3个老校友代表发言。“名誉老校友”胡兆坤没有发言稿，他讲了怎样受到黄校长的器重，以后怎样受到校长的帮助，再以后随着自己身份的提高怎样和校长成了朋友，我听出了已能和校长平起平坐的话味来。第二个是孙启基校友，他以他的文章做发言稿，讲了黄校长如何是他的“恩师益友”。第三个是我发言，我倒是认真地写了发言稿的，可惜我当年是个普通学生，和校长没有单独的交往，没引起黄校长的特别关注，因此没有很多东西可写，只又把收在《黄道源》一书中我那两篇文章中的几个事例整合在一起成了我的发言稿。本来我还把收在我的《知暖集》里的那个黄校长一声断喝止住了我们饥饿的故事也写了进去，后在电话里听母校陈永杰老师说只给6分钟，便又删了去。细心的听者还会发现，我与前边的两位学兄不同，胡兆坤是校长家里的常客，当然是朋友，孙启基称校长是“恩师益友”，益友也是朋友。我则没有这种福气，不敢说是校长的朋友，只能永远是他老人家的学生。尽管我离开母校多年后在平度我工作的偏僻地方意外地见过校长，听他亲切地和我说了好一会儿话，但我仍是“执弟子之礼甚恭”，不敢有半步僭越把我说成是他老人家的朋友。
最后是黄校长大儿子作了答谢发言。这位现任潍坊市副市长的学弟名潍连，“潍”字的字义单调，没见过有用这字起名的，他却在名字中嵌上了这个字，且又加一“连”字，那意思就是很明显的了。的确，他和他老人家对潍坊的眷恋之情是极为深厚的。黄校长是威海人，“文革”间离开了潍坊，去筹建滨州医学院，并任那所大学的领导直至退休。退休后他既不留在他自己尽心血筚路蓝缕创下一番事业的新兴城市——濒临黄河的滨州，也不落叶归根回到他的故乡美丽的海滨城市威海，却回到潍坊休养，直至1993逝于潍坊。鄙桑梓潍坊，自古就是文化昌盛之区，我和我的同乡们因此而倍感骄傲。潍坊之所以有足使我们骄傲的深厚人文底蕴，是与许多外地人热爱潍坊贡献于潍坊分不开的。1746—1753年知潍县7年的江苏兴化人郑板桥，是大书画家、诗人。1641—1643年知潍县的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篆刻家、收藏家周亮工是河南省祥符（今开封）人。还有在今属潍坊市的周边县市为官的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等等大文学家，他们都不是本地人。但他们为官一任，教化一方，为形成富有特色又水平颇高的“潍坊文化”作出了影响久远的贡献。黄校长本人虽不是文学家、艺术家，但他从潍坊解放伊始就负责文化教育工作，除了当校长外，还任过民众教育馆馆长、文工团团长、专署文教局局长、地委文教部副部长等职。他不但为潍坊培养出了大批学子，还直接发现、凝聚、培养出了著名戏剧家尚之四、朗咸芬等艺术人才。他一个外乡人，却为我家乡的文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的贡献不但彪炳了潍坊的史册，而且还将在潍坊的今后发展中继续发挥巨大作用。就为这，作为一个潍坊人，是不能不对他奉上谢忱和敬意的。
会后是到门厅里举行黄道源铜像揭幕仪式。我们在里边开会的这座漂亮的大楼是母校的图书楼，在纪念黄道源诞辰90年之际把这座楼命名为“道源楼”，并在大厅里树立起高大的黄道源铜像，我想，这正是对黄校长为母校为潍坊作出的不朽贡献表示谢忱和敬意的一种很好方式。
揭幕仪式结束后，全体与会人员在老校长铜像前合影留念。我本来是站在边角处的，黄潍连副市长硬是把我拉到了当中他的身边。这里边也有许多心照不宣的语言，他分明是觉得对他的父亲怀着深深谢忱和敬意并表达于文字的我应该站在他身边。
之后，与会者乘车穿过绿树成荫的校内甬路，绕过碧波荡漾的揽月湖到校园北部的瀚园餐厅参加宴会。一路上我注意到一座座绛色的大楼中有“悲鸿楼”、“元培楼”。用这些名人命名学校的建筑，能对在校的学子起激励作用，很好。但我觉得他们毕竟有点远，没有“道源楼”来得亲切。
在与会来宾离开学校后，我又被邀与筹备百年校庆编写百年校史的陈永杰老师、张吉刚老师进行了座谈。他们知道我参与过平度一中90年和百年校庆的筹备工作，不耻下问地问了我一些有关事情。我早就盼望读到母校的校史了，从那上面会更系统更全面地了解黄道源校长和历届学校领导人为学校发展作出的贡献，就能更清楚地了解是谁为我们这些学子创造了这么好的育人环境。我盼望着。
日已西沉，我带着对黄道源校长无限崇敬的心情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母校……
（2009年4月7日于平度文丰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