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出家里的户口本，马上跑去报名；那边的肉敞开吃，要多带些茶叶；撕下学生证的照片，贴在表格上；报纸上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
这是1963年的夏天，在路边梧桐树的浓荫下，十六岁的安康急火火地走在上海虹口区的街道上。那时的孩子几站路是不坐公交车的，因为口袋里没钱，就算有也不如买根冰棍儿吃。安康个头不高，身体也还单薄，已经走得脸庞红扑扑的，显得很有些亢奋；事实上，他的心情也确实因为急切而处在高亢的状态中。
他是背着父母偷拿了户口本跑出来的。一个十六岁的少年，要拿上家里的户口本去做什么呢？他要跑到街道的报名点。他知道在那里早已经打出了大红的横幅，上面写着“支援边疆”；而下面那行落款让他印象最深：“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新疆军区啊，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说不定就能穿上黄军装了！
一分钱盖个小红章，户口就迁走
这些日子，像安康这样兴冲冲走在上海各处街头的中学生，可绝不只他一个。而且在他们许多人的口袋里，都揣着一家之中最重要的身份凭证—户口本。
同样是初中没毕业的何百成，也是一天都不想再上学了。当时他们所在的街道，那一批的预定名额已经招满，基本上不收了，看到他非常迫切要去新疆的劲头，工作人员被打动了，就翻出一张填废的报名表让他填。何百成没来得及照相，但必须在表上贴一张照片，他当时就把学生证的照片撕下来贴上，心想反正也不用再上学了。
那天中午，姜步宏和几个同学放学经过上海闸北区政府门前，看到搭起了彩棚，正在动员青年去新疆支边。他们当然也特别注意到了，横幅的落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几个同学一看，都非常兴奋，这个问：“你去不去？”那个说：“你要去我就去！”结果几个人一拍即合，马上约好，一起到边疆参军去！
参军，在20世纪60年代那几乎就意味着最光荣的前程。尽管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听起来比陆海空三军好像逊色一点，但毕竟也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了。
他们几个赶紧分头往家跑，比在学校上体育课跑得还快。一个个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里弄，跑进石库门，在窄巷里撞上谁也都不管了。一跑到家，有大人在的，就执意要户口本，不给就摊牌：“我支援边疆参军去你们不能不同意！”哪个大人都怕扣上这样的大帽子。而大人上班不在家的，就好办多了，翻箱倒柜一定要把户口本找出来。
这之后，又个个一头是汗地往同一个地方跑，那就是彩棚下面的报名点。他们生怕误了时间，其实他们的担心很有些多余。报名点的工作人员都很热情很负责，填一张简单的表格就好了，随到随办，手续简便。
然后，他们继续马不停蹄地分别往住家所属的派出所跑，气喘吁吁地进了门，民警们并不意外，因为他们显然不是第一拨了。这里虽不比报名点的人更热情，但也都积极配合。只要每人交上一分钱的钢镚儿，便会稳稳地给你盖上一个印，户口就算迁出了。
一个红色小方章子，当他们亲眼看着盖下去的时候，其实还不能真正意识到，一瞬间这少年就不再是上海人，从此就要迁到万里之外的新疆去了。
但是另一方面，那些有着以往生活经验的父母们，对这一波大张旗鼓的支边动员还是多有观望的；只不过这种观望的心态，碍于社会环境和政治氛围，不大可能明显表现出来。当不少长辈还有些瞻前顾后、顾虑重重的时候，广泛深入的宣传鼓动已经在年轻人的身上发生了催化作用，他们马上要撇开长辈的束缚和羁绊，自己采取行动了。
拿安康来说，这个在夏日里急火火跑去报名的十六岁初中生，为了决心进疆参军，甚至放弃了音乐学院附中的录取。本来，考上音乐学院、立志学音乐是他的梦想，也是做教授的父亲的期望。父亲的态度不言自明，根本不同意他走，采取的办法就是把户口本锁起来。学识很高的父亲觉得这个办法既稳妥又不那么尖锐。但是他忽视了一条，有什么能阻挡一个亢奋少年的行动呢？
