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现在的宋达贵来说，在办公室的一天里，最值得期待的事情是又收到“儿子”宋焱的私信，这成了他往日枯燥的办公室生活最好的添加剂。第一次收到署名为宋焱的信时，宋达贵第一反应是不可思议，然后急匆匆读起来信，想要知道发生了什么改变，竟然让“他”主动联系自己。
··········
宋达贵知道“儿子”的要求后，寄出了那些书籍。其实他也没有指望8岁的“儿子”真的能完全掌握初中的所有课程，因为在教育系统有朋友的他知道很多关于“少年天才”的实情，真正的“天才”从比例来说是极少的，他只是不希望“儿子”的这段康复的时间被白白地荒废了。可是当“儿子”陆续寄回做好的测试试卷时，宋达贵就真的开始觉得自己可能中了头彩。在之后的书信交流中，“儿子”表现出了远超年龄的成熟思维，这与试卷中所呈现的一致。前后一印证，恰恰证明他的“儿子”就是一个少年天才。
这段时间宋达贵一直活在欣喜与苦恼交织的心理世界中，也只有那些写着工整的“宋焱”二字的信封可以让他略感安慰。虽然因为这样或那样的缘故，他们父子两人从未相见，两人之间也有很多误会与难题，但是宋达贵仍然相信，从今往后他们的心会一步又一步地靠近的。
··········
又是一个以喝茶和读报纸开始的办公室的上午，可宋达贵在意的只是秘书刚刚送来的那封信。“儿子”在信中说：他已经基本掌握初中的知识，并且已经可以灵活地运用。至于是否开始高中课程的学习，他还拿不定主意，想要父亲给他一些有用的建议。宋达贵拍了拍自己僵硬的脖颈，不太确定地看了一眼桌上的台历，1990年1月12日，时间没错啊，这才过了多久啊!
他的“儿子”也太妖孽了吧？这还怎么教啊？他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教啊，宋达贵开始为儿子的学业担心起来。他明白普通的学校已经不适合他的儿子了，普通的老师根本就教不了这种孩子。深思熟虑之后，宋达贵决定去一趟老师孔铎的家里，退休在家的恩师正在研究最新的教育理论。在内心里他一直认为孔老师是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大家，她一定有具体的办法的。
下班后，提了一个老BJ糕点礼盒的宋达贵急匆匆地往后海赶，老师家的四合院就在那里。
~~~~~~~这是分割线~~~~~~~
这一次除了一封长信，寄来了的只有几本杂志，再也没有教辅资料了
孙思归从信中得到了他想要的答案。他以前不过是个普通学生，不是什么专业的老师，当然也不会什么学业规划之类的长期计划。之前是为了证明自己，他才“野蛮”的一通胡吃海塞。现在，回过神来的他才发现正常的学习模式似乎离他越来越远，孙思归很困惑，也有点不知所措。
“父亲也发现了我的不对劲吧？”孙思归看完了长信后不自觉地想到。信中的观点总结起来是说：孙思归现在的学习方式会过早的固化思维模式，不利于培养发散性思维。太过平顺的学习经历，会养成思考的惰性，不利于以后艰深的专业课题的研究。简单知识的学习不利于挖掘他的智商的潜力，不利于他能力的持续增长。最重要的是不利于他正确爱好的形成，影响成年后的职业选择与规划。
孙思归父亲的建议是：1、在完成初中知识点的学习掌握后，暂时不对高中的知识进行预习，同时也不要刻意复习初中的课程。2、不用再接受小学初中阶段的学校教育，暂时休息几年，到十二三岁后，直接进高中接受正常的学校教育。3、在这3、4年的空暇期，可以选择几个比较感兴趣的领域进行简单的学习研究----这些课程最好是陌生的、有一定难度的。4、在高中、大学学习时，多多参加学生社团的活动，努力培养与人交往的社交能力。5、在学习生活中，多多听取前辈和长者的经验和建议。6、学会藏拙，学会向朋友、同事寻求必要的帮助，要做个团队中的“普通人”…。
孙思归现在是真正理解“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一警语了。自己还是太想当然了，学习也是有其内在特定规律的，可不是单单去掌握知识这么简单的！自己这样贪求“短平快”的行为，还真地少了许多探知求真的乐趣啊！“我真笨啊，难道是想做自虐狂，连快乐地享受学习都不会啊！”孙思归懊恼地敲了一下自己的脑门。“我感兴趣的东西还是挺多的呢，选什么对以后自己的事业有帮助呢？”他又开始陷入选择的困难之中。
当宋达贵看到信中“儿子”的选择后，他的脑袋一下子大了。“计算机软件工程”，“资本主义金融理论”这都是国内刚刚兴起的课题啊，宋达贵对传统的课题倒是门门清，在数学、物理、化学、医学等等传统学科方面，他还能找找关系，想想办法。对于“软件”和“金融”这两门东西，他也只能是抓瞎了。
宋达贵苦恼地挠着脑袋上越来越少的头发，突然，灵光一闪，想起老师家那个小儿子--李孔颖正在鹏城大学计算机学院的软件科学系（数学系）读研究生，好像在参加一个国家级的科研课题。
“看来解铃还须系铃人啊!”宋达贵决定再去一趟老师家。
李孔颖是1988年跟自己的“大老板”进的科研组，当时被整小组的规模震住了。这个科研项目是国家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广电总局一起发起的，听说是为了整合中国的民族出版业，抵抗西方势力的文化渗透。他听几个“大老板”讨论过中央决定要成立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什么的。
科研项目的名字比较普通----“通用标准型中文数字化出版及数字化印刷综合系统”，目标是研究出一个完全自主可控的，以PC为平台的数字化出版印刷的成套解决方案。以实现图书的数字化储存，数字化编辑出版和数字化印刷。起初这个项目还真的没人敢独立的承接，因为这个系统涉及的子系统太多，太繁杂，涉及的技术面太广，各个项目部很难协作研究，项目进度不易把控。最后，还是中国科学院的两位准院士----倪广楠和王择出面把才把整个科研小组拉起来的。
在这个项目里，主要是由北大方正公司，联想公司，长城公司，四通公司，王码公司以及鹏城大学计算机软件工程研究所一起协作开发系统所需的软件与硬件。在80年代末的中国，也只有“倪”，“王”两位大神级的人物才有这么广的人脉与这么大的威望，拉出这么大的科研队伍。
他们几乎把当时中国最好的程序猿都收拢到了鹏城，尤其是那些在汉字系统、中文字处理、中文排版等方面已经建树颇丰的，比如武小骏，闫援朝，求柏军、祖从军等人。在鹏城大学，他们主要研究的是图片、文字、表格的输入，桌面编辑排版，文件输出以及各种硬件的驱动软件优化。
李孔颖原来的研究方向是“智能化中文汉字录入系统”，简单的说就是中文智能输入法。因为出色的科研天赋以及合群的性格特点，李孔颖在这个科研小组“混地”很充实、也很舒服。通过工作时，互相讨论学习的机会他还结识了许多编程方面的大拿。这2年时间里，李孔颖在这些前辈们的细心教导下能力上升了整整一个台阶。最后他在科研组里成为一个小课题的负责人，鹏城大学的在读研究生能在这个项目中做小头目除了他之外，只有他的同班同学史大柱了。
到1990年初，李孔颖开始准备写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他在鹏城大学的时间也不长了，他听说科研组也马上要出阶段性成果了。这时他收到了远在BJ的母亲的来信，李孔颖忽然发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与家里联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