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课
我每当回国，要到高校、企业、政府等讲课，主题往往与中国有关，即“日本人该如何认识当代中国，与活在当下的中国人打交道”。
中国是日本的第一贸易伙伴，日本对华出口（仅限中国大陆）在对外出口中占将近20%。比如，2010年，日中贸易总额超过3000亿美元，有332万次的日本人访问中国，有141万次的中国人访问日本。日中友好城市至今有300对以上。这是当前所谓日中关系的真实写照。
不过，与这客观交往态势相比，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是“空洞”的。作为一个生长在日本的青年人，我深知日本人，不分年代、地域以及性别，对“中国”这一古老的文明体系是充满崇拜之心的。记得，从小学开始，日本的少男少女们在语言课、道德课、历史课等广泛、深度地接触中国古代的人物、历史以及思想。到了初中、高中的六年阶段，我们要进一步学习“古代中国”，全国统一考试语文部分的四分之一内容叫“汉文”，即用日文的方式解读中文，话题往往也与中国的古代思想、人物等相关。
日本在发展史上认真吸收儒家思想，并把它加工为符合日本的价值体系。战后日本腾飞与儒家密不可分，勤奋的劳动观念、岛国的忧患意识、牢固的日美同盟等是其中成因，但倘若提及日本奇迹的核心原因，我可以毫不犹豫地举出由“以和为贵”“天人合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组成的儒家思想。
正因为日本人对中华文明持有崇拜态度，看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在对外政策、民生政策、国内治理、意识形态、发展体制等领域做出“令人惊讶”的表现后，日本人动不动就遭受打击，觉得与想象中的中国截然不同，难以接受。在我看来，这是日本人“反华主义”的重要逻辑。
我给日本有识之士建议，“我国应该尽快为中学阶段开设‘当代中国’课”（大学有一定数量），不用必修，至少选修，从语言到文化，从社会到民族性，从城市到微博，从社交文化到发展模式，就“当今中国的真实是什么，当代中国人在想什么”进行了解和讨论。相信，它能促使当代日本人在年轻阶段就为如何与当代中国人打交道做好思想准备。
走在中日文化之间
经常有中国朋友问我：“日本与中国，各自文化对你产生的影响是什么？”
我也经常思考这个问题。日本文化对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它注重集体精神，而忽视个体作用。我从小在伊豆这个比较封闭、保守的地方长大，周围人的思维很陈旧。比如，要决定一个班长，我抱着责任感去竞选，同学们都拿有色眼镜瞪着我，集体暗示我不该发挥积极性。
日本教育是培养全才，排除专才的体系。在年功序列、终身雇用的企业文化下，年轻人拥有实力几乎没什么意义。地位、影响力、工资等年轻人最关注的分野也基本按年龄，而不按功劳来被迫决定。我从小就很不习惯，出乎意料的是，到中国后反而感到舒服。变革中的中国社会对“另类”持有相对包容的氛围，欢迎年轻人发挥突出的个性。
2008年至2011年期间，中国当局连续举办的举国盛事对中国公民的价值观和文化认同有哪些影响呢？公共事件为新时代的中国人重建价值观起到重要作用。在互联网快速普及的时代，那些本来沉默的大众获得了话语权，强有力地表现出了解世界、表达自我的渴望。
不少中国精英很有自信地提出“中国是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我难以认同。当今中国的社会，不管“姓资”还是“姓社”，在我看来是在“互不信任”和“拜金主义”的前提下成立而运行的。日本人所怀念的“中国文化”，尤其儒家文化似乎逐步消失。
领导人强有力倡导“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等基于中国文化的国家理念，凝视现状，发展的趋势却与这些理念背道而驰。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人的革命事业务必在尊重古代的传统美德和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加以完成。
把目光放在青年一代。
