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越崎
我分别于1942年和1943年去过新疆，那时正是盛世才统治新疆的期间，我正担任甘肃玉门油矿总经理。
我的第一次新疆之行
1942年6月底，我在玉门油矿任总经理。当时，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翁文灏从重庆发来电报说，他将经酒泉去迪化与苏联商谈油矿事宜，邀我去酒泉机场与他会合，同去迪化。我接电后与油矿几个负责人商量，猜想可能由于我们的出海口全部被日本帝国主义封锁，玉门油矿器材供应困难，此次是否是向苏联商购油矿器材？因此，我和油矿几位负责人连夜准备了一份重要器材清单，准备带去。
7月1日午前，我到酒泉机场，看到从飞机上下来的人，除翁文灏和他的秘书周大训外，还有第八战区（西北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空军司令毛邦初，交通部公路总局局长龚学遂，西北公路局局长何竞武等。我们一起在机场吃过午饭后就起飞西行。看这阵容，我感觉不像是为玉门油矿向苏联购置器材。当时我很纳闷，因人多也不便询问。我们到达迪化机场时，盛世才的联襟王参谋长和二弟盛世骥到机场迎接，并以飞机为背景同我们一起照了相，这张相片次日在新疆日报上登载出来。我们住在紧靠新疆督办公署的东花园招待所，盛世才亲自在门口相迎，领入客厅，当晚设宴招待。
从我们到后第二天起，由盛世骥和盛世才的内弟邱毓熊二人招待我们，每天在东花园陪我们一起吃饭，直到我们离开迪化。
我们初到时，盛世才请翁文灏到督办公署单独谈话。盛世才告诉翁文灏，苏联来电说要派外交部一位副部长到迪化来交涉油矿事宜。苏联从未派过高级官员来过新疆，这次忽然派一个副部长来，不知是否真的来交涉乌苏油矿的事，所以邀翁文灏来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去对付他们。盛世才与翁文灏的正式谈话很少，但每天早上总请朱绍良去督办公署他家里同吃早点。八九天后，朱绍良乘我们来的专机飞返重庆去见蒋介石，大概是向蒋介石汇报他和盛世才商谈的有关军事和政治方面的要事。过了几天，朱绍良又回到迪化，向盛世才复命。
我和翁文灏同去独山子油矿参观
朱绍良去重庆时，翁文灏留在迪化与盛世才商量去独山子油矿参观的事。盛世才同意后，翁文灏和我及其他一些同来的人动身前去。该矿苏联矿长兼总工程师和一位苏联地质师接待我们到井场和炼油厂等处参观，并让我们看了各种图表，介绍油矿勘探开采和建设炼油厂的经过情况。当时，该矿打井的钻机不如玉门油矿的好，总的生产情况也不如玉门油矿。在他们设宴招待我们时，我说：“我们两个矿来个竞赛吧。”内心实际上有些瞧不起苏联人，同时打消了来新疆时从苏联购置油矿器材的想法。但独山子油矿的炼油厂和储油罐等设备都比玉门油矿好的多。两天后，我们回到了迪化。
这时，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狄卡诺索夫来迪化了，盛世才本人没有出面，由王参谋长在督办公署大厅里设宴招待这位副部长，并请翁文灏和我们所有的人以及迪化的很多高级官员作陪。当时朱绍良在迪化，但未出席。后来翁文灏以中国中央政府代表身份与这位副部长谈了油矿合办事宜，但没有结果。
7月30日，盛世才请翁文灏到督办公署大厅去讲话。我在台下坐定后，看见台上交叉挂着中华民国国旗和国民党党旗。翁文灏讲完后走出前门时，看到前门上也交叉挂着中华民国国旗和国民党党旗。当天晚上，满城鞭炮声，庆祝挂国旗和党旗。这时，我们才知道，这是盛世才投蒋的标志。
我的第二次新疆之行
我由迪化回玉门油矿后不久，蒋介石偕宋美龄同到嘉峪关，同行的有胡宗南和侍卫长王世和等。蒋介石派宋美龄去迪化，他自己留在嘉峪关。蒋介石在嘉峪关停留约一星期，我陪他到玉门油矿视察。他派宋美龄去迪化是走内线，通过盛世才之妻邱毓芳与盛世才做秘密交易，去完成上次朱绍良到迪化尚未完成的任务。
