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天的傍晚，我去爬了台北的后花园——阳明山。看到了不少温泉的根源，硫黄味的，让我怀念起伊豆半岛的火山。还看到了夕阳和彩虹，这里才是我想象中的桃花源，从小梦想着的，终于找到了。吃完本地的野菜，出去散步，走进夜晚的山沟里。下一瞬间，在我眼前发生的现象，难以置信，在一片的水田上面，看到了无数发亮的萤火虫。我被感动得失去语言，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说，就听着她们的声音，看着他们的样子，直到听不见，看不见……
长安印象
2010年5月的一天，晚上11点左右抵达西安咸阳机场，坐机场大巴（25元）走40公里，一个小时左右，到了钟鼓楼，依然很繁华。
每当到一个地方都会发现，中国的夜生活很丰富，而且跟日本不一样，日本的夜生活是上班的延伸。中国则是一种抛开工作和公共的，不受干扰的，无所事事的，不当回事儿的独立空间。中国百姓掌握着怎么把不满和郁闷释放出来，真令人羡慕。
西安是人口超过700万的大城市，现代的、物质的东西无处不在，年轻人早就把麦当劳和星巴克视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钟鼓楼附近的“回民街”也好，沿着城墙的西安胡同也好，都令人闻到古老的味道。在回民街吃的菠菜面是6元，酸梅汤是1元（比北大校园还便宜），既是吸引游客的景点，也是居民经营生活的场所。古今东西，西安似乎把传统和古老保存得比北京更完美。
毕竟是“五一”，人特多，上午没做什么，下午去看了《东风雨》，还挺好看的，我很喜欢谍战片。傍晚打车，走二环去东门，参观了“张学良将军公馆”，复习了一下当年的历史。“西安事变”对中国来说是扭转局势，实现了“联共抗日”的转折点。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到西安与张学良等和平谈判，决定国共合作。参观历史的古迹，思考历史的传承，受益匪浅。
17点多，走到东门，买了40元的门票，爬了城墙。西安古城墙位于西安市的核心地带，是唐代长安城的皇脉之地。城墙呈长方形，周长13.74公里，我跑了两圈。从城墙上面能看到城墙内西安百姓的日常生活。傍晚的阳光让我感到很舒服，最喜欢这个季节的这个时光。
我享受了想象的幸福感：盛唐时期到首都长安朝贡的日本遣唐使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看待这个无法抵达的邻邦的，怎么学习无法可比的大国的？西安这个古城，时间的流逝很漫长，居民依然保持着“自古以来”的生活状态，不着急的，不勉强的，顺其自然的……
祖国的前辈拿着贡品去朝拜中国皇帝，吸收长安的制度文化。中华文明对日本人来说一直是令人崇拜、嫉妒的对象。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西方列强瓜分、半殖民化。日本打赢清朝，也打败了俄国，开始傲慢了。
随后的历史很清楚了，日本占领了台湾、东北三省，采取了错误的国策，把势力范围扩张到中国全国各地，还屠杀了无辜的生命，结果战败，最终没能向老师好好表现学生的实力。
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往往是这样吗？
留念厦门
“前面是海，对面是鼓浪屿。最右边的是生物学院与国学院，第三层楼上有＊记的便是我所住的地方。”
这是鲁迅先生写给妻子许广平的书信里的一段话。1926年9月4日，鲁迅抵达厦门，受聘为厦门大学国文系教授，直到1927年1月16日离开厦大，除了教书外，还撰写了17万字的着作。
这是我在参观厦门大学之际偶然走到“鲁迅纪念馆”时看到的。已过17时30分，在馆内工作的厦大学生对我说：“不好意思，要关门了。”陪我逛学校的同学帮我说：“这位是从日本过来的友人，能否开几分钟？”
没想到能在第一次访问的厦门相逢鲁迅先生这位“日本人民的老朋友”。假设对当代日本人做个调查“请举你熟悉的三位中国人”。他们有可能是“孔子、鲁迅、孙文”。鲁迅在1902-1909年间在日本东北大学求过学，《阿Q正传》无疑是日本人了解中国国民性的重要窗口。
从轮渡码头坐船到鼓浪屿。周四该说是非黄金期，船上或岛上的游客却颇多。该岛正在申请世界遗产，“船票和门票要涨了，若要去，就要赶紧去”，厦大同学对我说。
