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象泉河看上去并没有想象中的壮观，它在无数个千万年中流淌不息，背依着冈底斯山的札达台地也被凿开耸作断崖，崖下就是足以容纳长风流贯的象泉河谷。而整个札达县城，就像人随意撒的一把石子儿，摊散在开阔的台地之上，一不留神儿就会被人看漏了。
仅仅几个月前，贯穿札达县城的马路仍是土路，窜过去一只狗或猫也会搅起一溜儿烟尘，想必那个情景更有札达历史久远的意蕴。像是驴打了个滚儿，眨眼前的事已是隔世。札达如今尽是水泥路面，街旁的老房子全被扒掉盖了多为两三层的楼，刷白的墙面在下午的阳光下让人无法细看，你才相信久远的历史确已是故事，已在昨天，甚至压根儿有没有这个故事已让人无法考证，让人疑在梦中。
选了一家藏式奶茶馆，隔着装玻璃的门望着街上，偶有车和人过往，我在等我约好的人。
奶茶在新疆，应该是各民族的常用饮品。哈萨克人、蒙古人、维吾尔人、柯尔克孜人、塔吉克人……都是烧奶茶的高手，其中，尤以哈萨克人和蒙古人的奶茶最香，浓得融有岁月的久远沉蕴和无数的故事，浓得有一件皮大衣的质感，让你在任何时候都能勾起一种沉去梦乡的愿望。从这个意义上说，奶茶就是新疆人与心相随的故乡。有乡情和思念相牵，走遍天下，在任何地方，能喝到一碗奶茶，也就有了故乡犹在的感觉。
从前没细想过，在离开草原过于久远之后，奶茶已成为新疆无数游子兑现乡情的一种方式。不像山东人，你总不至于把大葱、煎饼和地瓜干天天背在身上吧？
藏族人的奶茶很浓，有一种异样的酽香。藏族女人的浓发里和身上也常有相似的气息溢出。依照逢客必喝、每天必喝的习惯判断，奶茶之于藏族人，也必有久远的渊源，其意义绝不会在新疆各兄弟民族之下。只是，我理解这份相牵的缘尚待时月，一碗茶端起来熏得让人犯腻，稍凉点儿喝下去就会给肠胃增加许多烦恼。
藏族人的奶茶叫酥油茶，新疆的奶茶也会加酥油，两者的区别在于烧煮的方式不同。藏族人的奶茶不同于新疆人的烧煮方式，是烧开之后倒入专盛酥油茶的木桶里用杵杆打，多是因为木桶的材质经年历久和用杵杆打这种方式，才会有酥油茶的酽香。
在藏地喝酥油茶，就跟见到河流和石头一样容易。我注意到藏族人盛茶的用具是暖瓶，分三磅、五磅和八磅几种不等；新疆盛茶用壶，即使在饭店里出售也一样，可见从山里、草原上的毡包到城里的一片店，走的距离并不远。藏族人盛茶的器皿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这种计量上的划分，说明这个高原民族的商品意识，起步未必晚于新疆各少数民族，却走得比他们远。
实际上，他们并不占有突出的优势，困扰和实现难度却更大，让人费解。
鉴于酥油茶的障碍，我选择了甜茶，说白了就是不加酥油的普通奶茶加糖。遗憾的是他们用的不是鲜奶，而是用奶粉调兑出来的，有很重的粉子味儿。我多少有些为天下离开草原的人们悲哀，用奶粉调兑出来的奶茶还会有多深、多重的乡情可言呢？我喝了一碗即以手遮住茶碗，以示不用再续，我等待门外想象中的那个人能尽快推门进来。
来到札达，最诱人的景观是色彩斑斓的土林，艳阳之下，一片幻境。你会疑心那兽群奔走的乱影中似蕴藏着一个巨大的隐密，不知道从哪年哪月哪一天开始，也可能仅是刚刚呈现，如同古象雄人的传奇存在一样。一切都充满着疑惑与未知，一切都不确定和无从解释，我就怀着这样的心态急切地盼望着与我相约的那个人能如约而来。不知道是对这个相约者感兴趣，还是对古象雄人的一切更充满期待。
与我相约的人如期而至，她是一位藏族姑娘，叫扛嘎卓玛。她着意换了藏装，特别是她那条五彩道的裙子在推开门进来的一摆，一刹那我记忆深处的某些东西被触响，那是有关古象雄人的有着同藏裙一样五彩斑斓的种种疑问和猜想。
【2】在古象雄人的年代，阿里是藏地文明的中心，象雄人创造了文字和苯教，这是文明进入鼎盛和成熟最重要的标志，而札达，正是古象雄人的集中活动区域。无数个千年过去，象雄文消失了，只留有片言只语和不多的几个词汇如同偈语一样让人猜解不尽，如冈底斯山中的“底”字。在佛教日盛的岁月中，苯教已成为一种稍不留意就会消失的边缘文化，而古象雄人，就是在他们世代繁衍的地方，如今再也找不到有关他们血脉的任何蛛丝马迹了。
以致到今天，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足够的凭据来说话：
