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时，闹钟准时响了，我慢慢反应，把沉重的身子勉勉强强地动起来，刷牙，洗澡，换西装，7时半出发。当然，北京这一“堵城”永远不会令人放心。还好，8点半就到了，北京的冬天比东京冷，除了西装外，我还穿了一件黑色皮夹克。
11月20日9时，我受邀出席了“北京外国语大学第四届高校间模拟联合国大会”，做了5分钟的嘉宾致辞，其他嘉宾还有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公共事务官员许楠女士等。我平时通过参与各种社会或言论活动表达自我，促进交流，其最核心的目的无疑是为了帮助我的晚辈们——不管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能够更加健康地、有信心地走向社会，面对人生，创造未来。这一点与我必须通过写作和评论影响决策层、领导人具有同等的价值和意义。
我在北大上大一的时候曾一度参加过模拟联合国，但任务太重，水平不足，不够积极，中途受挫。我说，“学生时期的积累和实践很重要，大家应该主动创造条件让自己不断提问题，想问题，答问题”。中国大学生把联合国“模拟”得相当完美，甚至过于完美，就显得有些不新鲜了。我说，“一切创新都从模仿开始。你们把联合国的游戏规则模仿好，体现好是重要的，在具体讨论上却不该不受政治、体制等约束”。
“从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课堂民主比党内民主重要很多。”
我把核心观点讲清楚了，基本完成任务了。学生们应该“头脑风暴”，没有必要拍所谓专家学者的马屁，那些中年人士本来就是公认的既得利益者，不值得大学生去追踪、模拟。从纯学术讨论的角度，本来就没有对错和好坏，我们拼的不过是说服力。
“今天国际关系学者都不看好联合国，说它的作用不大，无法代替现实中的权力政治。国际社会本来就是无政府状态。但我们是年轻人，不需要太多被洗脑，这次完全可以讨论如何把联合国这一世界上唯一具有权威性、稳定性和可操作性的国际组织提升到‘世界政府’的进程和指标，凭什么不可以？”
紧接着，我举了更极端的例子。“我前段时间在日本听到一位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着名学者就尖阁诸岛（即我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问题的解决办法提出了‘共同主权’的概念。中日双方政府都站在自己的立场肯定不接受的。但他是从学术的角度提出，努力去扩大并深化政策讨论的框架。凭什么不可以？”
积极实践、头脑风暴对于大学生提高能力以及高校丰富学术空间发挥重大作用。除此之外，大学生的学术交流活动对一个国家社会的政策环境也带来不可忽视的推动力量。我跟来自全国各地——北大、清华、人大、二外、澳门、吉林、南开、哈尔滨工业、大连外国语、中国传媒、上海外国语、西安外国语、华中农业等——的青年才俊们分享我刚刚在APEC会议上所经历的心得。“这次，胡锦涛主席和菅直人首相实现了中日首脑会谈，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为接下来的中日关系奠定牢固的基础。但这绝不仅仅是两国政府自上而下加强沟通，而更多的是各界人士强烈渴望首脑外交能够为民间交流做好铺垫，并向政府施压的结果，其中也包括大学生之间的交流。”
我也介绍了我于2005年创办的东京大学和北京大学之间互访交流项目“京论坛”，为当时的安倍晋三首相的“破冰之旅”起到了重要作用。后来，我每年把会议成果向两国高层汇报，他们则耐心倾听，并鼓励大学生对国家政治和经济外交建言献策。
我向模联组委会的工作人员打听了为主办会议所需要的资源。我了解到，为前期准备他们实际上付出了不少自己的钱，学校方面只是提供了场地、思想指导以及行政支持。我也曾为“京论坛”跑过赞助，相当困难，经常让我崩溃，社会人士往往不看好这些学生论坛。
从工作人员给我的会议手册上找到了一段话：“在模联里我们明白了什么是青年的责任，我们学会了思考与承担并为之奋斗。模联教会了我们用国际化的视野看这个世界，作为新一代的大学生，我们的眼光早已越过了国界，我们是国际舞台的舞者，现在是，将来亦然。模联，我们一次参与，却终身受益……”
中国的未来因你们而不同。
爱国的准则