下着小雨，都是小路。拿着张三疯欧式奶茶，沿着泉州路溜达溜达。不喜欢拿地图，阻碍我的迷路。音乐之岛已彻底被观光化，难以认清哪些是当地居民。路上碰上了解放军，还有一张宣传牌——“生男生女一样，女儿也是传后人”，以及我所看到过的最时尚的“新华书店”。
这里仍然是中国。
本来是要在厦大演讲的，不过，由于既众所周知又说不清楚的原因，活动不能举办了。但我还是来到了离“成功大道”不远的厦大校园。我问同学：“那是什么别墅？”他说：“那是学生宿舍。”爬到“思源谷”，被其山水感动，承认比北大“未名湖”优美。“来到厦大不谈恋爱是一件遗憾的事情。”同学对我说。
走到学生创办的咖啡书屋，看到他们对人文情怀的追求，可惜没能在课堂上碰撞思想。我望着最高位的行政楼——校领导办公的场所，对同学说：“厦大应该申请世界遗产，这里的环境有资格做到这一点，鲁迅先生也会为此高兴，这样也有利于厦大与国际接轨。”
但愿能再访厦大，与同学和谐相处。
离京来沪
2012年3月初，自2003年来中国以来，第一次离开北京，来到了上海。随身带的行李很少，不到10公斤。状态是一张白纸，就像当年我来北京时似的。
10日晚上从出差地点西安起飞，着陆虹桥机场。上海比我想象得冷很多。冷风给人的感觉不仅是天气，还有人气，行人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冷漠、保守、封闭，令人想起的则是东京。只是多了一点秩序，挺好的，秩序难道不是一种文化吗？秩序也能够给人带来安全感。我每当“回”到北京，就一定产生充满人情味儿的安全感，深信，以后“来”到上海时，也同样会产生安全感，充满人性化的。两者之间不存在好与坏，高与低。
到了复旦大学宿舍，与当年我来到北大宿舍时的感觉没什么两样儿。空虚的孤独感，重新回到9年前的自己。既然我是行走当中寻找人生意义的人，而人生是陌生的，那就要经得住空虚的孤独感，甚至要学会享受它。其实，我每当回日本也很孤独。
从3月至7月，我作为讲座学者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一个学期的课，课程名字叫《跨文化传播》。这个主题由我这个在中国待了9年的老外来开讲还蛮有趣的。日本这个国家处于“古今中西”的中心位置。如果你问日本人：“你是西方人吗？”恐怕几乎所有人都会否认，日本人的自我认同归根结底是“东方人”，文化根基在东方，但却从19世纪明治维新以来吸收了众多西方制度。当时日本长辈们强调的是“和魂洋才”，意思是“中体西用”。
当今国际社会需要众多“跨人才”。如何“跨越”对每一个年轻人来说是个重大挑战。跨学科、跨领域、跨文化、跨国界、跨价值观……在跨越的过程中，如何坚持自己与包容他者是格外重要的。我会努力把自己的经验与复旦学子加以分享。
我在北大待了7年，2011年起，则走进全国各地的高校巡讲。我可以说是走进中国高校最多的外国人之一。至今觉得，高校面临的问题性质都差不多，“同质化”是当今中国高等教育最大问题。行政化；师生缘崩溃；缺乏人文情怀；过于功利化、技术化等正在使校方头疼，使学生困惑。
但愿在复旦挖掘出一些与众不同的奇特现象。
“内地”在哪里？
2011年11月11日光棍节那一天，我去深圳大学做了一次演讲。我从北京起飞午后到达宝安机场。三位男同学来接我，打个出租车去深大。
在车内开始聊天，同学们很热情，说：“加藤老师，您经常在内地演讲，您是日本人，也是搞时政的，相信与学生们的交流会很敏感。但今天不要顾虑，深圳比内地还是自由一些。”我回应说：“你们刚才一直说内地、内地，但深圳也是内地啊。”在我记忆当中，“内地”是香港人指大陆的时候常用的。他们接着跟我说：“不是啊，深圳不是内地啊，还是不一样的。”
我明白，深圳这座年轻的移民城市是个“经济特区”，过去不像今天谁都能随便进出，而需要拿着通行证“过关”的。毕竟叫“特区”，其在政治经济发展上被赋予着特殊的意味。那么，深圳人把自己与他者适当区别开来，从而在观念上建立独特的身份认同，或许也是潜移默化的过程。
对了，上次去西藏旅游的时候，当地朋友也用“内地”两字。西藏与北京很远，也是藏族人这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自治区。还有，以往去杭州、大连、青岛等城市时，我也听到过不少当地人用“内地”两字来形容“自己以外的中国”。那一刻我了解到：内地这个词并不是拥有明确而固定的定义的，而是不同地区的人根据对自己与他者的认识主观塑造的。
