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就在这时，新的打击来到了：4月23日，台湾“行政院”1727次院会上，院长孙运璿裁诀：本案关系重大，尚需协调，故暂不列案，亦不作决议；本案在送请“立法院”审议前，应以机密件处理，请洽出列席人共同保密。
如果想到4年前“立法院”刚刚把票据刑罚的刑期提高到三年，孙运璿的裁决就不显得那么不近人情了。4年前的提案也是由“行政院”上交的，而4年后许多人还没有淡忘当时的情形，仓促间“财政部”上报了一个正好相反的提案，自然令人不快。并且，即便送到“立法院”，“立法委员”们也未必认同。
然而，孙运璿的裁决还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他不仅不报送提案，也没有退回给“财政部”，而是扣住了。在这期间，又下达了封口令，不让相关人对这个案子作公开讨论。这等于是将“财政部”和戴立宁的手脚彻底绑住了。
在民间，讨论还在继续升温。1981年5月20日，张兹闿再次在《经济日报》发文《对修改票据法远期支票规定的看法》，正式公开呼吁废除空头支票刑罚。但没有人知道，“财政部”已经暂时无能为力了。
法界开放，商界保守
祸不单行。就在这时，推动《票据法》修订最卖力的“财政部”部长离职了。1981年12月，张继正去职，徐立德继任。
徐立德也是早年随母到台湾闯荡，一生起起落落颇为不易，进入官场，从事了20年的人事行政工作，之后又在财经部门历练了10年，才升任“财政部”部长。搞人事出身的徐立德在官场浸淫日久，是典型的会做官之人，显得一团和气，从不明着与人作对。他但求无过的作风表明他绝不会坚持一件事情，更不会费力推动一件出力不讨好、充满了争议的事儿。他不疼不痒的态度使得法律修正的进程放缓，虽然在他的任上，“财政部”继续印行由戴立宁列名指导的小册子《如何正确使用支票》，但立法方面的工作却陷入了低谷。
由于最主要的推动者无法发声，民间讨论虽然热烈，却出现了失焦的情况。
关于失焦，有一个关于台湾政坛很有趣的笑话：在开会时，“司法院”院长林洋港感慨地说，台湾法律多如牛毛。有人讨论时接着他说，健康的牛，毛才多，不健康的牛，毛就不多了，所以你要讲法令多如牛毛，究竟是法令多好呢，还是法令少好？这里存在着语意不清的问题。再接下来，大家不再讨论法令的多少，而是围绕着健康的牛应该有多少根毛谈了起来。整个讨论的焦点从法律面转到牛毛身上。
对于《票据法》修正，人们越讨论越偏离事情的重点，忘记了是要彻底废除刑罚，而开始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有的人赞同“告诉乃论”，有的人认为应当彻底禁止远期支票。人是短视的，1960年修正时，废除了远期支票，1973年意识到了错误，又改了回来，现在，人们又开始讨论要改回去。
此时，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开口说话，把焦点给引回来。而如果要开口，就必须让“行政院”收回封口令。
戴立宁再次主动找上徐立德，讲明情况的原委。他认为由于立法涉及到每一个人，因此，必须尽量让更多的人关注、讨论，通过充分的透明，来推动立法的进程。这次徐立德帮了他一把，申请“行政院”将修正案退回，并收回了封口令。此时已是1983年2月22日，一纸封口令耗去了两年时间。
一嗣可以重新开口，“财政部”主导的讨论又呈现加速状态。7月16日，戴立宁在《工商时报》发表了《也谈空头支票的处刑》一文，继续向普通大众点出《票据法》的问题、症结、选择和去从，把人们的注意力拉了回来。
紧接着，8月29日～9月20日，“财政部”组织了两次票据法废除刑罚问题座谈会，邀请各界代表共同讨论，将整个事件推向高潮。
这两次座谈会上邀请的嘉宾范围非常广泛，从官员到学者到工商界人士都有，大家也是畅所欲言，将自己的建议都贡献出来。这也可以看出，经过前面几年的预热，人们对于《票据法》的思考已经越来越深入了。
在这次讨论中，也可以看出各界对于票据法问题的态度，其中司法界较为开放，而商界最为保守。
