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把青春献给边疆油城

陆仁泉

独山子炼油厂建厂50年了。50年中，我曾在那里生活和工作了18年。这18年，正是独山子发展壮大，迅速成长的18年。我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奉献给边疆的油城建设，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现在我离开独山子已16年了，而独山子炼油厂在边疆石油工人们的努力下，已建设得更加美好了。在纪念独山子建厂50周年之际，我遥祝独山子炼厂青春常在。同时，我把自己记得清楚的几件往事写出来，以寄托我对第二故乡——独山子炼油厂的思念之情。

1952年夏，我结束了在大连的两年学校生活，被分配到新疆的中苏石油公司。到边疆去见世面，干一番事业正是我梦寐以求的夙愿，我恨不能插上翅膀飞到新疆。可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从祖国的东北到西北边疆，遥遥万里，旅程是够艰难的了。当时我们先到北京，然后乘火车到西安，等待联系进疆的车队。在西安我们坐上军区的大卡车，那是带篷布的“老羊毛”车，据说是盛世才时期用出口羊毛换来的苏联车。我们一起进疆的十几名同学都挤在一辆车内，自己的行李便是坐席。车队从西安出发，每天走一站。进入新疆吐鲁番后，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是看见了头上扎满小辫的维吾尔族小姑娘；第二是吃到了哈密瓜。虽然以后在新疆吃了不知多少哈密瓜，但总觉得那次瓜最好吃。就这样，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终于到达了独山子。

我和其他三位同学被分配到化验室工作。当时，这是一个条件较好的室内岗位，其他同学有的分在商品站，有的分配在老炼厂（釜式蒸馏装置上）。

化验室在老电站南面的一幢平房里，一座由两大间拆掉中间隔墙后改造成的工房，便是我们的分析室。室内有三张工作台，一张用来做比重分析，另外两张用来做馏程和温点、凝固点、黏度等分析项目。当时的分析项目不多，大致有原油、汽、煤、柴、渣油和润滑油等分析项目。我们在大连石油七厂实习时都做过的，因此工作起来比较顺手。最困难的是语言不通，因为那时候的汉族同志比较少，民族同志比较多，他们大多数会说俄语。再说，我们要向苏联专家学技术，因此学俄语是非常迫切的事。当时有一个学习俄语的良好环境，我们是倒班制工人，一个班五六个人，只有三分之一的汉族人，环境逼着我们学。加上自己找些俄语课本，用业余时间学一下，不到两年时间，居然能应付生活、生产上的日常会话了，翻着字典也能阅读俄语技术书籍了。随着生产的发展，化验分析量也逐渐增多了，分析仪器也多了起来，而损坏的仪器也越来越多。眼看着许多仪器坏了，影响工作，我就试着搞些修理。当时化验室没有修理工，就由我主动承担了修理工的任务。我边摸索边总结，不但学会了修理电炉、烘箱等电器设备，还学会了修理秒表、天平等。自己还做了喷灯，简单地修理一些玻璃仪器，满足了工作的需要。

1955年，化验室进口了一台辛烷值测定机和一台16烷值测定机，同时派来一名苏联专家，我和另一名俄罗斯族的化验工尼古莱当了她的徒弟。专家的工作态度是严肃认真的，她总是一丝不苟地按操作规程办事，手把手地教我们。我边干边下工夫翻译技术说明书，半年内，我终于翻成了厚厚的两本说明书。同时还学会了操作、维修技术。不久专家回国了，尼古莱也去了苏联，就由我把工作顶了下来，还培训了学徒。

1955年末，我调到了单炉裂化车间。我在学校学的就是炼制专业，能到裂化车间干活，当然十分高兴。这里有我熟悉的炉、塔等工艺设备，操作室不大，只有20平方米左右，几块黑色的仪表盘并排竖在那里，盘上装着一些记录仪表，上部还有一些压力表式的液面指示计和一些用水银开关做发讯的讯号灯泡。靠墙的角上放着一张办公桌和一部电话机、一块操作记录板、一本交按班日记，另外还有一条长凳，却很少有人去坐。操作工不是在盘前监盘，就是去巡回检查或调整操作。当时分馏塔顶温度用一台带控制的温度记录仪，可是控制部分没有用起来，操作工经常守在那里。有一次，我们班的操作工阿不都拉让我代他操作一下，不料我调得过猛了些，一下子温度下降了十来度，等他发现后，很生气地责备我，我一面觉得难受，一面暗暗下决心要把自动控制用起来。我找到了一些材料，把调节器的结构原理和操作方法弄清楚了，在仪表工配合下终于把自动操作搞上去了，阿不都拉也从仪表盘上解脱出来了，他高兴得连声称赞“亚克西”。

塔顶温度自动控制的成功鼓舞了我，我又向分馏塔液面控制进军。原来分馏塔有一套控制回路，控制用的信号也是操作室用作指示的信号。它同液面高低是固定的比例，就是说，液面在中间位置时，风压也一定在中间，对指示来说，当然是正确的，可是对控制液面的控制阀来说，刻度在中间就不合适了。因此，这个系统的自动控制也是用不起来的。我找到原因后，设法在液面信号后加了一台控制仪表，解决了问题。

正当独山子油矿原油产量逐渐下降的时候，克拉玛依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一口接一口的油井喷出了黑色的原油。不久，我们正式炼上了克拉玛依原油。由于克拉玛依原油和独山子原油性质上差别较大，克拉玛依原油比独山子原油重得多，含蜡少，含环烷烃多。因此，换油后第一周期生产很不顺利，炉温高了要结焦，炉温低了一次裂化率又太低、渣油量大，原来的蒸发塔已不适应新原油的特性。

我想起在大连七厂实习时，裂化有持温管，有反应塔，油加热到裂化温度后有足够的时间去反映。而我们的蒸发塔入口在塔的下侧，离塔尾出口很近，加工独山子原油时，由于渣油量少，即使低液面操作时也有足够的停留时间。而现在的渣油量大，由于出入口近，非但不能充分停留，充分反应，恐怕连已反应的都来不及蒸发出来。因此，我建议把入口改到塔上部。可是要对进口的高压设备开口子，这是大事，总工程师不同意改。我想不改是没有出路的，于是我又琢磨了另一个主意，就是从塔下部入口，在塔内接一根管子，让油从上面流出来，不至于在下部短路。这个方案得到批准，经过试验，用高液面、增加反应时间的方法，操作终于获得了成功。

1958年，炼厂的年原油加工量达到33万多吨，比1951年增长了124倍。在生产迅速发展的年代，谁都想干一番事业。当时单炉车间主任发动全车间搞土裂化装置，以增加处理量。装置建在单炉装置的围墙外面。大家利用废旧材料建起了土炉子、土炼塔。由于炉子的土钢架承受不了很大负荷，因此炉顶没有吊砖，只是在炉管顶上铺一层薄的异型砖，上面再用旧碱桶铁皮做了一个顶篷。大家白天、黑夜都在厂里干，晚上困了，就在车间的桌子或凳子上打个盹，饿了，啃一口干馒头充饥。就这样，经过无数个日日夜夜，一个土装置终于建成了。土裂化工艺设备并不先进，但在克拉玛依原油不断增加，炼厂尚未完成扩建任务之前，确实立下过汗马功劳，尤其使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是独山子人那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为了事业的成功而奋斗不息的光荣传统。

回首往事，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我总觉得我能为发展边疆的石油炼制工业出力而感到无比自豪，我的青春年华奉献给边疆的油城建设事业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

1986年7月3日

（作者曾任独山子炼油厂机动科工程师，后调洛阳炼油厂机动处任副主任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