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的理想，就是能让肚子吃饱；夜里从天窗把人放到菜窖下面去；女青年遇到的困难更难克服；一说放电影，整个连队就沸腾了。
以往的年代，在那遥远的地方，许多怀着憧憬和热情踏上团场土地的上海青年，也许多少能够想到战天斗地的苦和累；然而他们当中，有谁为接踵而至的饥饿做好了准备呢？
在阿拉尔的纪念馆里，何百成拿起一双旧的翻毛皮鞋介绍说：“这是冬天发的，这是好东西呀，军用品在当时可是比民品要那个得多……”但是，就是这么好、甚至这么稀缺的军用品，这些曾经激起他们光荣感的军用品，这些在隆冬季节非常需要的翻毛皮鞋，一些年轻人又拿它做了什么呢？
咱每天烧一锅酱油汤行不行
那时身在农一师5团的安康，说出了这翻毛皮鞋的最后用途：“到后来，和我在一起的男生，不说全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人，用发下来的翻毛皮鞋跟老乡换包谷馕吃了。因为太饿了，饿得白天干活两眼冒金花，晚上睡觉睡不着，肚里空，难受。那么就把发下来的东西能换的，都跟老乡换吃的，一双翻毛皮鞋换五六个包谷馕。只要有吃的，管它能换几个，吃了算数。”
至少在南疆塔里木盆地周边各团场的情况是相似的。到了劳动强度最大、生活最艰苦的时候，想得最多的，或者说本能，就是什么时候能把肚子吃饱了。
有人总结了每天的伙食叫“三拳头”。所谓三拳头，就是三个苞谷馍，像拳头大小的苞谷窝窝头。有的窝窝头，里头是空的，还掺了东西。制糖或作饲料的甜菜疙瘩，剁碎，放锅里熬，熬出来的糖水，熬成糖稀糖浆，剩下的渣子拌到玉米面高粱面里充粮食，就是这样的窝窝头。
伙房把大白菜煮好了，粗盐一放，用勺子舀一点油，在上面一浇，就好了。油是浮在上面的，排队打饭，女青年就排在前面，打上面的油漂漂，有味道。男青年都有意站到后面，为什么？不完全是谦让，因为越等到后面，越好打上那些干的，白菜，一碗满满的，能管饱。
连长程均友是要当家的，他比一般职工更能体会到柴米油盐的难。粮食都是严格定量，浪费不成，吃都不够吃。月月年年，他们连队总超支，粮食超支，因为油水儿少，体力消耗大，孩子们又都是正当饭量大的年龄。团长找他问：“你那连队是咋搞的？咋老超支？”程均友向团长报告说：“大家吃不饱，这些娃正年轻，吃不饱，不能干活，你说不超支咋办？”
他觉着做连长担责任挨批评是小事，上海青年来的时候都是孩子，正长身体的时候，得吃个差不多吧。他天天到伙房去看，要求包谷馍不能小，只能比标准的大一点，不能小一点。有上海青年向他提出了一个建议：“连长，咱每天烧一锅酱油汤行不行？”程均友说：“中。”吩咐伙房，烧一锅水，往里倒上点儿酱油，再切点儿葱花，弄这么一锅，开饭的时候谁喝谁舀，结果每顿都舀光。上海学生边啃包谷馍，边喝这个酱油汤，就比较满意了。
当然，在困难的年代，他们就是再吃不饱，全国有很多人比他们还糟。生产建设兵团的粮食产量大都要交上去，由国家统一调配。他们既然是生产性部队，就要专门打粮食上交。要想自己生产的粮食保证足够自己吃，那时没这个道理，计划经济没这回事。比如说上海，在那些全国最大的纺织厂里，布那么多，上海人应该有的是衣服穿了，其实没那回事。都是国家计划，统购统销，纺织大厂的照样要按人发布票，每月几尺就是几尺。总之，谁都别想好到哪儿去。
实际上，兵团延续着历史上屯垦戍边的传统，基本上不靠国家拨粮食，要靠自给自足。团场的人长年付出艰辛繁重的劳动，但是还是难以保证有相应的粮食补充自身的需要。
在34团五连，让王祖炯一想到吃就印象特别深的是，偶尔，连队会想办法搞点油来，炸一回油条，让大家好好解一次馋。一到这样的日子，就会在劳动的时候，从连长到各排长不停地喊：“大家好好干哪，今天晚上改善伙食—吃油条！”在大家眼里，吃油条，可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大家马上就像打了兴奋剂一样，劳动积极性特别高涨，都盼着赶紧完成任务，天一黑好回去吃油条。回去以后，果然从伙房老远就飘出香气，开饭的时候一人分到两根油条。
