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里的细节对我来说很有吸引力。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战场的恶劣环境下依然能够抱着激情保持相互信任，是非常动人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坐着小小的木头椅子吃馒头和凉菜；毛泽东把自己的一包烟给厨师郭师傅以示鼓励；毛泽东等基于节约开“黑会”等场面都很有趣。蒋经国对父亲蒋介石的忠诚心很感人；国民党在内部出了背叛者，美国最后也无法帮助蒋介石。那些细节让我思考“战争与人情”、“政治和人性”以及“建国和人品”的关系。
众多巨星同时出演。不管演员们的初衷是爱国还是出名，从观众的角度看，还是令人欣慰的。除了主演唐国强、张国立等外，还有成龙、章子怡、姜文、陈凯歌、葛优、李连杰、冯小刚、赵薇、刘德华、黎明等出演。我个人最为欣赏的是分别饰演周恩来和蒋经国的刘劲和陈坤。前者演得充满“激情”和“使命感”，后者则演得充满“稳重”和“历史感”。
中国的历史很复杂。
不仅外国人，连中国人都很难了解得那么透彻。
对于历史，我们永远不能说“如果”。其解释方式却必须多样，才能走进客观和真实。政治归政治，艺术归艺术。但只有两者有机结合在一起，成为“政治艺术”，老百姓才能由衷产生忠诚与欢乐。
走出电影院时，我有这种感觉。
书价凭什么不涨？
按照原计划，2011年整个5月，我到全国各地的高校演讲，跟大学生们交流：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南京工业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南京邮电大学、杭州师范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浙江大学……我今年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到100所大学演讲，希望能实现，体力能撑住。
巡讲的目的是通过回顾我穿梭日本与中国走过来的成长与挫折之路，让当代中国大学生认识到“人生是弯的”，有山有谷，有起有伏。但有一点也是肯定的，环境改变人，时代造就人，不要犬儒、不要嘲笑、不要讽刺，树立务实的世界观和健康的价值观是起点，坚持追求自律、自信、自由的青春生活则是目标。同时，你每时每刻都要触摸：你的底线在哪里？
在与各地大学生交流的过程中以几乎100%的频率遇到的问题是：该怎么读书？
他们关心读书问题是理所当然的，令人欣慰的。年轻人提升自己水平和境界，无非就是靠读书和读人。我发现，在“读书”这个问题上，最近中国国内的教育体制与舆论环境也正在发生着切实的变化，陷入一种“两难”。
大家仍然相信上学、教育、读书是使得一个孩子走向成功的唯一渠道，若上不好学，一切都谈不上；另一方面，在面对着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复杂的劳动市场，越来越意识到上学不一定有用，教育不一定靠谱，读书不见得改变命运。我认为，这一来自家长和孩子的担忧是正确的，你不要低估读书，但也不要把它绝对化，就像不能把所谓“成功”看作万能药一样，它有时也变成一种毒药。
遇到“该怎么读书”问题时，我往往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该怎么读书的问题是永久持续的，我也始终在摸索，但最近有一个现象让我对中国社会的未来感到担忧，即年轻人越来越不把培养读书习惯、文化素养、知识体系的过程当回事儿。其最显着的证据是，这些年来，书价始终涨不起来。”
我接着说，“大家都深有体会，近年，中国的什么东西都在涨，物价攀升是当今中国经济发展中最大的社会问题。房价涨、粮食涨、原料涨、能源涨、日常用品涨、学费涨，坚决不涨的一个是工资，另一个就是书价。”
挑剔的大学生们立刻对我反驳说：“书也在涨！你别胡说八道！”
我知道有些书在涨，但跟其他房价或粮食价格等相比，书价涨的幅度至少是不高的，大家感觉，超过30元的书已经很贵了。还有一些同学反驳说，“因为烂书太多了，所以没人去买，所以书价不涨。”
