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边的山是这个样子，车轮下的路，坑连坑，连所谓的“搓板路”还不如。沙石路面，已经轧出了很多的坑。司机们早就总结说，那叫“三颠路”，车在路上颠，人在车上颠，心在肚里颠。有的批次是在8月份最热的天气里翻山的，那个热风吹在脸上，可以把嘴唇吹焦。
半路停车的时候，大家一下子看到山窝窝里有一股水，都争着要去把毛巾放到里面沾沾，好擦擦脸舒服一下。带队的那些兵团的干部赶紧跑去拦住说：“你们不能去，那是浓碱水，擦上去风一吹，皮肤马上就裂了！”
就像他们当初的感受一样，行走在南疆的人，都会一路切身体验到什么是辽阔无际的大漠，之后很可能惊喜地进入了绿洲，看到杨树遮蔽的路边，有衣裙鲜艳的各族女子，还有满地成熟的瓜果。新疆大地绝不只有荒凉，在这长途跋涉中，壮阔的景象和间或出现的绿洲，让他们真真切切地看到了纪录片里展现过的画面。他们发现，茫茫的戈壁之间只要有水的地方，就会有绿洲。那地上的西瓜，一个个都好大，还有哈密瓜，一问，两分钱一公斤，几乎是随便吃了。
上海来的这些女孩子，她们用来扎小辫儿的，那时候叫“玻璃丝”，实际上就是塑料绳。五颜六色的玻璃丝，一根可以跟维吾尔族老乡换上半篮子大杏。因为这种在上海很普遍的玻璃丝，在这边还没有，甚至没见过。维吾尔族小姑娘漂亮，又都特别爱美，喜欢打扮，那玩意儿扎在辫子上多好看啊。而那些又大又黄的甜杏，也是上海女孩子们在内地绝对没有尝到过的。
每经过一处集镇村庄，一定能看到打馕的作坊。馕，这种新疆特有的食物，最初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顶多引起好奇但并没怎么在意，而日后却几乎成为了他们的一种奢望。
王祖炯坐在卡车上不知行进了多久，听说到达库尔勒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在山脚下有一片房子，就是农二师的转运站。进进出出所有的人都会在这儿住下。没有电，有人提着马灯走来走去，喊几班的往哪里走，人就跟着走，进去倒头就睡，都疲乏得不行了。
这时候，上海劳动局派去送人的李队长喊：“注意啦，师首长关心你们，一人发给你们一个馕！”“囊”是什么东西？王祖炯想，“囊”就是个布口袋吧，想必里面装了很多好吃的。一会儿各个班长从那边房子里出来，一人抱了一大摞，说是发馕了。大家接了一看，这不就是大饼嘛，不过比大饼还要大，也硬得多。
第二天还要整天赶路，是没地方开饭的，实际上发给每人一个馕是路上中午的干粮。许多人还不当回事，似乎已经忘了一出上海经过灾区时，第一次接受的社会现实的触动，更没有想到自己将来几乎会和见到的那些灾民一样难，大家都不愿意吃这东西，纷纷扔了。王祖炯倒没舍得扔，当然这其中有个原因，他离开上海的时候，由于父亲是在押反革命，家境很不好，所以没什么吃的可带。
天没亮又出发了。车开动的时候，坐在卡车车厢上的王祖炯看到昏暗的马灯灯光下，有个人在弯腰捡东西，捡他们扔掉的那些馕。借着那一点灯光认出来了，是带队的郭指导员。他没有马上上车，而是在下面到处捡。他当然知道，这些馕在后面的路上有多宝贵。
去往南疆的上海青年，主要集中在阿克苏的农一师、库尔勒的农二师和后来在喀什地区新组建的农三师。去往北疆的，集中在条件比较好的石河子农八师，少部分在博乐的农五师、五家渠的农六师。上海青年的分布以条件更为艰苦的南疆各师为主，其中分到农一师的最多，有四万多人。
经过阿克苏的时候，毛国胜从卡车上看出去，觉得这多少还像个城市，虽然没法跟上海的街道比，但在新疆这么多天总算看到了楼房，二三层的土灰色楼房，看到了马路，偶尔有汽车过去。不管怎么说，阿克苏毕竟是个地委所在地。