宋美龄从迪化回来后，蒋、宋就飞返重庆。后来仍委派盛世才为新疆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党部派梁寒操到新疆成立国民党省党部，监察院派罗家伦任新疆监察使（名义上与省政府主席为同等地位）。我的老朋友林继庸出任新疆省政府建设厅厅长。
盛世才投蒋以后，苏联就把驻哈密的军队第八团撤走了，并把独山子油矿的器材，包括埋在地下的水管、油管等一并拆走，只留下一个炼油厂。盛世才要求经济部去接办该矿，由经济部指令资源委员会出资150万美元在纽约交款，将苏联留下的炼油厂全部设备买下来，并将该矿交玉门油矿接办，由我负责办理。
我于1943年7月初偕同玉门油矿矿长严爽（已去世）、炼油厂厂长金开英（现在台湾）与工程师李同昭（已去世）等，由玉门油矿去新疆接办独山子油矿。我派李同昭为独山子油矿主任，同时派了一批工程和管理人员随同前往，并用9辆大卡车运去一批钻井和输油器材。
我们于7月5日到达迪化，住在盛世才指定的一个招待所。我先去看了罗家伦和林继庸，然后去看盛世才。盛世才打电话给我说：“现在我有病，不能见你，很抱歉，待你从乌苏油矿回来，我请你吃饭。有事请与王参谋长联系。我打电话给独山子油矿负责人，叫他们移交给你。”我又去看罗家伦。他很惊慌地说：“盛世才每次搞事变以前，总是不见客。我最近也没有看见他。今天你远道而来，他不见你，恐怕他又要搞什么名堂了。”我听了半信半疑，满不在乎。过了一两天，王参谋长邀我去省政府大礼堂给省政府职员讲话。由于我听说盛世才以前曾怀疑乌苏油矿出油不多，是苏联人故意这样搞的。因为这里出油多了，苏联的巴库油田出油就少了。当然这是一种对开采油矿缺乏常识的错误看法。我是玉门油矿的总经理，将来如果乌苏油矿开采不出多少油来，也可能要怀疑我有意少出油。为了消除他们这种错误的看法，我在讲话中打了个比喻：妇女身上两个奶，孩子吃奶时，一只奶吃空了，该换吃另一只奶，在人体上两个奶这样相近，但奶汁并不相通。所以距离很远的两个油田，不会互相连通，彼此影响产量。他们听了都大笑起来。
我于7月11日离开迪化去独山子油矿。前一天，与盛世才通了一次电话，请求他准许我在接办独山子油矿后，到伊犁去参观一下，他同意了，并说将打电报给伊犁专区。
7月11日，我们到了乌苏独山子油矿，与盛世才派到油矿的负责人商定17日办理交接手续。在15日，当时的沪宁、沪杭铁路局局长陈伯庄（我的老朋友）的儿子，因铁道部派他察勘甘新铁路来到迪化。他受罗家伦的委托，从迪化到独山子，秘密地告诉我，除罗家伦本人外，盛世才把所有国民党派来新疆的党政人员全部逮捕了，生死不明。当时我听了很恐慌，想到两件事：（1）17日接办不接办油矿？（2）我还去不去伊犁？对第一个问题，我要视盛世才派在油矿负责人（东北人）的态度而定，如果与前几天一样，我就接办。对第二个问题，既然盛世才已经打电报通知了伊犁专区，我如果不去，反而使他生疑。
后来盛世才派在油矿的负责人态度照旧，便仍在原定的17日举行了交接仪式，他们还放了鞭炮庆祝。接管后矿上一切工作由李同昭主持。我与严爽、金开英仍去伊犁。
到伊犁和中苏边境参观
伊犁共有9个城，是清康熙时修建的，派有满洲兵两万人驻守。首府伊宁坐落在伊犁河上游。伊犁河在中国境内可通小火轮。下游流入苏联境内的巴尔喀什湖，可行大轮船。伊犁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以哈萨克族人为最多。
我们在伊宁住了三四天后，去霍城县（霍尔果斯）住了一夜，这里离边界还有十几里。第二天去与苏联交界的一条小河，这河平时水量不大，洪水期河身很宽。河上架一木桥，可通两吨半的卡车。桥中间有一木栅栏门，作为两国分界的标志。两边都设有瞭望台，高约三四层楼，但我们的瞭望台并不派人瞭望。在苏联那边是一片森林，房屋相当多，绿色和红色的铁皮屋顶，隐约可见。但在我们一侧，几乎没有什么树木，也没有房屋，距桥相当远的地方有一排营房，驻有一排部队。苏联沿着边界筑有公路，每天派车巡逻，还有飞机沿着边界飞行。而我们这一边没有沿边境的公路，更无人巡逻。两边一比较，可以说我们完全没有边防。
从霍城开始的甘新公路是中苏贸易交通的主要通道。中苏物资的交接点最初是在甘肃的兰州，后改新疆的哈密，中国车队算是前进了一步，但在新疆境内的车队仍是苏联的，沿途设有招待所，主要是为接待苏联车队用的。我们沿途住的也是这种招待所，吃的完全是苏联式的饭菜，新疆对苏联可以说完全开放。