到了1966年11月，他们去开荒，还私下议论着会不会吃上一次油条，因为吃油条按惯例都和劳动生产上的攻坚有点关系。没想到那个场长听到议论以后，专门宣布说：“文化大革命了，无产阶级是不吃油条的！”就这样，连里也不敢擅自炸油条了，大家也就吃不上油条了。
年三十会餐，只能吃不准带
人在艰苦的时候会很想家，而且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家乡的吃食。每当肚子很饿的情况下，上海青年凑在一起就喜欢来个精神会餐。你一言我一语眉飞色舞地说小笼包，说生煎包，说阳春面，说小馄饨，说糍饭糕或者春卷。因为大家以前在上海的时候，都很熟悉这些好吃的东西。
史美云是在农一师5团，和安康一样1963年进疆，分在一个团，后来他们成了夫妻。那个时候她躺着地窝子里，幻想着上海城隍庙的小吃，最想吃的是汤圆。后来，她让家人从上海寄来糯米粉，自己做了汤圆。
这边商店里物品很少，什么都得从上海寄过来。每当有人收到个上海寄来的包裹，一打开全是吃的东西，这是最幸福的事。像上海的那些点心，什么沙琪玛、云片糕，这些东西寄来的比较多。人人都是想办法叫上海家里给寄点东西，所以从上海寄到新疆的邮包特别多，正常情况下邮包在路上要走半个月，大家都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盼着。有的寄点挂面，大白兔奶糖。有的寄点在信封里夹上三斤五斤全国粮票，这也可以用来解解馋。因为即使跑到团部小食堂吃碗面条改善一下，也要二百克粮票。在新疆都用公斤制，所以讲二百克，在上海叫四两。
新疆当地没有肉松，有人收到从上海寄来的肉松，拿给老职工尝尝的时候，他们一看就说：“这骆驼毛怎么能吃嘛！”皱着眉头一尝，发现就是好。才知道这叫肉松呀，没见过。
但是也有的人家里从没有寄来包裹，比如毛国胜，家庭出身有问题，父亲在50年代初被镇压了，母亲坐牢。别人最起码还有父母关心，他没有；别人高兴的时候，他会挺难受。虽然他也一样做梦都盼望着，但是现实中不会有东西寄来。
关于解馋的事情很多，余加安记着另一种情形，每个礼拜有一次生活会，开这种会讲什么？检讨资产阶级思想。有人就发问了：“你写信回去要饼干了没有？要了别的什么没有？”被问的老实承认：“要了。”不承认也不行。这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一件小事情总要检讨，这次检讨完，下次还得再提起来，再检讨。
在21团，韩培芬经历过的还不止于此。思想生活会上人人要过关，比如轮到谁了，人家就说：“你讲讲，你这一个礼拜做的好事坏事吧，有没有什么资产阶级思想，全部讲出来。”这个人讲了以后，大家还得一一发言，评一下他有哪个好的没讲，哪个坏的没讲，给他指出来，人人监督。
这种饥馑难耐的日子，延续到了“文革”，文斗加武斗，生产瘫痪，就更不得不勒紧裤腰带闹革命了。每人一个月的标准是二两食油，还不能保证。因为上面只下定量指标，但师部并不给发油，要靠自己种棉花，把棉花籽提出来，榨成油，才有油吃，要不然没有。棉籽油如果提炼得好，经过最后的处理，也是不错的，但他们吃的是最粗的棉籽油，把棉籽炒了，榨出油，黑乎乎的就吃了，一炒菜冒很大的烟。当然这样也总比没油好。
农一师13团的人都记得，1970年，他们连续三个月一滴油的分配都没有。而王祖炯在农二师34团经历的情况可能更极端，连续四五年，每年365天没见到过什么油花花，这个团自然条件太差，所以太穷了，没有油，都是盐水煮菜、煮萝卜。
饿得不行也馋得不行了，有的人就想着去偷。把发的床单对折起来，两边一缝，就成个大口袋。然后找一个小个子的，让他背上大口袋，把绳子在腰上一绑，夜里从天窗进到连队菜窖下面，等他把甜菜、萝卜、白菜装满以后，再拉上来。菜窖大得很，储藏着全连要过一个冬天的菜。菜偷回来藏到通铺底下。把口袋拆开，抖抖土，一摊又是床单了，睡觉。偷来的东西抓起来就吃，把通铺底下的吃完了再去偷。
就像刚开始劳动的时候一样，到了生活最艰苦的时候，有人受不了，感到绝望，又想到了逃跑。一有人跑掉，派出听到消息，带枪的人在路上一卡，无处可逃。有的人是往沙漠跑，以为可以从那穿过去。结果等派人去抓到的时候，已经快变成“木乃伊”了。
