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茶水是我们机关干部打发时光的消遣品。我坐在黑皮转椅上，浏览着报纸上的黑标题，一口一口呷着绿茶，屁股不停地随着椅子转来转去，悠哉，优哉。
电话铃打破室内的沉寂，我抓过话筒，是山旺瓜菜基地一个农民打来的，说是老胡家的甜瓜得了病，叫人去看看。我说农业技术员外出不在家，只剩我一个光杆主任动不了身，你把瓜蔓拿来我看看再说。对方很不耐烦地回了一句，要你们这些农技干部，光吃闲饭。山旺瓜菜基地是市无公害食品基地，思来想去还是去看看吧。
车子在乡间路上奔跑，两边的景色就象播放一部七月风光片。那葳蕤起舞的玉米，铺茵盖绿的花生，摇曳多姿的苹果，鲜嫩滴翠的瓜菜，随着飞快的车速，一页一页地往后翻。
轿车停在山旺瓜菜基地路边的大柳树下，我整理了下歪了的领带，走下车来。不知那个菜农喊了一声：收莱的老板来了！在地里干活的男女呼呼啦啦围了一群。这个问，老板，黄瓜多少钱一斤？那个问，老板，西红柿怎么收的？一个大奶子女人离我最近，她扇动着身上的汗衫，散发的汗臭味熏得我差点呕出来。我说我不是老板，也不是收瓜菜的，是县农技中心的于主任。我自报职务，却引来一片议论。噢，是个当官的。看看，现在这些官们与老百姓就是不一样。另一个说，是个官，强起卖水烟，如今那个官不是衣冠楚楚，脑满肠肥。那个说，哟，一乖从那里学来这句文化？二怪朝我挤挤眼出了个怪样说，听的呗。我不在乎这些，农民吗毕竟是农民。我问身边的大奶子：老胡家的甜瓜地在哪？她大粗胳膊一抬说，在东面。哼，小心脏了你的衣服。我沿地边走过去，甜瓜地里一位老汉和一位姑娘正在低头整理瓜蔓。我喊了一声，胡大爷！老汉抬起头问，你喊谁？我说你不是胡大爷吗？老汉说我不姓胡姓王。姑娘拾起头笑笑说，他是我爷爷，姓王，不姓胡，我姓胡。老汉站起来打量了我一眼说，你是来收瓜的吧。我说，不是。你不是说甜瓜得了病叫我来看看吗？你是……我说我是农技中心的，我姓于。老汉摇了摇头说，不象不象。姑娘也站起来望着我久爷儿俩那不信任的眼光在我身上扫来扫去。老汉有七十五六岁，头戴一顶破草帽，目光灼灼，那饱经风霜的脸上，汗水顺着弯弯曲曲的纹络流进脖子里。他不时用手抹着汗往地下摔，身上那件变了黑的汗衫紧贴在黝黒的皮肤上。短裤下的两条腿，象两根松木棍子，干瘦有力。两只泥脚，只分出五个脚指头。好面善呀，象在那儿见过，我心里说。姑娘有二十岁左右，脸色涨红，浓黑的头发刷子一样扎在后头上，穿一件半袖的旧花褂，配一件没膝的青色短裤，干净素雅。一个姓王，一个姓胡，不像是祖孙俩。又一想，如今家人两个姓的也不稀罕。四只火辣辣的眼看的我有点心虚。我收回眼光，低头检视着自己。忽然觉得打着摩丝的头发仿佛有人往上挣，挣得头皮发麻。脖子上的领带勒得喘不上气来，洁白的衬衫，笔挺的西裤，铮亮的皮鞋，烧得我皮肉灼痛。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城里乡里都工作过，与农民打交道十几年，似今天这种尴尬的场面还未曾遇到过。
王大爷，甜瓜得了什么病？我首先打破沉默。老汉说，刚下过雨，地里的泥土很亲人，进了地你的皮鞋会拔不出来的。你到柳树下去凉快凉快，我把病瓜蔓拿过去。我望望水汪汪的瓜地，确实进不去人，就到大柳树下找了个马扎坐下。司机给我端来茶杯，拿出扇子。喝着水，扇着扇子，凉风一吹，有一种平时难得的舒服感觉。我望着瓜地的祖孙俩，脑子里还在找寻与老汉见过面的片段。
姑娘把一捆发蔫的瓜蔓拿过来。老汉说，这瓜蔓近几天发得病，你看咋治。我反复地翻着叶片和瓜蔓，看着叶面上的小黑点和蔓节部位溢出的胶状物，说，这是蔓枯病。原因是施氮肥过多，通风不良，加上近来多雨，土壤湿度过大……。老汉好像同意我的说法，他拿下草帽扇着风，露出了那个完整的脸。我端详了一会说，大爷，咱们好像在那里见过面。那当然，我爷爷过去在县委工作过，谁不认识他。姑娘的话使我一下子醒过来，我惊奇地喊道：王书记，你是王乐民书记！老汉笑笑说，现在不是书记了，是农民。你赶快给甜瓜开个药方吧。
