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
徽州古民居楹联
暮色中看凤子河的哗哗流水，它的泉涌、聚潴和汇流，于居高视下的我，是一目了然的明晰。徽州人“逐水而居”，“聚水如聚财”，“水厚则徽盛，水浅则徽耗”的乡俗观念，于泾县黄田是根深蒂固的。黄田的朱氏人家，就是从徽州过来的。其一世祖茶院公朱瓌，是徽州婺源人。
接着从山坡上走下去，从石桥上走下去，就挨着石涧看，又蹲下去看，结果，越看越不明白。流水从岩石上泻落，清亮而明快。泻落处鼓起一个又一个水泡，有铜钱大小，鼓起来就破灭，破灭了再鼓起来，看似极为寻常，其实千变万化。到后来就拿出相机，一张又一张拍摄，于静态中看水泡的大小和形状，水面的涟漪和色彩，越发眼花缭乱。
依傍于凤子河的黄田古民居群，它们予我的眼花缭乱，远甚于那些变幻不定的水泡。古民居中的“堂第阁厅”，其完好的及破损的，有骑马楼的及没有的，知道其建造者的以及不知道的或者众说纷纭的，其主人是盐商的以及是做官的抑或是教书的，全因家谱过于简略，口传过于随意，越看疑问越多，越看越是茫然。
大概像大山里的涧水一样，单看枯水期的清浅，是想象不出雨季中的洪水汹涌。一次在闽北山区，一位老人指着一条寻常小溪跟我讲：“发大水的时候，水都上了（屋顶上的）瓦片”。脸上是谈虎色变的后怕。一辈子只见过那么一次。
由此看来，我于黄田的走马看花，曾两度专程去了那儿，在那座没有一家旅店的古老山村住了一宿，而且后一次比前一次拍摄的照片更多，也看得更仔细，却无从想象黄田于繁盛时期究竟富足、奢华到何等程度，应不足为奇。
真的不知道哪来那么多钱造那么华美的房子。
真的不知道缘何有那样的品味造得那么考究。
据朱氏家谱记载，黄田“密不透风，疏可跑马”的精巧布局，是茶院公第二十八世的朱法，于清朝雍正乾隆年间，“兴废举堕，规模画如，总其事者四十余年”形成的。由当地传说得知，黄田房屋的宏大规模及其经典制式，是冒了杀头的风险，窃来清朝工部的官家图纸，借鉴了宫廷建筑的式样及其细部构件形成的。
时至今日，虽然为数不少的古建筑依然美轮美奂，但更多的已经破败、倒塌，或被荒草所掩蔽，或被马赛克房子所替代。我们走在枯水期的河床中，只能从河床的宽度或深度，揣度雨季中洪水的流量、气势和水力；我们走在古老的麻石巷道里，只能从上面高大的马头墙，下面精致的排水沟，揣度其建造者的品味、气度和财力。
黄田的思永堂是花砖门墙，一进五间。堂厅五列圆柱，其石磉有高浮雕的小鹿、大象、喜鹊和金鸡。屋前平坦上，有方形旗杆斗、旗杆石各四座。其建造者朱安邦，也是茶院公二十八世。清朝陕西布政使唐仲冕为朱安邦写墓志铭道：“紫阳近系，方轨儒门……力疾肯构，成室美轮。颜曰永思，以启后昆。”黄田朱氏与程朱理学的朱熹，同尊茶院公朱瓌为一世祖，所以与别号为“紫阳”的朱熹是“近系”宗亲，乃正宗“儒门”世家。
茶院公二十二世，生于明朝嘉靖十九年，即公元一五四〇年的黄田朱氏始迁祖朱枱，是循规蹈矩的一介儒生。十六岁应郡试，得六县童生第一名。在路上捡到钱，就守在路边等失主。给做官的当幕僚，做官的给他找了一个空缺叫他也做官，他却力辞不受。跟程朱理学相左的阳明理学在泾县风靡一时，朱枱迁居于偏远的黄田马冲，以黄田为号，书“静观自得”于门额，当起隐士来，生前撰有《杏园诗草》等著作。
茶院公二十四世，朱枱的孙子朱快，字乐吾，“恢宏而起之[1]”，一反书香门第于名利的淡泊，经商而致富，“族中称翘楚”。富有之后，仍承传其淳厚家风，居仁由义，设义仓、造渡船、建城垣、创馆舍不一而足。
茶院公二十六世，朱枱的第四代孙朱武勲，是黄田朱氏常年外出经商的第一人。现存前进七间后进三间，且有前后走马楼的聚星堂，就是朱武勲与“中年服贾”的兄长朱武烈共同出资建造的，其督造人是朱武勲的第四子朱庆霦。当年朱庆霦入深山选石料、木料，终日劳苦奔走，有小传被载入家谱中。传说朱武烈、朱武勲兄弟有十八个女儿，所以被后人称之为走马楼的小姐闺房，是一座又一座且木雕精细。朱武勲也居仁由义，曾捐资“七千金修郡学”，曾经建培风阁藏书楼，购书三万二千余卷，供族中子弟阅读。其子朱庆霞，其孙朱安邦，亦常年外出经商，远至汉阳等地，前者造思慎堂，后者造思永堂。