我相信，从数量来说，图书市场是供不应求；从质量来说，则是供应满足不了需求，即书太多，好书却太少，或者说，正因为书太多，好书被淹没着。我们写书方面有待提高水平，尽可能有效跟出版方互动的情况下不断提供好书，这属于社会责任。但知识分子也要生存，书价那么低，版税就那么一点，能光靠写书谋生的作家或知识分子绝对是少数。
就出版社而言，书价不涨也是个伤脑筋的问题。制作一本书的成本肯定是在上涨的，办公室的租价在涨，劳动力成本也在涨，印刷成本在涨。那么，书价越不涨，出版方和作者越遭到收益上的压力，在庞大的成本与回报上的压力面前，更加难以制作好书了，图书供应方正在陷入恶性循环是事实。
跟日本、欧美，包括中国的台湾、香港等地方的物价相比较，中国大陆地区的书价肯定是偏低的。比如，在东京，一本普通书的价格是星巴克摩卡咖啡的2-3倍。我们所有日本人都觉得，这是正常价格，昂贵也好，便宜也罢，一本图书比一杯咖啡贵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它是让消费者培养文化，吸收知识的产物。
在中国大陆，星巴克摩卡咖啡32元，我拙书《中国的逻辑》28元（属于平均）。那么，消费者为何购买前者毫不犹豫，向后者伸出手却那么消极呢？没有说星巴克咖啡不好，我也经常去喝。当然，我的书写得很差是一个原因，但另一个原因的确跟“中国人不把读书、文化、知识当回事儿”密切相关。
请问，假如一本挺“给力”的书价为100元（星巴克摩卡咖啡的3倍），你们还去买它吗？从国际标准与国内总体物价上涨现状出发，对书价与其他商品价格之间进行比较，平均书价至少被设定为“50-80元”才是合理的。大家觉得呢？
文凭的终结
2011年6月7日早晨5时半，我在上海人民广场附近跑步。前两天下的雨似乎暂停了，那天只是高考第一天，就使得城市面貌变得更加平静而沉重。跑完步，出完汗，到报亭买《新闻晨报》和《东方早报》，了解了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今年在上海6.1万人参加高考以及考生不能带手机进考场，否则零分处理，等等。
7时到了位于广西北路的格致中学，算是上海的重点中学吧。正门附近没什么人，有几个保安站着不说话，公告栏上看到了一些有关高考的规则，发现这里是理科物理的考点，文科或化学的考生不来这边，没事，就在这等着吧。当年的毛泽东还为此中学的校名执笔题词，好壮观。就让我在这儿迷思究竟什么是中国的教育，它又该何从何去。
7时半，还是没什么人，出乎意料，就决定到旁边的星巴克喝着咖啡候着。7时45分，明显是带着考生的家长纷纷到店里来。母亲去买咖啡和早点，孩子找位子完成最后复习。8时，外面好像变得很热闹，8时半为考生进场时间，应该差不多了，同学们要来了，就过去。
校门附近，警察开始封锁道路，维护秩序。学生越来越多，有的跟家长一起，有的同学之间聊天，有的紧张得保持沉默，有的很开朗，显得很轻松。已被保送的学生也拿着横幅来鼓励同学。在场的考生们的状态在我看来是五花八门，比我想象得健全很多。
8时至8时半，我比较认真地观察校园门口的情景。坦率说，有些出乎意料，我原来以为考试之前的氛围会是很紧张，弱肉强食，你死我活，零和博弈。没想到原来这么放松，自由自在，跟我2003年在日本参加高考的时候差不多，即考试之前，同学之间，与老师之间聊聊天，不怎么提及考试，谈谈别的，轻松的。
当然，在中国与日本的高考之间，唯一，且最明显的区别是“家长的参与法”。在日本，家长陪同孩子来到考场是不可能的，这样的母子或父女一般被看不起，被认为不独立，不自强，不成熟。
现场的记者和摄影师不少，高考还是媒体关注的焦点。我跟背着大包，拿着相机，与来自《新闻晚报》的美女摄影记者聊天。她这几年每年都来到高考现场采访学生、家长和老师们，我问及：“这几年发生什么变化吗？”她回答说：“还是有变化的，一年比一年轻松，你看看，有不少学生是自己来的，不带父母，自己照顾自己的事情，这也是中国高考的进步吧。”
今天参加高考的都是“90后”。与“80后”这一独生子女的第一代相比，他们显得更加自立、独立，讨厌父母管得太多，我觉得，这是比较健康的叛逆。“90后”叛逆的对象首先是繁杂的社会，其次是啰唆的父母，最后是纠结的“80后”。