我发抖的手，半天才写出药方，递给姑娘。并说，这种药镇上有，买来按说明打就行。在往回走的车上，王乐民书记的影像不住地在我大脑的屏幕上慢慢回放。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刚从外公社调来的王乐民书记在我们村蹲点，他骑着一块旧金鹿牌自行车，带着小铺盖，谁在一家闲屋里。那时候，下乡干部睡土炕，吃派饭，每夫交五角钱一斤粮票。有一次派到我家吃饭，母亲去割了半斤猪肉，包了几碗饺子。王书记他们在炕上吃，我们在地下吃。饺子端上去后，王书记从灯窝里看到我们在地下吃地瓜饼子，立即吩咐工作人员把饺子端下去，一他却就着咸菜吃起地瓜饼子来。饭后，他对支部书记说，你在群众大会上公布一下，我们是来搞三同的（同吃、同住、同劳动），谁家今后再做两样的饭，破了规矩，就取消他家的派饭资格，白天，除了到公社开会，就和社员一块干活，常了，社员们也不拿他当外人。“三秋”的一天，他骑着自行车领着公社干部下乡检查秋种，回来时路过我们村南，见一个扶犁打畦的社员打的畦埂弯弯曲曲，他就批评他干活不认真。这社员是个楞头青，不服气，说你打得好你打给我看看。王书记把自行车一支，接过犁犋，鞭子一摔，撇着牲口打了两个来回。畦背笔直，畦面宽窄象用尺量的那么标准。那社员羞得面红耳赤，其他社员看了也敬佩不已。后来，王书记调县委分管农村工作，在他离岗的最后一年，我也毕业分配到农业部门。关于他的事迹，在群众中流传很广。几年来，他带领全县农民治洼治山，开荒造地，扎库蓄水，改变了全县农业的面貌。我与王书记真正见面是在治理皇水河工程的工地上。那年冬天，全县搞了一次规模宏大的旧河治理改造工程，王书记担任总指挥。我临时调宣传组采写有关工程的稿件。为了一篇稿子需找王书记当面采访。工地战线很长，几十万人上阵，河畔上人山人海，红旗飞舞。高音喇叭歌声激昂，给寒冷的冬天带来一丝暖意。王书记来回奔走于民工之中，我在工地上找了一天也没找到他，直到第二天中午，才在山旺村的工地上见到他。他身穿一件黄大衣，脚蹬一双黄胶鞋。长长的头发，脸上沾满了尘土。干裂的嘴唇说起话来粗声大嗓。那天天气很冷，西北风夹着雪花吹的人站不稳脚。王书记和山旺村的干部正准备召开民工大会。在安排会场时，村干部有意识安排王书记面朝南，背着风向着阳。王书记大步走到民工面前，高喊一声，同志们，起立！大家莫名其妙的站起来。王书记又喊一声，向后转，坐下。直到王书记转到对面讲话时，大家才明白过来。暖流涌进每个民工的心里。这次会议后，山旺村的工程进度由后进一跃而成为全县第一。后来听说工程即将结束时，山旺村的支部书记拉车运土时断绳落水，把双腿摔折，王书记也因下河救人受寒得病。他坚持到工程全部竣工后，回县住了院，出院后便回老家莱州养病，再也没见到他。今天在这里见到他，心中仍然是个谜。
回想起王书记待民如手足的事迹，我心里开始内疚自责起来。作为一个专门为农业服务的机关干部，农民家的作物有了病竟让人家拿到办公室来看，到了现场又不进地，这不光是工作上的距离，而是感情上的距离。车子走到镇驻地，我对司机说，停下。司机问，干啥。我说你去给我买一套背心短裤来，我到邮政三农服务站买药，那儿的药没有假。邮政三农服务站的一位60多岁的老头迎过来。问我，买什么？我说了药名。他问买了干啥用。我说山旺村有一家甜瓜得了病，他问我是不是老胡家的。我说你怎么知道。老头说早晨王书记来问过我，我也不明白用什么药治。我问，你认识王书记？老头说，王书记王乐民谁不知道。“文革”期间在我们公社干党委书记，挨批斗时被我村的老胡抢到家里藏起来。我问，你说的老胡是不是种甜瓜的这家。老头说，是啊，他当支书几十年，都称他老胡。可惜这家人太惨了。老头悲伤地叹了口气。我又问王书记家不是在莱州吗，他怎么到这儿来啦。老头说，这个你就不明白了。老胡当支部书记时，在皇水河工程中摔折了双腿，不能劳动。王书记一直从自己工资中给他寄钱。前年突然得了癌症，病重时王书记来看他，可是祸不单行，老胡的儿子儿媳送莱时出了车祸死去，老胡也在极度悲痛中走完了他的一生。剩下一个孤苦伶仃的姑娘要死要活的，王书记就带着他的老伴在老胡家安家啦。听说王书记的两个儿子大学毕业后都在北京，前些日子大儿子回来想接他去北京，王书记高低不去，他说他离不开农村，离不开土地。听着听着，我的泪水啪达啪达落下来。
我拿着药上了车，对司机说，把车头调过来。司机说，去哪？我说去老胡家甜瓜地。
车子又停在大柳树下。我解下领带，脱去衬衫西裤，扒下鞋袜，换上背身短裤，赤着脚走进老胡家的甜瓜地。姑娘眼尖，看到我走过去，便对王书记说，爷爷，那个人又回来了。王书记转过身站起来问我，你是不是丢了什么？我说，是丢了什么，但我又拣回来了。治瓜病的药我买啦。姑娘，给我拿过喷雾器来，兑上药，我打。
王书记点点头，笑了。
我背起喷雾器，梦幻一样的雾喷在瓜叶上，化出一道道美丽的彩虹，仿佛我又回到了农民中。两只脚踩进发烫的泥土里，有一种回归的感觉。望着前面弯腰劳作的老书记，我一步一步迈动着双脚，距离慢慢的缩小缩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