与会者中专家学者（包括大法官和法学教授等）一共25人，赞同删除票据刑罚的有14人，占与会人数的56%，反对的有5人，占20%，其余6人则未明确赞成或反对。在赞成的人当中，包括了戴立宁的两位导师：大法官林纪东和台湾大学的法学教授韩忠谟，他们的观点代表了司法界的主流声音。林纪东仍然认为应当悯刑，不轻易使用刑罚。韩忠谟则直接质疑法律本身有问题，他认为：“法律的功能，在于调节社会秩序，但一项法律被很多人违反时，可能有两个因素：一是社会秩序不正常发展，二是法律本身不能配合社会正常发展。如今刑责不能吓阻退票是基于后一项因素。”
与法律界相比，工商团体则保守许多。工商团体（除了商业团体外，还包括律师公会和会计师公会等）与会者16人，他们都是代表自己的团体发言的，其中赞成删除的只有3人，占总数的18.75%，反对的有5人，且都是代表了工商业中最重要的组织，分别是“全国商业总会”、台北市进出口商业同业公会、会计师公会全国联合会、台湾省商业会和中小企业协会，占了31.25%，其余的8人虽未明确反对，但大多数持保留或者偏向于反对的态度。
在银行业中，有9家银行赞成删除，5家银行认为不应删除，1家银行原则反对，但附条件赞同。至于中小企业中，只有一成认为应当删除刑罚，其余的90%都认为不应删除。
反对者集中于工商业者，以“全国商业总会”理事长王又曾为首，他赞成维持现状，呼吁：修正《票据法》时，切勿免除空头支票（退票）之刑责，以免影响商场交易秩序及助长经济犯罪，如果开空头支票可以免除刑责，商场交易秩序将一片混乱，受害者亦无从申诉。本会代表全国商界同人坚持退票应负刑责，现行《票据法》之此项规定，不宜予以废止。
但同时，王又曾也反对废除远期支票，他认为：台湾地区现有公司行号共约711000家，其中资本额在4000万元以下的中小企业很难在银行申请远期信用状，大都只能以远期支票为工具向金融体系以外的民间货币市场调度资金。如果远期支票被取消，将导致经济的不安定。
除了像这种全力反对的之外，另两种保留意见也颇具杀伤力，前文已经提到过，一是改为告诉乃论，二是提议彻底废止远期支票，改回1960年时的样子。
台湾工商协进会秘书长吴祖坪赞同废除远期支票，他认为，废除远期支票后，才能考虑删除刑罚。他同时也赞成“告诉乃论”，认为票据犯日益增多有损台湾形象，改为告诉乃论是解决办法之一。
东吴大学教授侯家驹不同意废除刑罚，赞成改为告诉乃论，但不同意取消远期支票：“将支票改为见票即付，势必引起信用萎缩，造成短期经济衰退，长期经济成长低落。”
戴立宁本人坚决不同意改为告诉乃论和取消远期支票。关于远期支票，他的观点与王又曾和侯家驹类似，认为远期支票已经成为台湾民间经济的一部分，深入到工商业各个领域，从尊重传统的角度讲不应该取消，再说远期支票实质上就是汇票，何必如此注重名而忽略了实？关于告诉乃论，他认为空头支票只要不涉及诈欺，就只属于民事，不是罪，即便改成告诉乃论，仍然是把它当作罪行处理，这是不适当的。另外，告诉乃论虽然可以使一部分人免于被起诉，却无法阻止那些恶意告状的人，同样会有无辜者入狱。既然现在是最好的机会，就应当一次性取消，而不是给未来留下不确定性。
从座谈会来看，台湾法律界对取缔空头支票刑罚正逐渐达成共识，下一步是要在工商业中进行说服工作。
心高气傲的戴立宁再次打破了尽量不评价正在修订的法案的官方惯例，开始大声说话。
此时的戴立宁养成了一个以后一直保留的习惯：和新闻界保持互动。他不仅公开给报纸和杂志写稿，还多次在各种场合宣扬当前《票据法》的缺陷，以及应该如何修订。
到法案修订工作后期，戴立宁已经跑遍了台北市大大小小的民间团体，扶轮社、狮子社、青年商会、工商协进会、进出口商业同业公会……凡是可能使用到票据的商界、企业界、工商团体他都去沟通过。一次他去进出口商业同业公会演讲，本来担心会受到抵制，去的人数有限，却没有想到在可以容纳1万多人的会场上，人头压人头，挤得满满的。他的车刚到会场附近，就被入口处汹涌的人流围住了，所有的人对这个问题都很关心，有的人担心严刑峻法会伤及无辜，也有的人担心法律废弛会导致社会混乱。
这时，几个人事上的变动加速了进程。
1984年5月28日，徐立德转任“经济部”部长，陆润康继任台湾“财政部”部长。陆润康与戴立宁一样，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律出身的他颇具有正义感。徐立德在任时被拖慢的进程加速了。在陆润康上任的同时，曾经搁置议案的“行政院”院长孙运璿也离任了，将位置留给了俞国华。
