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寄东西也行，给我寄个小闹钟来；如果没通行证，连张车票都不好买；父亲重病，他也没能多留下几天；凡是吃的，想尽办法从上海带过去。
当初，上海青年看了描绘新疆风情的纪录片，听了鼓动人心的宣传动员，怀着美好的想象奔赴到那遥远的地方；同样，也有新疆当地的人后来看了《霓虹灯下的哨兵》之类的电影，于是问起上海青年：“你们上海真的有电影上那么漂亮吗？如果上海有那么好，你们干吗要报名来这里？”
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就要了解年轻人那份躁动的情怀，要了解特定时代人们对政治任务的义不容辞；另一方面，这又何尝不是萦绕在上海青年心头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远离上海，来到边疆？什么时候，才能够重新回到故乡呢？”
她们又哭又闹，她坐在一边不吭气
就像当年新疆对他们的召唤一样，不觉间光阴似水流过，家乡上海对他们内心的召唤也愈发地强烈起来，压抑已久的思乡之情日益浮上了心头。
还是在上海青年到来的头两年，程均友这个当连长的，每天晚上都会到这个班坐坐，那个班坐坐，了解了解情况，看看想家了没有。问他们：“想不想家呀？”回答：“不想！”再问他们：“想不想家里人？”还是干脆地回答：“不想！”但是程均友和他们朝夕相处，天天都在观察他们，他很清楚，咋能不想家，你想想，小孩子才出来，从上海到这戈壁滩，你说他能不想家，那是哄鬼。
笔者找到了至今还留在开都河畔21团的徐佩君，她抹了一下干涩的眼睛说：“确实，都不能想，一想就掉泪。说个不好听的话，那个时候晚上唱歌……以前有个电影叫《星星之火》，里面那个小真子，童工嘛，就是这样唱的，‘盼星星，盼月亮，左盼右盼盼亲娘……’”
34团的余加安也说：“对呀，唱得最多的就是那个沪剧《星星之火》。到晚上，乖乖，那些姑娘就是唱这种悲歌呀，一边哭，一边唱—‘妈妈呀……’整个曲调那么凄婉，在夜晚很勾人感情的。”
那时候写信到家里，家里再回过来，信光在路上往返就将近一个月。每次一批信送来，接到家信的时候，一个连队，哭声起伏。有些男的本来接到信不哭，听见那边女的一唱一哭，也勾起来了。那么男的怎么发泄？就敲东西，瞎喊。“砰砰砰”，拍门、敲碗、敲盆，啊……啊……，就那样瞎喊。
鱼珊玲对此不大以为然，在她看来，哭闹没有什么意思。所以旁边别的人苦闷得闹啊、哭啊、吵啊，她却不吵也不闹。她觉得，他们好像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没有经过像自己来之前那样反复的折腾。
鱼姗玲确实算是折腾得够厉害的，本来还要再考大学，马上就能去香港和父母团圆，过上舒服的日子，结果一番厉害的“折腾”之后，她选择去遥远的西部边疆。父母连发十二封电报，母亲专程回上海劝说，都没能把她拉过来，最后她还是坚持了自己支边的选择。所以她的思想准备应该是比较充足了，她不会再去跟家里人叫苦，不会再怎么表现出伤心。当宿舍里她们在哭、在闹的时候，鱼姗玲就坐在一边不吭气。
不管心情怎么样，也都得接受现实了。那么接下来，大家在一起共同的事情就是想上海的家，想上海的生活。可想而知，大家一说起上海往往会眉飞色舞，仿佛又回到了上海的南京路、淮海路、延安路、黄浦江外滩，对眼前匮乏的生活就暂时淡忘了。
应当说，有一条是大家共通的，一般他们给家里写信都是报喜不报忧，并不说在这里怎么艰苦，都是写“我在这里一切很好，我现在积极要求进步”，或者“我申请入团了”，就这一类的话。也不是怕检查，就是觉得相隔那么远，想叫家里人放心。而家里的来信内容也是这样，不管他们生病也好，有什么困难也好，都不跟远方支边的人说，都会写“你在那里要好好工作，要积极争取进步”之类的。
有的人可能从来不写信向家里要什么吃的、用的东西，但是有一样恐怕都是要过的，那就是粮票。为什么要粮票？实在吃不饱。所以要爹妈想办法给寄上两三斤全国通用粮票，在新疆也能买吃的。但家里也很紧哪。
当然，不向家里要东西的人至少是出于两种情况，一是不想再给父母增添负担；还有一个，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每个礼拜各班都有一次生活会。开会讲什么？主要检讨资产阶级思想。这叫自觉革命，让你自己讲出来。比如自己检讨说，我上次给家里写了信，问家里要了什么东西。只要是写信要了东西，都要如实说出来，那时候的人就这么傻，甚至还要说得更严重些。
余加安的家里曾经写信跟他说：“你已经工作了，给你寄块手表吧。”其实要寄的表也是旧表修好的。他赶紧回信说：“千万不要寄手表。要寄也可以，给我寄个小闹钟来。”为什么？小闹钟才几块钱一个，不算资产阶级思想，可以用它看看时间，好掌握学习和工作。如果戴上手表，那就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问题了。说句老实话，当时全连也只有连长、指导员才可能戴手表，一个小老百姓戴什么表呀。