我也问了从别的中学跑到这里来鼓励学生的老师们。有位教了20年语文的女老师给我介绍了她对这几年学生生存形态变迁的看法，“从竞争力看，现在的学生比20年前，甚至10年前的学生更轻松一点，大学也在扩招嘛，上大学本身没那么难了。但从做人或与人相处的层面看，现在的学生比当年学生弱很多，很脆弱，不够独立，但这也反映着深刻的时代背景。”
我表示赞同，并与老师们一起提倡，但愿今天的高考生在5年后、10年后能够健康、包容、开明地走向社会，抱着公民意识，成为社会的成员。我再次认识到，中学老师很伟大，对学生的照顾和管理比大学老师先进很多。我重复一遍观点：中国最好的高校是中国的中学。
9时多了，第一门考试——语文开始了，没有迟到的学生。我就跟老师们打招呼，离开现场。当天下午，我从上海乘坐高铁到达南京，晚上到南京审计学院演讲，主题为“中国大学生的成长逻辑”。
开头就跟学生们分享上午的经历，说：“我直觉，靠文凭的时代要终结，文凭不等于文化，今天渴望成长，走向社会的年轻人普遍欠缺的不是文凭，而是如何做人，如何与人相处，努力成为社会一分子的公民意识。它叫文化。另外，技能的培养很重要，审计也好，语言也罢，技能本身的力量必将取代文凭主义所带来的虚拟和幻想。”
我从《新宿事件》读到了什么？
2009年8月，我终于观看了香港电影《新宿事件》，导演尔冬升拍摄的是日本黑帮建立华人王国，即在日华人在最乱的地盘东京新宿歌舞伎厅“混”，夺取势力的故事。成龙在祖国失去一切偷渡到日本，融入当地华人社会，成为领头；年轻的吴彦祖的手臂被台湾帮切断，随后吸毒严重，被日方利用；范冰冰扮演酒吧里的小姐，嫁给成龙，理性、聪明，却无法左右他；成龙在祖国时期的女友徐静蕾来日后无路可走，嫁给日方黑帮领头。悲哀的命运，惨痛的结局之背后，用心向他们开阔胸怀的另类警察是竹中直人。
那些都是在日华人的真实写照。
我也跟《歌舞伎町案内人》的作者李小牧先生聊过一些，了解过许多在日华人悲惨、无奈、痛苦的局面。真不容易，包括那些留学生，男生要打好几分体力劳动工，有的女生不得不在娱乐场所服务。在艰苦的异国生活中，人确实会变，与黑社会合伙的、吸毒的、贩毒的、“卖春”的……我曾担任副导演的电视连续剧《东京生死恋》，其实也是描写了中国留学生赴日后走过艰苦生活的故事。拍摄地点也包含了新宿歌舞伎町，很怀念。
看完影片后，我正好有机会去一位权威日本问题专家的自宅做客，聊到《新宿事件》，他也刚刚看了这部片子。我们毕竟是研究日中关系的人，片子不过是个由头，展开话题，对某一政策取向高度达成了共识。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日本政府应该（哪怕是逐步地、有条件地）向中国公民全面开放签证。
2000年9月以来，除非有特殊的关系、正式留学和就业等外，大部分人只能通过旅行团申请赴日团体旅游签证。日本驻华使馆宣布，自2009年7月1日起，中国公民可开始申请赴日个人旅游签证。问题是“年薪25万”这一过高的申请门槛，曾也引起过争议。
后来，从2011年9月份开始，日本政府进一步放宽了中国人赴日个人游签证要求。这是日本连续三年放宽面向中国人的个人游签证要求。第三轮调整删除了此前的“职业地位”要求，改为“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在日停留期限也由15天延长至30天。申请个人游的中国游客年收入需在10万元以上。
那位专家对我说“中国人很聪明，前门不开放，就走后门儿。日本当局‘紧缩’中国人赴日的条件，反而造成负面效果。要是前门开了，中国人就很愿意过去，好好消费，拉动日本内需，市场复苏。这样一来，根本不用花那么多日本国民的税金搞什么邀请几百个青年人赴日政策了。中国人会主动过去，花钱”。
说得太精彩了，的确如此。
无数个中国人对我抱怨过日本方面为什么不开放。作为中国当局签证政策的受益者（两周免签），我还是很理解、同情中国人的。目前过严的条件反而导致更多问题，包括中国人对日本的印象以及在日华人的生存状况。
《新宿事件》是其中之明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