茶院公二十九世，朱快长子朱文缙后裔朱宗潘“弃儒经商”，其足迹远至湘、鄂、闽、粤等省，生前于黄田建荣禄大夫第；现存的大夫第，只是当年三进五间大宅的门厅及后进。朱宗潘的第四子朱子典，建“一路九间”宅第，黄田朱氏喜欢将梁、柱、门、窗漆成朱红色，这于朱子典故居格外明显。
据家谱记载，朱子典自小习武，随身携两柄各四十斤重的铜锏行走江湖。身为著名粮商，有船队常年航行于长江中下游。一次给太平军运粮为清军截获，朱子典随机应变，声称这是清军军粮，没给没收不说，还得了一个道台[2]官衔。据说朱子典的“一路九间”宅第，原本左右对称于其父朱宗潘建造的荣禄大夫第，可惜现今只留存左面的九间。
刻有“礼耕义种”门额的敬修堂，是朱武勲第四子朱庆霦的家宅，当地人称“四房”。朱庆霦的“成”字辈后裔朱鸿度，是清朝同治年间的著名盐商，他的道台官衔，是拿钱捐来的。朱鸿度曾任浙江厘局[3]总办，后奉李鸿章之命，至上海创办机器纺织局。一八九四年四月二十日的上海《捷报》，记载了朱鸿度当年的经营规模及经营手段：
“朱道台（鸿度）在本埠麦根路正在兴建的纺织厂，将安装纱锭二万五千枚，一切所需的机器均购自英国波尔顿的道卜输送机器厂。其中发动机是一架七百匹马力的康里斯机，购自波尔顿城的席克·哈格里夫斯厂。机器的购买，均假本埠的瑞生洋行之手。”
朱鸿度以五十万两白银在上海创办裕源纱厂，又以五十万两白银创办裕通面粉厂。朱鸿度去世后，幼子朱幼鸿又创办了裕通纱厂、裕亨纱厂、裕丰面粉厂，包括盐场、当铺在内的朱氏家族企业有三十余家，总资产高达五六千万两白银，当年以“叉袋角朱家”[4]闻名沪上。著名作曲家朱践耳，就是朱鸿度第四子朱蓉初的次子。
细察黄田朱氏家族的衍变，发觉“方轨儒门”中冒出一代又一代名贾巨商，自然是十分惊讶。在这个家族中，若朱宗潘的“弃儒经商”，若朱武烈的“中年服贾”，若朱子典的习武，若朱鸿度的捐官，不是一例两例。这种明显背弃“儒门”儒教的行为，究竟是迫于生存上的压力，还是对儒学中“经世致用”的积极践行，还是以经济实力弘扬儒学，后人说不清楚。假如这个家族不曾有过乐吾公朱快那样的“恢宏而起之”，经商而致富，可能他祖父，那个循规蹈矩的朱枱，连名字也留不下来；黄田那样鳞次栉比的古民居，不会如此恢宏而经典；朱珔那样的鸿儒，不会是黄田人。
朱珔，字玉存，号兰坡，茶院公二十九世。本是朱安邦第四子，后出继于叔父朱安桂。清朝嘉庆七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官至侍讲[5]。道光元年值上书房，升国史馆总纂。次年以母病告归，其后于江南各地，主讲钟山、正谊、紫阳等书院三十余年，为清朝著名学者。儒林中人称泾县的朱珔为“江左经师之冠”，当年与桐城的姚鼐、阳湖的李兆洛鼎足而立。朱珔一生著述甚丰，撰有《小万卷斋文集》二十四卷，《小万卷斋诗集》三十二卷，《说文假借义正》二十八卷。并辑有《清代古文汇钞初集》一百七十二卷，《清朝经文钞》三十卷等。他的《文选集释》，至今为国学研究者所看重。
朱珔于儒学界的“恢宏而起之”，其原因有二，一是黄田有朱瑶那样学识渊博的塾师，二是黄田有培风阁那样藏书丰富的“授读之处”。明清鼎盛时期，黄田不惟出名贾巨商，那儿的塾师，默然于乡间执教数十年的饱学之士，如清朝中叶的朱瑶、朱成、朱棠，如民国时期的朱侠骨、朱尊一，亦相继出现。朱瑶是朱珔的堂兄，诗无俗韵，文有大家风范。学生中不惟朱珔一人考中进士，其胞弟朱理，溪头都的胡世琦，都出自他的门下，都是进士出身。
而那个热心于“规模画如”的朱法，也热心于本村的学馆事业。朱法的父亲朱必达建“新园文社”，设立专项资金供族中子弟免费入学。每日去“文社”督课往返十余里，不避风雨坚持三十余年。朱法较其父有过之而无不及，“延名师，课经义，定甲乙，孜孜然乐此不倦”。“于族内得后起之家贫而才俊者，罗致培风阁以养以教，率资以成名”。
