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懿荣纪念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卐字会旧址到“回归”王氏庄园，走过了十年的历程，十年来，纪念馆的规模变大了，藏品丰富了，陈列更新了，影响深远了，做为山东省优秀社会教育基地是当之无愧的。人们坚信：矗立在王氏庄园中这座庄严的爱国主义丰碑，在王懿荣率家人壮烈殉国一个世纪后，必将以其无与伦比的力量，激励中华儿女勇往直前，去开创美好的明天。
与革命前辈张加洛相识
读《烟台晚报》2003年1月10日刊登胡文君撰写的一篇文章《张宙星：潜身十年只为治史》一文，我被宙星同志辞职治史的精神感动。宙星同志说：“我父亲是胶东抗日武装掖县三支队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我知道他父亲便是与我相识十余年，令我敬佩的革命前辈，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的张加洛同志，我与张老相识，便是缘起于掖县三支队问题。
张加洛同志1937年底任中共掖县县委书记，与郑跃南、李佐长、王仁斋等县委成员，于l938年3月8日发动500余人，在城北玉皇顶举行起义，9日一举攻克掖县城，活捉汉奸县长刘子容，俘伪军200余人。三日后起义部队定名“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张加洛任党委书记，郑跃南任支队长。同时建立起山东最早的抗日民主政权，攻城后仅一个月，三支队发展到近四千人枪。是年10月创建北海银行，发行北海币，流通于全胶东乃至全省，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北海币才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在1995年8月出版的《烟台文史资料》中，刊有张老以《胶东抗日游击三支队》为题的l2首诗，按顺序摘其三首于此。（三），廖落云峰山，玉皇顶火燃；伪奸龟缩紧，智取莱州还。（四），一夜布新政，古城换了天；“先机”创历史[注]，扩军近四千。（八），始建北海币，伪钞不得行；扶助工农业，流通遍齐东。
令人不解的是，玉皇顶起义和三支队这一重要史实，一直沉没在浩涵的历史长河中，20世纪80年代，市博物馆举办的民主革命时期文物陈列，亦没有玉皇顶起义和三支队的内容。张加洛同志看后感到不正常，为此他与时任馆长的我，在市人大常委会接待处进行了长谈，张老说：“长期以来，三支队被忽视、被贬低。”我问张老其中原因，张老向我讲述了一些历史情况后说“蒙烟台党史委和《山东党史资料》给予恢复地位，但要改变广大干部听闻，则需要更多的努力与时间。”并指示我：在博物馆陈列里，一定要增加玉皇顶起义和三支队的内容。从张老的言谈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他多年来为恢复三支队的历史地位所付出的艰辛，令我对他肃然起敬，张老所做的一切，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正确对待历史。
遵照张老的指示，博物馆开始着手征集玉皇顶起义和三支队的史料和文物，张老回到北京后，又多次写信给我，提出陈列方案并寄来相关资料。在张老的支持下，展示玉皇顶起义和三支队的陈列版面终于完成，当我把版面照片寄给张老时，张老回信说：“三支队栏目终于完成，值得庆贺，这是对历史高度负责的重要表现。”
张加洛等同志，在民族危亡之际，抛弃一切、投身抗日，创建了拥有四千人枪的掖县三支队。后来与文登天福山起义创建的第三军，统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1939年三、四月间，掖县三支队的主要创始人张加洛、郑跃南、李佐长三人，被送到延安学习（此前王仁斋同志已牺牲）。
我通过与张老这位革命前辈的接触，阅读他的来信和提供的文字资料，对掖县三支虽有所了解，也仅仅是一知半解，因此，我期待着张宙星撰写的《胶东三支队》早日问世，让这一沉没在历史长河中60多年的史实浮出水面，还其历史本来面目。让人们知道：在胶东坑日战争史上，曾有一支我党领导的最大的抗日武装——掖县三支队。
[注]：“先机”是刘少奇同志提出的，指其时敌后空虚，我党我军应趁机大发展。
追忆抗日烈士吕品三
2003年，是抗日烈士吕品三牺牲60周年，笔者依据烈士生前所在的掖县三支队史料和烈士亲属郑静波女士、烟台市热力开发办公室党委书记刘克义同志提供的相关资料，写成此文以慰藉烈士忠魂。
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无数热血青年抛家舍业、投身抗日，吕品三便是其中之一。吕品三，名吕锡月，品三是他的号，掖县吕家村人，l921年11月生，1937年3月参加抗日队伍，l938年3月8日，参加了由中共掖县县委书记张加洛和郑耀南等县委成员发动的玉皇顶起义，第二天攻克掖县县城，第三天起义队伍定名“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亦称掖县三支队），张加洛任党委书记，郑耀南任支队长，同时建立了掖县抗日民主政府。吕品三凭着对祖国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入伍不久便成了掖县三支队的骨干，被张加洛、郑耀南任命为掖县抗日民主政府十二区区长，1940年加人中国共产党。