这个看上去虽瘦小的安康，心里却很有主意，早就清楚了家里放重要东西的地方。他趁父亲白天上班的时候，找出螺丝刀，吃力地把老式桌子的抽屉撬开，撬坏也不管了，把藏在里面的户口本翻出来。那时户口本的式样是够老气的，上面还穿着绳。他马上毫不犹豫地拿去，自己做主就把户口迁了。父亲回家以后好像有预感，先进屋看桌子，一眼看到桌子的那副状况，气得说不出话来。这次父亲连揍安康的意思都没有，再怎么揍也没用了。日后安康和其他同伴聊起来，发现像他这种情况的很多，绝不只他一个。
何百成也是如此。像许多家庭一样，他们家里也有个大人放重要票证的抽屉，里面无非是户口本、粮票、布票、工业券之类，说起来都是关乎生存大计的，难怪还上了锁。而且这锁很结实，特别难撬，不是高手一时半会儿真的搞不开。何情急之下百成灵机一动，没有硬撬，用了个巧办法，他把下面没锁的抽屉拉开，伏在地上，半大孩子的手都很灵活，从下面好不容易地掏进去，试着摸索，真的拿到了。硬纸壳的户口本跟别的证件都不一样，手感比较特别。何百成掏出户口本以后，当然也是马上跑到街道去报名。
当时的政策是如何规定的另当别论，按那些学生的说法，那时候不需要家长或什么大人出面，只要学生自己拿着户口本、报名通知书这两样东西，人家派出所就给迁户口。说句老实话，学生们积极要走，人家各级组织和相关部门当然欢迎，因为整个上海市都要完成指标，内部有掌握的名额指标，每个区、街道这一年要征招的名额。当然说起来，也是学生们自己有这样一种强烈的积极性，人家怎么能不加以鼓励呢？所以到了派出所，只要是来办手续就给迁。一句话，支持。
1963年那个火热的夏天，对上海的许多年轻人来说尤其显得热火。十四岁的初一学生王祖炯，看到里弄从小一起打闹的伙伴，人家报名早的，六月份就出发去了兵团农一师。个个穿上军装，多神气。所以他王祖炯也想走，不单是想，简直已经到了非走不可的地步。他刚读完初一，但个子比较高，心更是比较野，什么也不顾了，回到家偷上户口本就去报名。
这么大的孩子都对家里物品的存放早有观察。他打开母亲用的柜子，拉开里面最隐秘的小抽屉，把户口本抓出来，就像把命运抓在了手里。这一刻他想到了母亲肯定要着急生气，但是他心想，她爱同意不同意，反正也不跟她说。
到了花花世界可不准乱讲
而在遥远的新疆这边，同样规模的大会也在举行，只不过不是在大城市的中心广场，而是在辽阔的旷野上。当时的团场领导，后来担任农一师副师长的赵国胜曾经身处在这样的会场。早在1962年，去上海征招的工作组还没有成行，就在塔里木河的岸边，召开了万人动员大会，周围各个团场的屯垦老兵和老职工们都列队聚集在这里，一眼望过去全是人。
当大会开始，会场安静下来的时候，兵团领导当场宣布：“我在这里代表兵团党委和司令部，要告诉大家一个消息—”万人的会场更加安静了，只有风沙吹得旗子猎猎作响。他接着宣布，“一个什么消息呢？明年，就在明年的春天以后，我们要派人到上海去！去上海干什么？去动员十万知识青年，接他们到我们新疆来，到兵团来！和我们一起参加生产建设！”
话音未落，整个会场顿时掌声雷动，欢呼经久不息。在这广袤的荒漠上，新生力量的十万大军就要前来会师，能不叫这些老军垦们激动吗？
这消息通过大喇叭在戈壁滩上阵阵回响，让坐在下面的兵团老兵老职工们兴奋难抑。风沙吹过这些沧桑的面孔，他们许多人是从战争年代过来的，还有许多人是50年代从山东、河南、甘肃、湖南过来的，在这大漠戈壁屯垦戍边已经经历许多的寒暑。而且，其中不少人甚至这么多年来仍然还是单身。
正是在那一年，作为前期试点，兵团准备派人到上海小范围招收了二三百个男女中学生，带有选拔的性质，送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农场。从中央来的人专门到团场住下来，花了不少工夫，以西部风光、建设场面、人物风景为素材拍成一部充满诗情画意的纪录影片，然后拿到上海去给中学生和社会青年们放映。
结果影片取得超出意料的成功，那真是看得大家群情激昂，大部分人都想早日奔赴影片中介绍的这个充满理想的地方。用一位不久后踏上支边路的女学生的话说：“想想看，人家在新疆战天斗地、改天换地啊，那亲手创造出来的一片片绿浪翻滚、一阵阵瓜果飘香，不正是和我们江南鱼米之乡差不多的嘛。”