我们看了边境后，就直返独山子油矿，汽车走了3天。在独山子又住了好几天，没有听到关于迪化的消息，也不便向盛世才的人询问。
这时李同昭已部署好工作队伍，开始打井，并在炼油厂的周围挖沟培土，严密保护炼油厂的设备。盛世才派的人对矿上的一切工作一向不管，我们接办后，也仍不管事。不久，我与严爽、金开英二人就返回迪化。
领取通行证离开新疆返玉门
我们在离迪化西郊几公里处的检查站看到新疆日报，得知美国军队在法国诺曼底半岛登陆的消息，一方面心里很高兴，一方面因快进迪化，心里也非常紧张。我们回到迪化后，到原来住的招待所，听说原来的宋所长“看房子”（新疆人指坐牢房）去了。在这里无熟人，不能住，我们打电话到东花园，接电话的是盛世才的弟弟盛世骥。他要我们到另外一个招待所去住，并告诉我说，朱绍良司令长官现在东花园，于是我们便驱车前往。在街上我们看到了国民党政府的布告：调盛世才为中央农林部部长，任命吴忠信为新疆省政府主席。这真是出乎我们意外的好消息，我们心上一块沉重的石头落地了。
次日，我去东花园见了朱绍良，请他给我开一张离开新疆的出境证。他说：“不行，盛世才没有交代这件事，你还是向他去要出境证吧。现在盛世才的部下会不会发生兵变，我没有把握，你最好赶快走。”我向盛世才打电话，问他要出境证，他说：“你回来很好，我本来想请你吃饭，因工作太忙，对不起，我告诉王参谋长与你联系！”这样，我只好回招待所听候消息。但王参谋长没有找我，我心里很着急，就怕发生兵变。这期间我去看了罗家伦和林继庸夫人与吴忠信。罗家伦告诉我：“朱绍良、吴忠信派人去看过所有重庆来的被捕的人，他们都平安无事，但以后怎样不敢说。”他又说，“在北山上每夜都有枪声，所以我和林继庸他们究竟前途如何，心中无数。你们最好设法早走为妙。”
等了四五天，王参谋长送请贴来，邀我和严爽、金开英3人去吃饭。饭后王参谋长把出境证交给我，出境证上盖了盛世才的私章。据我们了解，盛世才的私章比公章更有用。回招待所后，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次日一早就上车离开迪化，也来不及通知朱绍良、吴忠信、罗家伦和林继庸夫人等。
我们虽然拿到了盛世才的出境证，但还有五、六天的路程才能到星星峡（新疆和甘肃的交界站）。如果在此期间出了什么兵变，有了出境证也没用。到了星星峡，验过出境证，汽车开出检查站，司机开足马力向东奔驰，嘴里说：“总算回国了。”我说：“新疆是外国吗？”他说：“外国可能也不会这样可怕吧！”
盛世才调离新疆
盛世才于1943年投蒋将近一年之后，1943年7月忽又态度改变，向苏联靠拢，并把蒋介石派去新疆的党政人员（除罗家伦外）统统逮捕起来。盛世才转变的原因是苏军在苏德战争中反攻胜利，同时盟军就快要在欧洲登陆，开辟第二战场。但这时斯大林对盛世才的反复无常已深恶痛绝了。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曾对蒋介石秘密表示，苏联不会再支持盛世才。因此蒋介石命胡宗南的军队仍驻扎在河西走廊，以实力为后盾，决心把盛世才调出新疆，所以派他为中央农林部部部长。盛世才前有压力、后无退路，无可奈何，只好屈服，去重庆就任农林部长的闲职。这样所有在新疆被他逮捕的国民党党政人员最后都被释放了。而他在临走前，为讨好蒋介石，却把共产党人陈潭秋、毛泽民等同志残酷地杀害了。
我在抗战期间，于1942年和1943年两次赴新疆，第一次去参观独山子油矿，第二次去接办油矿，时间都不长。我只能把当时亲身经历的情况写下来，以供从事史料工作的同志们参考。
1986年5月
（作者解放前系甘肃油矿局总经理、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副委员长、委员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煤炭工业部顾问、民革中央副主席、名誉主席、全国政协常委，是我国现代能源工业的创办人和奠基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