穿越天山，当年另一支队伍的走向，是从库尔勒折向东，318国道大致沿着塔里木河的流向延伸，空旷的路边出现了路牌：34团。这是地名。当年激情满怀的王祖炯也许不会想到，他的目的地就在这里。这就是农二师34团，处在塔里木河下游，西接塔克拉玛干沙漠，东临荒无人烟的罗布泊。
这块地方在地图上能够找到，附近的地名叫铁干里克，曾经的丝绸之路南道上的一个重镇，现在一切的印记都湮灭在了茫茫的荒漠之中。
操着南腔北调劝说：下来吧，到了
作为当年随军进疆的老兵，赵国胜说：“我们原来老部队的人员构成，一部分是经过打仗过来的；还有一部分呢，是从湖南、四川、山东这些地方招来参军的女同志。这是在转为建设兵团以前的情况。”他说的这些女同志，应该就包括那“八千湘女上天山”了。
从1954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组建之初，成员除了集体转业的原第一兵团和第二十二兵团部队官兵，其余大都陆续来自山东、河南、甘肃、湖南等地的乡村。到60年代，所有这些人都已经是农场的老职工了。对于他们来说，大上海也同样像是一个传说，同样是在那遥远的地方。
兵团的军人子弟何立云，那时候也是个差不多二十岁的青年。对于上海青年的到来，他记忆中的情景是这样的：“听说他们要来了，赶快尽我们农场的能力，为他们准备盖的被子，准备一人一块白布作床单，还有一人一条褥子，褥子里面我们都给装上麦杆子。上级派我们单位的人去缝被子，装被子。而且提前有通知发下来，说他们什么时候到，像打仗一样，事先都联系好了，第一天他们到哪儿，第二天到哪儿。哪一天到你们这儿，必须在几天之内准备好。”没想到的是，后来他娶了上海女青年李雯兰。
在纪录片《军垦战歌》里，就有欢迎支边青年到达团场的场面，当地组织起干部、职工和家属以及各族群众都来夹道欢迎。这和实际情况差不多，并没有多少渲染。那是1963年的7月30号，第一批上海支边青年来到了农一师，先是到达师部所在地。到处都挂起了欢迎横幅，张贴了标语，农场的领导、老同志排成队，分列在路的两边，热烈呼口号，鼓掌欢迎。
这第一批是给后面十万人打基础的，所以在欢迎上，在生活上、住宿上都准备得非常用心。上海青年来了以后，那时候房子少，就先安排住在学校，还安排在师、团机关的办公室。像李梦桃他们分到北疆五家渠的农六师，这里唯一的一座楼，是师里的俱乐部，叫八一俱乐部，让他们住在里边。先住上十天八天，好好休整、适应一番，从头到脚整理一下卫生。然后再分往各个团场，下到连队里面。
那天，何立云他们终于得到了通知，叫所有的人马上集合，全团各连的人都很快集合起来。然后派上各种车辆，包括牛车、马车、拖拉机，呼呼啦啦地赶路，把大伙都拉到团部来，让大家提前排列在那条唯一的大路两边，等着欢迎上海青年。
毛国胜是站在卡车上接近团场的，他们的车子在路上停下来，前面就是农场了，看到了白杨树，两边都是笔直的高高的白杨，然后听见敲锣打鼓。他们跳下车，按要求都整理好行装，把帽子戴正，腰带扎紧，女生把头发理顺。大家充满了好奇，一下子都打起精神。整队大步往前走，就看到前面男女老少的人群，他们兴奋地走进了老职工和家属的夹道欢迎中。
何立云站在欢迎队伍里，大家都翘首向路口的方向望，远远地看见上海青年站在大卡车上，看见他们下车了。那边一喊“来啦！”这边就赶紧敲锣打鼓。有大鼓，也有腰鼓队，一些人打着腰鼓，扭着秧歌，当地的中小学生都列队齐声呼喊着口号。男男女女把拿在手里的小红旗挥舞起来。
何立云猛拍着巴掌，跟着呼口号，接着还唱歌，唱塔里木河真美丽，塔里木是个好地方，新疆是个好地方。这时他们上海青年就走过来了，他们也唱，欢迎的人们更卖劲儿地唱。何立云看到，他们的样子都很高兴。这个时刻他觉得很开心，他和旁边的小伙子们都注意到，走近来的上海女青年个个都那么白净俊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