当下在中日不同文化体系下成长的青年们的思想观念有着哪些不同呢？可想而知，思想观念在绝大程度上深受大环境和大时代的影响。我从来不认为，两国年轻人的性格、生活方式、心态、价值观等领域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都是年轻人嘛（包括我在内），遇到的问题差不多，感到困惑和无奈的途径也差不多，比如，攒钱、婚姻、就业。
“南京事件”该怎么解读？
哪里有老百姓，哪里就有政治。
一切与老百姓生活相关的事物就属于政治。国家诞生之前，社会已经存在，政治也就存在。就人类社会而言，政治的诞生比国家早很多。而任何政治社会都容纳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每个社会中都有所不同。有的是民众选举，有的则来路不明。
在国家之间的交往中，从事政治的政治家的作用不容忽视。就日中关系而言，经过这些年对动态的观察，发现关键还是在于政治。日本不少评论家认为，“民间交往能够改善国家关系，相互依存才是日中关系的关键”。我同意一半，对于拥有不同政治体制与价值体系、民族历史与社会生态的日中关系来说，我认为，政治家之间的信任关系与相互理解才是巩固、稳定国民感情的根本基础。
在小泉纯一郎首相时代，日中之间的首脑交往被停止，由于小泉先生不停地参拜靖国神社，中方领导原则上既拒绝邀请小泉，也不访问小泉治理下的日本。那段时间停滞不前的政治关系对经贸、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产生的影响很深远。
只有两国政治家负责任地定期、频繁见面，交流，才能为两国社会关系提供良性的政治氛围，商业行为、社会交往、留学生交流等才能有信心、有把握地开展下去。被政治家的利益谋求“牺牲”的民间情感，日本人与中国人有必要携手逐步摆脱这一过去的结构困境。
另一方面，我不认为政治家能够解决所有问题。他们实际上能够面对的、解决的问题极为稀少。两国交流真正的拓展还是来自社会、民间层面。民间在各领域积极展开交流才是两国关系真正走向成熟、成功、成长的表现所在。政治家的任务应该是为社会、民间人士提供良好的氛围，即把握底线和提供信心。民间以什么样的规模、速度、深度展开交流，谋求利益，共享价值，这取决于政治家之间能否达成多少原则性共识。总之，就国家间关系，包括日中关系而言，官方的作用时充分条件，民间的作用是必要条件。
我想，近期日本名古屋市长围绕“南京大屠杀”的言论以及由此造成的中国政治舆论上的恶果，也应该从上述角度去加以解读。
中国不是日本“援交”的对象
这几天在日本与企业家们交流，主要讨论日本企业如何国际化，走出去。
在日元居高不下、国内市场萎缩的前景下，日本人担忧本国未来，无论是制造业、金融业还是服务业，都把目光投向雄心勃勃的中国市场。至今有两万家以上的日企在中国做生意，雇用着1000万以上的中国员工。
自从1978年邓小平提倡改革开放以来，日中之间经贸关系日益扩大而深化。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至今，日本以有偿、无偿，包括技术援助的形式向中国提供的援助大约价值320亿美元。
不过，中国已经不是日本“援交”的对象了。
中国GDP总量已超过日本，今后两国应该追求对等，而不是简单援助和被援助的关系。日本人看待中国务必与时俱进。过去我们只把中国当作世界工厂，即怎么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广大土地制造产品；近年把它视为世界市场，即怎么向日益有钱的中国百姓销售产品；而此刻必须把它当作人才培养基地，即怎么吸引中国优秀人才来发展本国企业。
我有个从事金融行业多年的朋友。他从东京大学毕业后去美国高盛集团工作，辞职后创业。他向我介绍说：“今年聘用了两个来自中国的学生，清华和复旦的。我同事直接去中国找他们，最后我来在网上面试。他们目前都在东京工作，表现得不错，刚开始一点不会日语，现在在学习，进步得很快。但我公司内外都用英文，有很多来自欧美的同事。”
他对中国年轻人的向心力表示惊讶：“其中一个学生向我提出：我能当您公司的社长吗？”他当场回答说：“当然能，只要你努力，实力和智慧比我强大时，你就是社长。”
据我了解，中国年轻人习惯跳槽，不断通过换工作来提升职业水平。对他们来说，除了工资以外，在一个岗位能拥有多大权限与地位也很重要。在这个意义上，对需要中国人才的日本企业来说，关键的是，除了使其待遇与日本同事平等化，更需要不断跟中国员工沟通，了解其内心需求，满足他们的成长渴望——实现公平化。