建国后，已是解放军将军，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的张加洛同志，l989年回烟台时曾对笔者说过：“长期以来，三支队被忽视、被贬低。”所以人们对掖县三支队知之甚少，抗日烈士吕品三就更鲜为人知了。为恢复掖县三支队的历史地位，张加洛同志作了大量工作，终于使一直沉没在历史长河中的掖县三支队浮出水面。历史学家张宙星历时十年写成的《掖县三支队》一书也即将问世。
吕品三在掖县十二区任区长期间，是一名令日寇畏惧的共产党人，日寇为了对付吕品三，派出便衣特务对他进行跟踪、策划谋杀，并把吕品三列在谋杀名单之首。解放后，参与跟踪、谋杀吕品三的三名日本特务在招远落人法网。据当年参加调查此案的刘克义同志回忆，一个姓盛的特务交待，他在1942年当了日本特务，专门盯梢共产党县、区干部行踪，日寇秘令要首先捕捉我北掖十二区区长吕品三。l943年6月22日，特务们得悉吕品三要到吕家村，马上去日寇据点“西良院”秘报，随后带领l0余名伪军便衣，埋伏在冷家庄村南，吕品三经此地时不幸被捕，几天后被杀害。刘克义同志从特务的交待中得知，吕品三死得非常惨烈，日寇将他装在麻袋里，秘密运到野外，用刺刀捅死，年仅31岁。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吕品三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妻子王志彦，l995年病故，长子建国、次子建永现居芝罘区，为笔者提供相关资料的郑静波是建永之妻。
抗战胜利的当年，胶东人民在英灵山上修建的“胶东抗日烈士纪念塔”，便是对包括吕品三在内的所有抗日烈士的缅怀，笔者未曾查阅英灵山“录名塔”上铭刻的20850名烈士名录中，吕品三是否列在其中，不论是否列在其中，吕品三烈士的英名都将永垂青史，光照千秋。
老烟台的车
陆地上用轮子转动的交通工具谓之车，传说车是黄帝之后奚仲创造的。从古到今，车一直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类的生活都离不开车。
1398年，建成奇山守御千户所后，便有了木轮地排车，亦称大板车，起初它承担了运军械、运物资的使命，之后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并伴随着烟台从古代走向近现代。今日烟台，虽然交通发达、车辆现代化，但地排车尚未完全下岗，仍可见一些人拉着地排车穿行在街巷中，只是木轮改为充气胶轮而已。
1905年，烟台一刘姓商人从上海购进两辆铁轮人力车拉客，从此烟台有了人力车。因人力车由日本传人中国，故称东洋车，俗称洋车。l914年，烟台华洋路政管理处又从上海购进20辆投入营运，同年大连商人带20辆来烟台参加营运。l920年后，充气胶轮人力车淘汰了铁轮人力车。至20世纪30年代，烟台拥有人力车三千多辆，连人力车集中的街都被命名为洋车街。如今人力车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但人们尚可在烟台山开埠陈列馆里，见到烟台最后一辆人力车。
1911年，威海人王子芹自大连购进一辆四轮欧式马车从事客运，至20世纪30年代，烟台共有营运欧式马车30多辆。这种马车多为洋人和富商租用。后来由于街巷狭窄、车体太长、运行不便被淘汰。
民国初年，货运马车进入烟台，此车俗称大马车，初为木轮，后逐渐改换成胶轮，曾是码头货物集散和近郊各县物资交流的主要交通工具。
1913年，美藉邓医生来烟台协助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希尔思博士创建毓璜顶医院时，带来一辆福特汽车，这是进人烟台的第一辆汽车。l923年，仁德洋行又引进了一辆福睁汽车，继而仁德洋行与福特公司达成协议，在烟台设代旨站，以六辆汽车开展出租业务，由于租价昂贵，不久便宣告停业。
1918年，仁德洋行把自行车引进烟台，烟台人称之为‘不吃草的驴”。仁德洋行经销自行车，获得了丰厚的利润。民族实业家看到自行车有广阔的市场，决定投资制造。1932年，烟台永康无限公司创建的“炳蚨铁工厂”仿造法国“站人牌”自行车成功，标名“飞机牌”投放市场，让烟台人骑上了自己造的自行车。
老烟台的“上海客”
老烟台曾有一个被称为“上海客”的群体，“上海客”并不是到烟台作客的上海人，而是烟台商家派驻上海的烟台人。老烟台凡经销上海货的商家，多派人常驻上海，这些被烟台商家派驻上海的人，被称为“上海客”，上海人则称这些人为“烟台帮”。他们在上海的集居地，成了烟台在上海的“联络处”。
“上海客”一般不带眷属，只能趁回烟台述职时，顺便探亲休假。“上海客”必须是商家信赖的人，具有一定的学识和敏锐的头脑，职责是：搜集上海的商业信息，了解上海的市场变化，采购适销的上海货，装船运回烟台，供各自的商家销售。在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的年代，烟台商家依靠“上海客”用信函和电报传递来的信息进行决策。那时候，上海时兴什么，烟台就时兴什么，上海市场有什么，烟台市场就有什么，“上海客”把烟台与上海的距离拉得很近，使烟台成了“小上海”。
烟台被称为北方重要的京剧码头，上海的京剧名优频频登临烟台码头，“上海客”充当了联络角色。“上海客”不但熟悉上海梨园界的情况，还有不少是京剧票友。京剧艺术大师周信芳从12岁时起，5次到烟台，便是“上海客”从中牵的线。戏剧大师田汉的经典话剧《名优之死》，生活原型是京剧名优刘鸿声，剧中改称为刘振声，刘振声有这样一句台词：“今天有一个朋友从烟台来邀角儿，我说我去。”这个烟台朋友便是“上海客”，所以“上海客”为繁荣烟台商贸码头作出贡献的同时，也为繁荣烟台京剧码头作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