中国人对家乡或所在地的文化认同感很有趣，“地域感”很强烈。我刚来中国时很惊讶的一点是，遇见的每一个中国人都不知不觉地说出自己老家在哪里，作为自我介绍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先爱家乡，后爱国家”似乎是中国人民的文化认同。
日本人则不会轻易介绍出生地。并不是禁忌，但觉得有一点害羞，不好意思说出来，以为那属于个人隐私。况且，日本与中国相比还是属于单一性较为明显的，地域感没那么强烈。当然，以东京为主的关东人和以大阪为主的关西人之间还是存在着一定的认同差异。从冲绳人或北海道人的立场看，大多数地方所在的“本州”地区与自己截然不同。
我则对自己家乡抱有浓厚的归属感。它叫“伊豆”，是个有“舞女”的地方。
从伊豆到南京有多远
前阵子我在日本待了一段时间，亲自到奈良、京都、伊豆等地方参观，了解现状，也乘坐了1964年开通的世界第一条高铁——东海道新干线。
到任何一个景点，当地旅馆老板、出租车司机等对我说，“3·11大地震发生后，中国游客大大减少，最近略有改善，看到了些曙光。欧美游客已恢复到灾前水平”。
我在家乡伊豆住在了离川端康成先生写作《伊豆的舞女》的地方不远的旅馆。伊豆半岛的气候很“人性化”，有山有水，四处为温泉，北边是富士山。不过，最为令人感动的观光资源还不是这些硬性的产物，而是人以及由人做出来的贴心服务。那些旅馆员工不为服务做出任何妥协，直到游客坐车离开酒店消失，全体员工一直鞠着躬。真正的体贴是令人察觉不到的。
对于外国游客来说，日本还是宜居、人性化、安全的公民社会。到处都有英文、中文、韩文标志，虽然日本人表达外语的能力有限，但可以用文字交流。中国游客是最不用担心的，日文里的许多汉字、英文字母、中文，总有能看懂的文字，实在找不到目的地，就拿出一张纸和笔，在路上向行人打听即可。日本国民比较内向，恐怕不像中国人民那样好客、热情，但一定会很认真、细心帮助您们的。
从东京坐飞机到上海，再乘坐“中国高铁”到了南京。南京这座文化味道浓厚的古都是我最喜欢的城市。历史上的不幸，让我们点点滴滴努力，消除相互误解，慢慢去解决就好，不要着急，靠着时间和交流，一步一步来。
应东南大学共青团委员会邀请，参加新生文化季，并担任开幕式第一场讲座：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大学生该如何度过青春。超过1500名学生参加，大家都很积极，除了成长问题，还很关注时事，观察得很敏锐。
值得赞扬的是筹备本场活动的幕后英雄们。在团委指导下，东大学生们热情接待，准备住宿、饮食，甚至演讲中擦汗的纸巾等，服务得很细心、贴心。但愿将来再有机会拜访历史悠久的东大，并与学生们进行心连心的交流。
望着当年蒋介石担任校长的中央大学校园，自问从伊豆到南京有多远？
我想，其实，不远。
寻路琉球
2012年1月中旬，我第一次访问了日本冲绳县。
抵达那霸机场，呼吸空气，就像抵达中国某座城市似的。吃了碗冲绳荞麦面，陌生而熟悉，对了，跟我当年在北大面食部吃的中式面条差不多。
第二天到国立琉球大学演讲，主题是“让我们一起谈谈中国”。400多名学生到教室，大多数来自冲绳本地，她们对中国持有特殊情感，毕竟，历史上，尤其在琉球与明朝之间有过朝贡体系下的密切来往。我在冲绳本岛、石恒岛、与那国岛等随处碰到的中国味道是有历史根据的。同学们表示：“对中国没什么厌恶感，只有亲切感。”
陪同我的大四学生姓佐藤，是日本人数最多的姓，竟然在冲绳遇到。他毕业后去花旗银行工作，说“我很幸运，在全班同学里最好，第一年年薪就有300万日元（约25万元人民币），在冲绳，一般都是200万左右”。
一边参观宽阔、美丽的“琉大”校园，一边与佐藤聊天。我突然问他：“佐藤同学，你是哪里人？”他一下子反应不过来，但想了一会儿，就明白了我提问的含义，回答说：“我是冲绳人，也是日本人。”
他接着说：“1879年，琉球失去了祖国，被日本‘处分’，成了冲绳县。二战期间，美军和日军都‘侵略’冲绳，日本战败后又被美国占领，直到1972年才‘复归’日本。至今驻日美军的75%都在小小的冲绳，加藤先生，您说这是公平的处境吗？你们本土人谈论日美同盟多么重要时，有考虑到冲绳人的感情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