我坚信，日本与中国之间的人才交流与合作，不管是哪一种领域，必将是充满互补性和希望的。
日本人的过年
2011年1月1日，自从2003年到北京以来，我第一次在日本过了元旦。对于我们日本人来说，1月1日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相当于中国人过春节，虽然在物质准备和庆祝节日的力度上，日本的元旦远远不如中国的春节。在日本的历史上，元旦始终都反映着大和民族“简单而美丽”的风俗习惯，不夸张，不张扬，踏踏实实地，一年又一年。
日本人只是相信，坚持是种力量。
忽然想到，曾经有不少中国朋友向我咨询过同一个问题：“加藤，日本人过春节吗？”很惊讶，我原来尤其来中国以前，以为对“日本人就是过元旦”这一事实的认知是具有普遍性的，不存在讨论的余地。后来想，那么，我本人来华前有没有了解“中国人既过元旦又过春节，但后者更重要”的事实呢？
坦白说，我也没什么了解过。有一点令人欣慰的是，我每次回日本，不少祖国同胞都问我中国人过春节的文化体系，说明传统意义上的日本人还是对中国很感兴趣，甚至了解的。只是说，在日本人自身的日常生活当中，只过元旦，不过春节，国家也好，人民也罢，都不采取，也不怎么重视农历。
等于“大年三十”的12月31日也很重要。那天在大街上几乎看不到人，老百姓都团聚在家里，看看电视，聊聊家常。到了晚上，便都调整频道，等着看“红白歌唱会”（相当于中国的“春晚”），日本唯一的公共电视台——NHK每年都会在这时候召集同年最引人注目的流行歌手，以扮演“白色队VS红色队”的态势，在着名文化艺人的主持引导下展开6个小时左右的竞争。这是日本人必看的过年节目。
元旦的时候，我们一般吃“年饭”，不是所谓豪奢的“怀石料理”。我们不过是普通家庭，有炖菜、年糕，还有一些母亲拿手的家常菜就够了。量也不多，吃不下就不要做，吃不下就不要点。我想，日本人有理由把这种简单和朴素保持下去。
很可惜，2012年的1月1日，因工作原因，我无法在日本过年，在北京度过，让失去父亲后的母亲一个人过年，必将是我2012年留下的最大遗憾。那一天，我一个人在北京国贸一家相对高档的日本餐厅，默默地吃了年饭。
有些寂寞，却很足够。
说说福原爱
福原爱是日本着名的乒乓球选手。2007年4月，她上了许多中国朋友熟悉的早稻田大学，但由于种种原因，2010年3月中途退学。
她从小就引起日本国民广泛而密切的关注。我们都叫他“小爱”，觉得她的娃娃脸很可爱，她努力练习乒乓球的背影曾经感动过无数个日本人。福原爱哭，输掉比赛，输给自己的时候往往哭泣，大家总为她鼓励、加油。
中国朋友们好像更熟悉福原爱，这与她的教练是中国人有关系。她曾经在辽宁本钢队里训练，能说一口流利普通话和地道的东北话，她还访问过奥运会冠军张怡宁毕业的北京什刹海体育学校。她与中国有着深深的缘分，对她来说，中国就是第二个故乡。
小爱曾经接受中央电视台《面对面》采访，被主持人问起家庭困难问题的时候，忍不住泪流满面。我相信，无数中国人被她感动。小爱在我眼里也是能够吃苦的人，也是能够踏踏实实努力的人。
日本人和中国人都很熟悉的小爱于2008年8月参加了在第二个故乡召开的奥运会。小爱的心情容易想象，两国媒体也密切关注她在北京奥运会期间的动态。
首先引起大家注意的是开幕式。福原爱被选为日本代表团的开幕式旗手。代表团往北京出发前在东京参加了记者招待会，福原爱那时已经知道自己要当旗手。面对在现场的中国驻日大使崔天凯等外交官、中国媒体记者等，福原爱用自己熟悉的中国东北话跟他们交流，表达自己参加北京奥运会的决心。
8月8日晚上日本代表团入场较早，旗手果然是充满人气的福原爱。我在电视上观看那一情景，相信中国朋友们也在赛场、电视上注意到了她的存在。她表现得有些腼腆，但却很可爱。后来中国的朋友们对我说，福原爱的出场给大家的印象很深，观众们也以热烈的掌声来表示对她的喜爱。
随后的比赛阶段，福原爱表现得也很好。虽然没能得到双打的奖牌，在单打上也输给得到金牌的张怡宁，但奥运会对小爱来说成了意味深长、深有感触的平台。她每一场比赛结束后都用中文礼貌、热情地回答中国电视的采访，不需要任何翻译。
福原爱此次的表现赢得了中国人的喜爱，打动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心。作为在华生活的日本人，我为她感到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