两个月不吃不喝买张火车票
从1968年开始，“文革”中冲锋陷阵的红卫兵小将，变成了上山下乡大潮的主力。与这新一拨热血青年形成对照的是，在新疆支边的大哥大姐已经由单纯转向了务实。他们开始经营起自己的小日子，那时候探家就成了改善生活的一种机会，也可以说是一年到头最大的期盼。
当初是作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作为解放军的一部分动员他们去的，类似于征兵的性质。所以说好了享受一些部队的待遇，比如头三年实行供给制，吃穿公家管，没工资。三年以后根据工作表现，评定工资，工资分一级二级。而且说了，满三年就分期分批可以回上海探亲。当时这些都写在征招的简章里。
史美云记得，临去的时候，动员的干部讲好了，你们去三年就可以回来。倒是也没有明确讲是可以回家，还是可以探亲，大家好像都没有去多想它。不少人想当然地理解为，就像当兵三年服役期满可以回家一样。可后来却不是这么回事了，三年到了，也没再提起让你回家。后来终于说有探亲假，但是要等着轮，一个连一次只能走一个。
在“文革”开始以后，生产半停顿了，上面第一次讲有探亲假，一个连一两个名额，大家都争着抢着。安康他们连有两三百个上海人，就抢这一两个名额。最后抢不到怎么办？这时候，正好造反的都跑到他们那里去了，一闹，趁着乱，干脆也不管名额了，胆子大的就自己跑回去探家了。
但是在那个年代，出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有一阵子红卫兵全国大串联畅通无阻以外，其他人，特别是兵团人要想离开一个地方外出，绝不是轻而易举的。据王祖炯所知，上海支边青年自从到了新疆的团场以后，不管是哪个师的都没有工作证，个人没有户口本，没有身份证件，那时候也不兴身份证。一般正式单位至少有个工作证可以代表身份，但他们属于半军事化，根本没有工作证。作为团场职工，一直到他们几十年后离开新疆的那一天，从来都没有工作证。所以一出去，除了穿的一身“兵团黄”，没有什么能够证明身份的东西。
那么探亲的时候怎么办？他们既然算是部队性质，至少是半军事化，批了探亲假以后，出去的话要发“通行证”，没有通行证连车票也不好买。具体来讲，当过兵的都知道，探亲要逐级批准，发一张纸，铅印盖上，折叠起来，正面上的字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通行证”。没有照片，填上名字、年龄、单位、探亲缘由、时间起止。这张通行证到期自行作废。
每个人都会清晰记得那些与探亲有关的情节。等到供给制的三年一过，评工资，大部分人一个月工资是二十九块六毛八，当上排长的，一个月是三十一块零八分。差不多两个月的工资不吃不喝可以买一张火车票，来回一趟就相当于四个月不吃不喝。谁能攒得了更多的钱呢，也就是攒够火车票钱，一张硬座是五十四块一毛，只要批了探亲假，许多人手头的钱能买张火车票就跑回去了。
说起来探亲确实不易，为了准备探亲，就要省吃俭用尽量把钱攒起来，后来，像余加安和李小女夫妇两人这样，工资算高的，余加安已经提干，是二级，一个月三十三块九毛二；李小女是先进，也是这个标准，其他许多人都是二十九块六毛八。
后来的那些年，除了吃饭、养孩子，也就是养家糊口之外，剩下来积攒的钱，就铺到铁路上了。一旦男女青年在团场结婚，探亲假不再给报销路费，而路费是那时候制约人们出行的重要因素。回趟上海一个人来回就要一百零几块，那还只是坐火车的钱。他们大部分在南疆，都是先到吐鲁番的大河沿去坐火车，去的路上几天还要住宿，要乘汽车，碰得巧了，搭上过路车，或者逃了票，碰得不巧还得花钱。到了上海，总要再多花点儿。所以，三四年好不容易攒下的钱一下子全都铺到路上了。
一个人哪能来那么多钱？大家的感情好到什么程度，在这上面就反映出来了。比如有要回家探亲的，大家有多少钱都凑给他，他回来了以后再说。等到下次他回家的时候，大家再把钱都凑给他。当然钱给谁，谁也要帮大家带东西。
除了探亲假以外，家里有特别重要的事，先请假，批假了才能回去，时间一到马上就要回来。安康的父亲病重，他回去了，一到日子必须返回，家里问他：“你不能再续假吗？”他说：“不行，一超假可不是小问题，而且就不给报销路费了。”来回一趟不能报销的话，半年工资没了。怎么办，只好走。
探亲假批多少天就是多少天，包括路上乘车转车的时间都算好了，到时候就要回来销假，不销假的不能报销。因为这个，安康父亲重病叫他多留几天他也没留。他走了之后不久，父亲去世了。这种情况不稀奇，很多人父母生病，都没有办法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