在南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若羌县的附近有个地方，自古以来叫做铁干里克，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而这里又有了一个新的地名，叫34团；公路的路牌上写的就是34团，因为农二师第34团场就屯垦在这片塔里木河下游的土地上。
二十多岁的程均友在生产连队当连长，样子跟农民没什么区别。那一天团部通信员骑马赶来，通知他有重要事情，也说不大清楚，就说团部让去，好像是叫他去上海接人。程均友很纳闷儿，接啥人？用得着咱一个生产连长吗？问也问不明白，程均友将信将疑的。那时的路况很差，连队也分散，他们塔里木河下游的连队离团部有八十里地，有事都是来回走路。程均友从天刚蒙蒙亮出来，在戈壁和胡杨林之间走得很急，走出一头一身的大汗，中午在吃饭的时候走到了团部。
这一次，他们几个不同连队的人到团部接受的任务异乎寻常，不是生产开荒，也不是兴修水利，而是“去上海接娃娃们到新疆来”。其实，程均友自己也是1956年从河南乡下招来的支边青年。
到上海动员支边的工作队组成了，临出发之前，先集中到库尔勒的农二师师部，给他们开了会，讲任务，提要求。师领导讲话，程均友记得最清楚的是这么一句：“上海可是个花花世界，十里洋场，知道不？你们去了以后，都要注意啊，一律不准乱说话！”
在那个年代程均友有幸坐上54次列车，和工作队一起从戈壁大漠前往高楼马路的大上海。54次说是特快直达列车，但从乌鲁木齐到上海也要三天四夜。
就像新疆对上海人来说充满神秘一样，上海对于新疆的人来说也是如在云里雾里。在团场的人们大多说不清上海是什么样子，当时还没有上映彩色故事片《霓虹灯下的哨兵》，要不然，他们一看电影就能明白不少。以前程均友光听说过有个上海，光知道上海的百货大楼卖的东西可好，但上海到底啥样还是不大知道。
结果他们去了以后，感觉着当然是比新疆的城市繁华得多，但是说实话，有些地方也不怎么习惯。比如像过马路啊、红绿灯啊，比如问个路啊、上海话啊、女人的打扮啊，还比如进了商场人挤人，一会儿就晕头转向……总归这些都跟新疆的开阔、团场的亲切，完全是两个世界。
在上海的那二三十天，在宣传动员和招收工作之余，因为队员也都是比较年轻好奇，见天儿的一有空就往大世界啊、延安路啊跑，在大街上来回地转悠。百货大楼里好东西确实多，但买东西基本上都要票，他们不是当地人，口袋里钱也少，所以就是干转，看热闹，看街上那些来来往往的人。他们好奇地看人家，人家也看他们，只不过人家的目光不一定都是好奇。
至于他们此行的任务，应当说完成得很出色，分派到各区的工作组与各级政府联手进行宣传鼓动，从各行各业到街道里弄都行动起来，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要招的名额都如期或提前招满。
说到这里有必要追溯一下，大约在此前的1954年的10月7日，中央军委批准组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其建制组成，包括进疆的原第一野战军一兵团第二、第六军，以及新疆三区民族军改编的第五军大部，还有1949年以前守备新疆的陶峙岳部改编的第二十二兵团。命令要求，组建后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基本保持军队的组织形式，执行屯垦戍边任务。
此前的1953年5月，这些部队共10.55万人，已经整编为有别于国防军的“生产军”，专门从事工、农、牧业生产建设。到1956年12月底，兵团指战员全部办理集体就地复员、转业手续，并从1957年7月起实行工资制，取消供给制，实现了从部队向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转变，只不过这是一种亦兵亦工亦农的特殊企业。
赵国胜是一野一兵团的老战士，他回忆起那时的情形说：“当初部队开进荒原的时候，一没水吃，二没房住，三没可耕种的土地。一切都是白手起家。”
从小跟随父辈进疆的何立云，成长在农一师14团。在他幼时的记忆中，一开始都是大片的原始森林，没有路，走在里面，连自行车都推不过去。部队往前推进的时候，就是挖一棵大树把路打开，走着挖着，硬是挖出一条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