黄田培风阁，最初是朱武勲之父朱世美捐一亩九分田建学馆，后来是朱武勲将它扩大至十余亩地，建“金粟山房”，“问学堂”，“悠然亭”等园林式建筑，接着是朱武勲第五子朱庆霌续建，最终是朱武勲之孙朱法将它完全建成，四代人历时数十年之久。最初朱武勲给培风阁购书三万二千余卷，其后有朱庆霌购书若干万卷，朱宁苞购书若干万卷，又有朱珔、朱理各捐书若干万卷，至清朝嘉庆年间，计藏书十万余卷。
我国最著名的民间藏书楼是宁波天一阁，它由范钦初建，范钦的重孙范文光最终建成，也是四代人历时数十年之久。天一阁最初的藏书量是一万三千余卷，至嘉庆年间是五万三千余卷；高峰时期，曾经有七万余卷。其藏书量及藏书种类，较之于黄田培风阁始终稍逊一筹。
而另一样稍逊一筹的是，清朝末叶其藏书的散失，藏书量的锐减速度。至一九四〇年，天一阁尚存书一万三千余卷，而培风阁则一卷都找不见了。曾受聘于上海《申报》任副刊编辑的朱侠骨，于一九二一年回乡办培风学校，这时培风阁的藏书楼已经荡然无存，学校“兰波图书馆”的明清善本，是朱侠骨拿了各校董捐助的钱去外面买来的；当年捐款最多的校董，是上海“叉袋角朱家”朱鸿度的长子朱砚涛、次子朱幼鸿二人。
培风阁藏书的散失，十万余卷书不明去向，于我是一个很大的谜。我在茂林的时候，时年七十九岁的吴海林老人，人称茂林通，给我讲过底下这件事。民国时期，茂林有一户人家有若干明清善本，是祖宗留下来的。南京金陵大学得知后，来教授跟那家人家洽谈，要用二百五十担稻谷购那些书，可惜没有谈成。后来，那些珍贵藏书全部失散，至于怎么失散的，失散于抗日战争时期，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可惜连这位本地老人也不得而知。
明清两代间，泾县文风鼎盛，进士人数列全省第三位，明朝四十二人，清朝六十四人，稍逊于徽州府治的歙县、出桐城派的桐城。这一百零六名明清进士中，黄田八人，茂林十五人，查济十八人。固然黄田有朱理得二甲第一列泾县第一，朱珔得二甲第二列泾县第二；茂林有吴尚默、吴江龙叔侄文武进士，六名钦点翰林进士；查济有一门六进士，查铎、查绛叔侄进士；但泾县进士于各乡的分布，却比较均匀。也就是说，当地孕育进士的人文环境，即当年的塾师、学馆、书院以及私人藏书的分布及辐射，始终是普及而全面的。
明清两代间，查济有举人一百九十六名，茂林有举人一百零七名，桃花潭于清朝乾隆三十二年建文昌阁，据说建这种标志性建筑的必要条件是，村子里至少数得出二十名在世的举人。曾任茂林小学校长的吴海林老人，似乎更在意乡村教育的普及程度，而不是刻意栽培精英人物。
老人说：“旧时考举人也不容易。有了秀才资格，才好去考举人。乡试到南京去考，安徽、江苏、浙江三省，都要到南京贡院去考。乡试考三天，考中了家里、祠堂里就会挂匾。以前茂林吴氏大宗祠有一百八十三块匾额，多数是举人、进士匾。若中了举人就有了身份，见到县太爷只作个揖，拱拱手，不用下跪。茂林‘五凤齐飞’匾额，就讲的是茂林吴氏分别于清朝乾隆己亥科、嘉庆辛酉科，五人同科中举。”
进而老人又认为，考秀才也不容易。有了秀才资格的，若考不上举人，也会以贡生身份给送到京师国子监去深造，也照样可以做官，做知府那样的大官。即使连秀才也考不上的，也是从小读了书的，读了十二年的书，有了文化素质，出去做生意就走得远，从茂林去宣城、南京、无锡、上海、汉口、广州，甚至都去了台湾；做生意也做得大，所以有钱造好房子，有钱办学堂。
查济查氏有“经商积银，诗书传世”之族训，族中男童至七八岁，一律入祠堂学馆读书。查铎于明朝万历五年建“济阳家塾”，又称“缉熙堂”，其学规是：“学孝悌以重人伦，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训童子以禁非为，明礼让以厚风俗。”显然做人第一，功课第二。不过虽然功课排位于次等，但学风十分严谨，具体至“一要循序渐进，二要熟读精思”、“读书以百遍为精”、“写字务要庄重端楷”，一一予以明确，一丝不苟。“济阳家塾”之后，查济又有过“凤池书屋”、“紫花书馆”、“西峰学堂”等宗祠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