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所知，由于资金上的不足或经验上的欠缺，地方报纸、市场化杂志、门户网站等所谓“非传统媒体”往往回避亲自派记者到海外去的方式。除了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以及其他极少部分媒体外，他们一般没有专门的驻外记者，更多是依靠在当地工作、留学或生活等华人，请他们灵活配合，以“特约记者”的身份出现在版面上。
而此次针对日本危机的报道，中国媒体在某种意义上打破了原来的游戏规则，而亲自把记者派到日本去，虽然他们仍然不太了解到了灾区后该关注什么、报道什么，因为，并不是所有记者都明白在紧急形势下如何扮演作为记者的角色和功能。后来我也了解到，大部分被派过去的记者们也没能做什么，既然到了日本，包括东京在内的一些现场的细节，记者们也能观察到，并把它们写成文字，却难以深入到灾民、灾区和灾情去了解真相。
当然，这一难度与日本社会的封闭与排外以及灾区基本崩溃的基础设施等客观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日本政府、媒体、国民于制度和观念双重层面里普遍不太接受外国或外国人的情况下，外国记者到现场，也很难适应。
不仅是中国媒体，我也经常从欧美媒体的驻东京记者那里听到针对日本封闭与排外的抱怨和指责。我相信，许多首次赴日的中国记者都被日本民众拒绝了采访。就这次危机报道而言，不少媒体刚派完记者后，日本舆论就出现了大量“核辐射”的报道。记者们纷纷撤离现场，回到中国国内。我在中国国内也听到了不少有识之士批评说：“中国媒体派那么多记者干吗，没用。”
报不了什么，拍不了什么，做不了什么，但逐渐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非传统媒体”仍然派遣记者到事件的现场中去。凭什么？我稍微不客气地说，从当今中国媒体的资金和经验背景来说，介入海外世界发生的公共事件，进行跟踪报道时机尚早。
为了充实资本实力，中国媒体需要更多元化的筹资渠道，为了培养记者水平，中国媒体需要针对每一名新记者的培训机制。我在中国国内亲眼看到的现象，中国媒体人或记者群的“跳槽率”比其他行业还高。其中两大原因也归结于资金实力的不足和培训机制的缺陷，即给不了相应的待遇和平台。
解决这两个问题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不仅需要媒体自身的努力，无疑也需要体制方面的跟进。不过，从这次针对日本危机的另类对策，我了解到的中国媒体新现象是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初步追求。从这一主义对媒体记者的需求来讲，不管资金有多不足还是水平有多差，你是没有选择的，最起码要到现场，因为，不到现场，什么也谈不上，无论如何先想办法到现场，之后另说。当然，在决策和去往的过程中，尽可能事前了解现场情况是最理想的。
真相永远在现场。
无论自己身上有多大的问题和矛盾，中国媒体第一时间把记者派遣到现场去，尽可能去了解真相，从现场的角度进行报道。不管其结果如何，我是高度评价此次中国媒体人的“本能反应”，它才是走向新闻专业主义的第一步。
中国比日本灵活多了
2011年，我经常在北京与东京之间来回跑。回日本，主要是因为在东京忙电视节目、各种讲座以及企业项目等。当然，日本对华政策的健全化，我要继续加以处理。每当回到北京，我都格外放松，有“回来了”的感觉。从我之前的一条微博也能证明这一点：“离京了20多天，终于回来了。到了机场，不知为什么格外放松，堵车没有对我造成很大压力，城市依然很有活力。平时每时每刻这样那样批评北京城市建设的我也应该做点反思，与其他城市，东京，最近去的欧洲、中东几个城市比较，北京相对而言是有魅力的城市。当然，因偶尔回来一趟才感到这样的可能性也不是零。”
此时，我在东京某小屋子写此文。
有一天中午跟美国高盛集团的哥们儿在东京着名的六本木一个叫Tokyo Midtown的商务场所吃饭。大概12点15分到Food Area（饮食区），发现，任何餐厅都很拥挤，排队进去至少要等20分钟。