俞国华，1915年生人，父亲俞作屏与蒋介石是中学同学，曾任蒋介石的秘书，后来，在陈炯明叛乱中殉职。俞国华毕业于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其后成了蒋介石的亲信。他担任过台湾“财政部”部长（1967年11月29日～1969年6月25日，继任者是李国鼎）、台湾“中央银行”总裁（继任者是张继正）、“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于1984年6月1日升任“行政院”院长。
俞国华是张继正担任“财政部”部长时，约请的听取戴立宁报告的五部长之一，支持对《票据法》进行修改。俞国华的上任意味着在“行政院”范围内的反对力量已经扫清。
1984年7月3日，“财政部”再次将修正案提交“行政院”，4个多月后的11月29日，“行政院”正式向“立法院”提案废除空头支票刑罚。
在票据刑罚废除加速的同时，戴立宁本人也受到了重用。徐立德不喜欢戴立宁的张扬和傲气，但陆润康上任后，一等“金融司”（1981年，“钱币司”改称“金融司”）出缺，他就迅速将戴立宁提拔为“金融司”司长（1984年9月1日）。作为司长，戴立宁更可以名正言顺地推动《票据法》修正了。
这时戴立宁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美侨商会的代表带着律师找到他。虽然已经与台湾断交，但美国在台湾的政治影响力一直存在，因此，美商作为一种经济兼政治势力，他们的意见是不能忽视的。
该代表一到戴立宁的办公室，就明确反对废除空头支票刑罚，认为如果取消刑罚，很可能会搅乱经济，同时给美国商人带来损失。
戴立宁客气地问道：“你来自哪里？”
代表回答：“来自纽约。”
戴立宁说：“在你们纽约州，开支票是需要坐牢的吗？”
对方语塞。
戴立宁接着说：“我只不过把法律改成和美国一样罢了，你们有什么好反对的？”
一番交锋过后，对方的傲气随之消失了。但那位代表仍然说出了自己的担心，担心台湾的信用制度不佳。台湾的经济最初是由政府帮助维持环境，一旦政府不管了，信用环境会恶化。戴立宁也认为他的部分建议是有道理的，一是留出政策改变的缓冲期，二是要多宣传，让人们有所准备，争取尽早建立起更好的信用环境。
在《票据法》修正案中除了规定废除刑罚外，也规定了一年的限时法，即在法案通过的一年内，仍然执行原来的法律，这时如果出现票据犯罪，仍需判刑和坐牢，只有待一年后才彻底取消票据刑罚，所有因票据犯罪而坐牢（不涉诈欺）的人才会被放出来。
根据“立法院”排期，《票据法》修正工作最迟将于1985年年底结束，随着人们的充分讨论，也随着舆论逐渐接受了戴立宁的观点，似乎胜利已经可以期待。剩下的，就是看“立法院”的那帮老委员是否能够正视这件事情了，在前几次修订中，正是他们同意增加刑罚，开始是一年，后来两年，最后三年，这次，还是同一批人。指望他们把自己以前的立法都推翻，能可行吗？
就在这时，仿佛唐僧取经必须历经八十一难一般，《票据法》修正案的立法工作遭遇了最后一次波折：两员推动《票据法》修正的主将离职了，包括刚刚当上“金融司”司长、准备大展拳脚的戴立宁。
“立法院”争议
1985年2月，在台湾“财政部”要求、“中央银行”的指示下，合作金库银行（负责监督、检查信用合作社，类似于信用合作社中的中央银行）突袭了台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发现其库内现金短缺，“十信事件”爆发。戴立宁是“十信案”主管官员，亲手揭开并处理了“十信案”，颇受好评，在接下来的一章中还将叙述这个台湾历史上着名的金融弊案。
但是，最终，由于“十信案”引起了高层的内斗，本来是功臣的“财政部”部长陆润康辞职了，与他一同辞职的还有“金融司”司长戴立宁。
“十信案”的爆发也令人们对于票据犯罪的看法再次改变。“十信案”的主角是十信董事长蔡辰洲，他掌管的十信出现了违规贷款问题，导致十信的资金被大批挪用。但在调查时，为了方便起诉，蔡辰洲最后被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以违反《票据法》罪名收押，刑期累计高达67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