2011年5月10日晚上，我应邀出席了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发展交流协会(IDEA)举办的“I-TALK”活动，主题为“中国人应该有怎样的国际文化意识”。人大的几名教授与我一起到台上做嘉宾，发表演讲。
进场就发现，主办方的人大学子们，包括男生和女生，都穿着黑色西装，非常礼貌地接待嘉宾和到场的学生们。一位女生给了我会议资料，我在材料里发现了一句与此次研讨会主题相关的描述：“21世纪的中国正在面临一个在自身日益有式微之势的传统文化和广泛传播的西方文化之间选择权衡的形势”。对此我表示认同，并指出，“活在21世纪的中国青年则是同时遭受祖国转型过程和西方文化冲击的转折一代”。在复杂的国情、特殊的体制、艰难的就业、高昂的房价、激烈的竞争、西方的偏见等复杂国内外因素面前，我能感觉到中国青年，尤其大学生始终处于忙碌、困惑和无奈，却保持着向心力的状态。
我在发言的第一句就主张说：“学生们在忙碌、困惑、无奈的生存状态下还能办成如此具有实际意义的活动非常不容易，值得弘扬。今天中国大学生既不自由也无保障，陷入社会发展中的弱势群体。首先，希望学校，尤其行政方面能多多支持，辅助他们。其次，我坚信，你们靠自己的力量举办这样的活动本身意味着培养国际文化意识的过程。祝贺你们。”
我接着主张：“对于中国人培养国际文化意识来说，大学这一学术和教育场所的存在意义意味深长。你们必须牢牢记住，课堂民主永远比党内民主更重要，更长远。但愿大家在课堂上不要抱着任何禁忌，每时每刻与老师、同学们碰撞思想的火花。在这个意义上，让我感到悲观的是，一、大学似乎不要学生解放思想；二、学生似乎对思想解放不感兴趣。我来北京后的这些年，这些大趋势日渐凸显出来。”
那一天，我刚从广东省中山市飞回北京。早上从酒店到广州机场的路上接受了《中山日报》的采访，主题是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女记者问我：“您怎么看孙中山先生，依我对您了解，您应该是很喜欢他吧？”我沉默了一会儿后回答说：“不能用‘喜欢’这样情绪化的词汇来描述我对孙中山先生的敬仰。他是我最尊敬的中国人与革命者。一、他尊重知识文化，尊重西方先进制度与中国传统文化；二、他用国际主义的一套方式实施爱国主义；三、他是名副其实的精英，具有深厚的公共意识，把社会发展与个人成长重叠在一起。”
当今不少中国大学生抱有的是弱国心态，看到外国的衰落或失败就感到得意，自以为“牛叉”。尤其北京举办奥运会的前后年段，狭隘的民族主义不断蔓延，与此同时，崇洋媚外现象也日益严重。这两个极端同时扩大着、深化着，具体表现是“爱国贼”越来越多。
从我作为日本人的角度看，中国人在未来的时间里要做到的首先是找到他们在世界上的位置在哪里，即解决国家定位的问题；其次是找到自己的灵魂在哪里，即解决民族认同的问题。核心方略则是“中体西用”，等同于日本革命者在开展明治维新时不断强调的口号——“和魂洋才”。中国人要做到的无非就是回归与创新，即放眼世界，虚心、谦虚、主动学习外国的好玩意儿。在这个过程中，又把当代中国的价值体系和制度革新“落脚”到以和为贵，天人合一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中去。它将是中国人培养国际文化意识的伟大旅程。
如何面向国际，归根结底，是如何爱国的问题。每一个中国人要明白，你们要做到的不是愚民，而是公民。
中国人的回家
又迎来了新的一年。时光就这样一年又一年地流逝下去。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沿海还是内陆，中国正在度过非寻常的转型期，信息爆炸的时代，国内外的有关信息始终以24小时、365天的频率“绑架”人们。在这种形势下，你如何定位自我，要做什么，而不做什么，抑或，不做什么，而要做什么？此外，怎么做比做什么更重要。
在这里，我先向大家奉上新年祝福词：祝愿中国读者朋友们新春快乐，身体健康，全家幸福。
过年前，我发了一条微博。发出的观点引起争议对信息和知识的传播者来说意味着最大幸福和鼓舞。但愿在新的一年当中，中国朋友们能够继续批评我，我才能进步，更加坚强。交流才是生产力。