我很郁闷，感到不满，就像在北京的时候一样，彻底开始找制度安排的毛病。很多中国读者曾批评我说：“加藤，你是否批评中国为生活的快乐？”不至于如此，但对我来说，找毛病的过程至少能够让自己释放压力，这点倒是真的。
我问哥们儿为什么这么拥挤。他给我介绍说：“其实，日本社会已经把这个问题讨论了好多年？”听不明白的我接着问：“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他说：“所有在日本的公司，午休时间统一设定为12：00-13：00。12时之前，员工无论如何都不能离开席位，13点之前，员工必须回到席位。之前没事干，回来没事干都无所谓，老板们就这样要求员工。”
我说：“怪不得餐厅这么拥挤，中午宝贵的1小时，把将近一半的时间用在郁闷的排队过程。每一个写字楼的老板之间好好商量，尽量避开同一时间吃饭得了嘛。根据业务的不同，有些公司需要早点吃午饭，有些公司可以晚一点，比如下午一点钟。这样有效多了，不用排队，可以更合理地享受时间和空间。”
在旁边听着我们对话的餐厅美女员工突然参与进来说：“我太赞同您的观点了！我们这里只有12时至13时这一个小时特别特别拥挤，拥挤到无法照顾每一位客人的程度。之前和之后，反而没什么客人，所以我们店中午只开11时半至13时半，本来希望能延长一些，比如10点半至14点半，这样还可以赚更多钱。您说呢？”
太对了。
日本企业文化的死板和顽固给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沉重的负担。我晚上跟某大企业的社长吃饭，跟他说了中午的故事。他说：“如果客户打电话来，你不在席位，人家怎么看我们公司？”我立即反驳说：“老板，这个不用您管，这是每一个员工要跟客户沟通的问题。您看业务成果就行了，其他应该尊重他们工作的宽松度和灵活性，这样一定更高效，而且没那么累。”他还是不理解，日企老板就是那么死板和顽固。
包括上班时间（下班还好，日本员工一般加班到半夜，很晚），地铁等都很拥挤，我一直觉得，企业老板们为了减轻员工压力，把上班时间错开一点得了嘛。把时间提前一点——8时，或往后一点——10时，这样不用赶上那样堵死的公共交通了。
北京或中国其他城市在这些方面处理得灵活一点。据我所知，中午吃饭时间也不像东京定得很死板。我每当跟中国员工吃饭的时候，不管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内资还是外资，他们基本按员工工作的进展和安排，因此，有时11点半，有时13点，甚至14点半。老板也更多关注员工在业务上完成了多少，做到了多少。
我也记得，在去年南非世界杯的时候，中国不少公司的老板因自己很想看球，员工也想看球，就必然要熬夜。我认识的某老板就下决心，“世界杯期间，我们10点半上班，下班时间不变。如果我迷的巴西队夺冠，我就给每一位员工发奖金！”
这个“对策”多灵活而合理啊。在员工们，连自己都不能集中做事的状态下，把自己卡在席位上、岗位上有意义吗？企业的责任不是经营好自己，养活员工，奉献社会吗？为此，有关上班的任何举措和步骤都应该实事求是，千万不要把自己卡死。
要工作到很晚的日本员工经常向我抱怨“吃午饭后太困了”。我打算向内阁的决策者建议：“应该立一个法，为了放松做事，中午休息两小时，一小时吃饭，另一小时午睡。”
记住，当官没那么靠谱
2010年12月5日19时，日本首都东京没那么冷。穿着西装的我走进位于着名的东京六本木朝日电视台直播间，做客我担任评论员的《今日世界》两小时特别节目。当期主题是维基解密和中国国情。2010年这一被中南海的核心智囊们形容为“中国外交失败年”的时刻，“China”再次成为日本媒体热烈讨论的话题。
我开口就介绍了“今日中国的头条新闻”——今天是中国的国考日，全国共有141万考生参与，将角逐137个招考单位的1.6万余岗位，平均竞争比达到88：1，最热岗位国家能源局达到4961：1。本次“国考”笔试将首次有171名一线工人和农民进入国家公务员考场。
这样带着数据和生动的社会新闻最令人兴奋且深思。对前些日子在中国内地城市多米诺骨牌式发生的“反日游行”颇有印象的日本人很惊讶，并自然地推出一个逻辑：“中国年轻人面临的社会压力原来这么大，崛起中的外向型民族主义背后原来存在着浓厚国内基础的。”
“国家公务员考试”对日本人来说绝对不陌生。它是精英汇聚的神圣场所。对于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大学的法学部毕业生来说，“当国家公务员，进中央省厅”意味着人生成功，你获得了资格进入“赢者圈”。这一基本结构近一百年以来毫无变化。