按照部队化的管理，上海青年到兵团的头三年没有探亲假。那么对于日思夜盼着故乡的他们来说，每逢过新年又能盼来什么呢？
王祖炯说了个真实的故事：要是问一年到头有没有吃饱的时候？回答是，有。每年的春节，也就是大年三十，实际上是在下午天黑前，给大家会餐。到现在他都没搞明白，平时什么吃的也没有，这一天怎么会过的那么丰富。大家把脸盆拿去，一个班十几个人围成一圈等着。
会餐规定了，只能吃，不能带走，还有炊事班的人，在外面站岗的，不让拿走。就在露天操场上，一大群人蹲在那儿，然后上的第一个盆子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大片的肥肉，来了以后，大家一看就要动筷子，多长时间没见过肉了，吃！王祖炯当时马上出了个主意：“先别吃，后面还有好多菜呢，吃一块肥肉不就腻住了，吃不动了嘛。”那就忍住不吃，大家都不吃，守着。
伙房里头，本来可能连队干部的想法也是，要是腻住了，后面的菜可以少上点。结果，一看大家都不动，就僵持在那儿。天又冷，新疆的年三十，天寒地冻，大家硬是蹲在那儿，不动。最后僵持不过了。
没办法了，后面的菜就一盆一盆地上，上来一盆大家就风卷残云啊。开始蹲着，后来蹲不住了，就跪着，最后是有蹲有跪有站着的，七八盆菜都吃完了，塞得肚子满满的，唯独剩那一盆肥肉还没动。不让带走怎么办？最后大家都下筷子，一人夹一大块肥肉叼在嘴里，带走了。
地窝子里好多盏小油灯在闪烁
青年们在团场干的都是农活，但完全按部队编制，实行的是供给制，头三年没工资，每月津贴是三、五、八块，吃集体伙食。一个月发三块钱津贴的时候，买牙刷、牙膏、毛巾、肥皂，买点信纸、信封、邮票，津贴就没了。人家真正的军人应该是第一年每月津贴六块，写信走军邮不用邮票。所以说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半军事化”。衣服是单衣一年一套，棉衣两年一套，翻毛皮鞋两年一双。劳动强度大，这些都磨损得厉害，经常没得换，晚上洗了第二天再穿。特别是男生，穿得更费，不够穿。
这和所谓的“原始共产主义”差不多。为什么说原始？因为大家都是一样的，津贴都是很低，也就没有高低差别，你三块津贴，我也三块，到第二年你五块，我也五块，第三年都是八块。没有人多拿一分，很平等，很原始。所以大家对此倒也没多少心理不平衡。
说起来，那时候有高低之分的，就是虽然都很努力，但是因为体力和能力的差别，干的活总会有多有少。收麦子不可能每个人收得一样多，担土不可能担得一样重，毕竟饭量也不可能都一样的大。
规定一个月休息三天，逢十、二十、三十休息，这休息的一天往往还有半天要做贡献。当时兵团党委提出目标，叫“个十百千万”：要求每人每年利用休息时间，开荒一亩地，上交十块钱，业余打粮一百斤，打草一千斤，制肥一万斤。
至于收工以后所剩不多的业余生活呢，那时没有电灯，都是点的小油灯。收工的时候都好晚了，回到连里，吃过饭就天黑了，人人都是拿个墨水瓶或小药瓶装了煤油，上面弄个牙膏头，弄根线，用火柴点亮。晚上周围漆黑，地窝子里有好多盏小油灯在闪烁着，大家借着这点亮写写信、写写日记什么的。
晚上要走出地窝子就用挂在门口的马灯，最早的时候他们用的马灯是木壳子做的，一面木头，三面玻璃，中间用两个小钉子卡住油灯。提着这种灯，上面有个出烟口，走一趟，手上就全给冒出的烟熏黑了。
因为是“以粮为纲”，副业不发展，交通不方便，副食品和消费品非常紧缺。鱼姗玲所在的第14团地域东西相距二十公里，一共才两个小商店，都只有一间门面。那一年她去买棉鞋，货架上只有两只，但都是一只脚的。
生活环境艰苦，许多地方风沙大，水是咸的。朱静华刚到14团的时候，外面喊开饭了，大家就从地窝子里出去，看到在那边的地上摆着菜盆。蹲下来刚要吃，一阵风沙刮过来，饭菜上全是沙子，馒头上也满是沙子。女生说：“全是沙子，这个怎么吃呀！”当时就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