“快过年了，到处都能看到买票人群，大家都在准备回家。25亿以上次数的民族大移动，这是只有中国能看到的。我始终寻找当代中国人的信仰是什么。儒家思想早就失效，拜金主义和互不信任的膨胀日益严重。回家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恐怕是唯一归属感。无论这社会多么动荡、黑暗，只要回家，大家安心。这种信仰，仍在奏效。”
2011年2月4日晚，我在北京的央视演播室做完《行走唐人街》新春节目后立即回日本，参加东京方面电视台的节目。来华7年，我从来没能过年，中国采取农历，日本采取公历。中国过年时日本处于正常，日本过年时中国处于正常，我彻底被过年“绑架”了。
向日本观众介绍“此刻的中国人”时，自然而然会提及过年。尤其是，对中国人民来说“回家”究竟意味着什么。日本孩子在中学上历史课时学过“日耳曼民族的民族大移动”，留下深刻印象，我说，“当代中国人的民族大移动比任何时代、任何地域‘牛叉’多了”。
使得全球公民感到惊讶和震撼的数字在这儿。2011年春运期间，中国整体客流量达到了28.53亿人次。资料显示，2001年中国春运共运输旅客16.6亿人次，2005年突破19亿人次，2010年突破22亿人次。随着交通手段的发达和人们经济水平的提升，春运规模明显一年比一年地扩张。
物质发展带来春运膨胀的逻辑是正确的。然而，“你的经济水平提高了，因而更加容易享受回家手段了”的便利性解释，在我看来，不过是一方面。让我们走进深一层的理由。对城市生活的年轻一代来说，物质的发展、经济水平的提高让你感觉到的是“不安全感”。生活环境日益由拜金主义与互不信任的方程式围堵，人们渐渐自问：“我是谁？”“我该信谁？”“我今后往哪儿走？”“我这样蜗居有意义吗？”“我还能娶老婆吗？”……
无数媒体早就开始探讨“中国人的信仰是什么”的大专题，说明中国舆论已经意识到，本国社会最缺乏的资本是能够使得百姓们互相理解、信任、尊重的，带着价值纽带性质的信仰。儒家思想、民族主义、普世价值，我提出过这三种候选，但由于各自不同的原因，都在碰钉子，无法渗透到中国社会的角落和中国人的血液里。
对信仰的探索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不着急，慢慢来。我只是想说，在所有中国人唉声叹气的“复杂”的时代，回家浪潮的浓缩与膨胀，无疑是积极的迹象。太多的人流，拥挤的车厢，闷死的道路，烦恼的手续……都不得不让你感到“回家太可怕”。但即使如此，大家都能认同“回家”这一价值观，努力使它成为谋生的动力，每年更新一次心情，放松下来，并继续寻找活着的意义。
服务员凭什么要求“零钱”？
这是发生在2009年11月的事，地点在北京。
我遇到了非常令人愤怒而且值得沉思的一件事。我在家附近的小卖部买零食和饮料，一共18元，因有标志，买单前就能知道价格，看了钱包，只有50元，我就只好拿着这张绿色的纸币去埋单。
走近收银台，服务员看见我就说：“先生没有零钱吗？”我回答：“没有，麻烦你帮我找一下。”服务员以轻松、无辜的表情说：“我也没有呢。”我困惑：“哎哟，那怎么办？”“先生到旁边的店破钱吧，我这忙着呢。”我立刻带着口气反驳：“岂有此理？我是客人啊，你怎么能让我去破钱？”服务员生气说：“我也没办法啊，那你别买了呗。”……
此家小卖部的寿命，恐怕不会很长。这件事本无所谓，却让我突然间自言自语：对了，平时在北京消费的时候，往往由对方——服务员、销售员主动提出“有没有零钱？”的问题，包括我经常点的外卖，说完菜单，电话那边务必要确认我有没有零钱。消费习惯不知不觉中变得被动，甚至有些紧张，挺奇怪的呢。
在日本，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日本的服务员不说：“先生有没有零钱？”更不会让消费者破钱，而是备有各种类的零钱。
的确，不管在中国还是日本，倘若消费者能主动给出零钱，服务员会很高兴，毕竟不用找零钱嘛。积累着的零钱，也绝对有发挥作用的时刻。问题是，在消费者面前，服务者到底应不应该准备零钱？答案很清楚：应该。不准备零钱才是不应该的。因为人家是服务业这行的“专家”，“准备零钱”在基本工作的范畴之内，否则别干这行了。
假如一名数学老师不具备数学知识，或者一名家电维修师不具备维修技术，这些人有资格在市场上生存、竞争吗？那么，不管消费者给的是哪一种颜色的纸币，即使对于1块钱的消费，消费者给的是100元，服务员也必须以温馨、正常的态度找还99元，这叫做“服务”。我对服务的认知便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