2010年8月，负责公务员人事的“人事院”向国会提交“降低公务员工资”的案子。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年薪（41岁左右为标准）降低了9.4万日元，为634万日元（约49万人民币）。这两年以来，人事院实施“再挑战考试”，试图把30-40岁的下岗人士中途采用，安排在警察官或地方机关，竞争比例为99：1。
尤其2009年9月，高举“脱官僚主义”的民主党上台以后，当官者越来越不好当官了。由于前段时间官僚的贪污腐败和权力滥用情况日益严重，今后国家公务员的规模不断缩小，工资降低，权力萎缩，乃大势所趋。老百姓普遍认为，当官者的权太大，应该得到抑制。
我并不完全同意今天日本社会的“主流意见”。官员的工作本身自然涉及国家的核心和敏感的领域，所以跟财界等其他行业的勾结容易发生。这点必须受到社会监督，任何权力的行使在阳光下落实是理所当然的。
依我观察，去当官的周围同学普遍很有才华，有责任感和自力更生的能力。他们的工作时间永远是最长的。我回日本想跟同龄的当官朋友见面，但经常约不到，他们都在不分白天和夜里、平时和周末地工作，连正常睡眠的时间都无法保证，为国家献身，为百姓服务。整体而言，相对来说，当官的人在日本社会是最聪明、最有责任感、最有压力的群体。
与此同时，他们也是最大弱势群体，不仅一举一动都要遭到媒体的批判报道，一旦出了什么问题，其责任全部都归结于当官者，工资还要被降低，还被要求扮演全社会最廉洁的健康形象。从日本的当官者谋生状况看，我坚决认为，假如当官者的合法权利不得到应有的制度保护和人文关怀，一个国家的正常运营是无法保证的。近年来，当官者跳槽，自杀，过劳死，得抑郁症等情况特别多，令人沉思。
再看看中国。
连续三年超过百万的人选择国考，这一反映国家发展阶段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现象无疑跟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有关。公务员的职业特征是世界共通的：稳定，福利，低薪，荣誉，权力。即使没有很高的工资，太多的自由，也希望能够献身给国家社会，从而得到至高无上荣誉感，希望稳定一辈子的人往往选择当官。至于当官的人以权谋利、以公谋私等情况，就是制度问题了。
从动机来看，中国的国考生和外国没什么本质区别，虽然最近日益严重的就业和竞争环境下，害怕面对现实，觉得“干脆当官吃铁饭碗得了”，却不带有什么社会责任感和自力更生能力的，保守的投机主义者不断增多。他们甚至谋求找到体制的缺陷和缝隙，去占它便宜。我并不认为，当今在中国当官的人是社会上最有责任感、廉洁、聪明的人。
不过，中国社会一天比一天地开放、多元、透明，从而当官者的权力遭受舆论和制度双重监督的趋势无法阻挡。倘若141万的考生盲目以为当官就成功了，可以稳定一辈子了，随便滥用权力了，就错了。中国的当官局势未来一定迎来像日本那样的尴尬与两难。
我要说的意思是，未来打算当官的年轻人要做好心理准备。本质而言，自然被放大的公权力受到社会监督是正常现象，合理的制度安排使得当官者成为弱势群体则是健康现象。
你们要记住：你们选择的是成为弱势群体的道路，每时每刻都要面临体制内外的竞争力，来自媒体和大众的舆论压力。哪有那么容易当的官呢？
别做梦了，未来当官至少没有你们想得那么靠谱。
与庆应学子聊中国
2011年4月26日下午，日本东京。
我从2011年4月开始担任访问研究员，在小泉纯一郎前首相的母校庆应义塾大学上了一堂课。普普通通的教室容纳着100名左右庆应学子。那天的话题为：“反思当今日中关系”。与在中国任何一所大学课堂不同，日本大学生没那么积极，普遍显得害羞、内向，第一排全是空着，大家都从第二排开始入座，觉得这样才礼貌。
习惯了在中国充满人海的教室讲课的我反而有点不适应。对于追求民主的大学课堂来说，最重要的是师生之间的思想碰撞。从教室里的思想氛围和热度观察，中国和日本的青年学子之间的积极性似乎差很远。我一直认为，日本学生应该多了解中国学生的竞争环境和向心力，并向他们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