古象雄人到底是“谁”？
——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生活年代的上限和下限究竟始于什么时候？又止于哪一天？或者，古象雄人仅是一个传说？
扛嘎卓玛带我走进了托林寺，这座千年古寺成了我翻阅古象雄人历史的第一份档案。以我的判断，托林寺如秋叶一样飘过的往昔岁月让人可以相信：它至少比我们今天的人更接近古象雄人生活的那个年代。
未见托林寺，早在翻捡中知道它的盛名，其中，描述最多、最著名的是托林寺佛塔。没弄清确切数字，据说当时环托林寺建的佛塔有一百零八座之多，这让我想起晚唐诗人杜牧那首《江南春》中的句子：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这个意象所能有的氛围足以让人震撼！
许是晨晖暮雨，塔影在烟气和低垂的云絮之下沉浮不定，有千数人之众的喇嘛诵经声此起彼伏，札达土林斑斓的色彩被激发出千万道如蛇影舞动的闪电——多少年过去，沉淀在土层里，即使在今天站在土林上让你跺一脚，似是依然有长久回鸣！
佛教自创立五百年后传入中国，一路撒播的情景犹如巴音布鲁克草原七月的草浪依稀可见。为了以示心诚，教徒们傍山凿洞，相继建成了四大名窟和散见于各地的其他洞窟，如新疆的克孜尔千佛洞，有山不能凿和无山可凿的地方建寺修庙是自然而然的选择，被最多选择的方式是建佛塔。
在藏地，我所见到的佛塔一般分为两类：
一类是大德高僧的葬塔或专用于收藏的舍利塔；
一类是特殊事件、特定纪念日或仅是表达一种虔诚的纪念塔。
很遗憾，在托林寺，如今能看到的佛塔屈指可数，大片佛塔的根基早已被压在不断拓展的街区和彼此紧邻的楼房之下了。山边几幢未褪尽的残迹似在极力挽留久逝的岁月，又像是留给今天的一个巨大疑问——它不断地在向每一个走过的人或触摸过它的人叩问，你却无从知道它在问什么，为什么会这样问。
从地形上看，托林寺位于今天札达县城的城西，背后几步之外是象泉河千百年流淌凿开的巨大河谷。可是，如果没有一个足够高的视角，你看不到河谷，只能看到远处脊线和纹理粗糙的山峦如扇屏展开。托林寺所处的位置正好是腹底与中心，多少让人可以触摸到建寺人当时的用心了，这是岁月延流之间没人能听到的声音和具有某种动势的物态，历史因此而变得鲜活可触。托林寺的红墙很醒目，这是整个藏地无处不在而让你无法回避、必须予以足够重视的颜色，似是蒙上了一层积落得过于沉厚的灰尘，色气苍淡，坦矗于夕阳飘荡的辉耀之间，显得似有些不真实。
托林寺是一个环套的院子，主寺、偏寺和院墙无一例外都是长方形的，与藏地所有的寺院同规。在世界最富盛名的三大宗教中，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建筑多采用圆形的设计。在横贯欧洲的多瑙河两岸和两河流域及其辐射的地域，无数城堡、教堂和寺庙，无不显示出这种惊人的相似性。我推测，这种圆形的选择与游牧背景有着或深或浅的联系，它强调了一种牵引和超越。佛教不同，它有着更多农耕文化的背景，表达着农耕民族的宇宙观，方形更多地在强调权威的质感。扛嘎卓玛带我走进了托林寺，我们没能进入正殿，虽然藏地的所有寺庙并没有十分确定的对于异教徒的排斥，但是，这个细节多少也表现出一种心态和意向。
我们在托林寺专以待人的茶房见到了主持喇嘛次仁旦巴，他已是一位八十六岁的老人。我向他敬献了哈达和专用于点灯的酥油，他身边还有两个亦僧亦俗的人，虽然披着僧服，平时都是托林寺的管理人员。
说到托林寺，有两个处于历史关节点并具有突出作用的人物和两个大场景是不能不被提到的。前者是时间延续连贯的节点，历史常会因此凸起成为一个让后人永远评说不尽的极致和极端；后者是气蕴浓郁的历史断面，犹如一个舞台充满悬念与戏剧性，让人荡气回肠。
首先应提到的是让整个藏地、特别是阿里突显锋芒与历史厚重感的人物——拉喇嘛益西沃。
在古老的象雄文明衰落之后，处于藏地边缘的后藏已没有在整个藏地历史中再激波澜的可能。但是，阿里正好抓住了绝无仅有的机会并改变了历史的轨迹，再度成为藏地文明的标高和中心，益西沃正是这个历史转折的轴心。
历史学家和稍有常识的人都注意到了，藏传佛教在藏地的广泛传播得益于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是藏地王权和贵族势力对佛教的大力弘扬，终致形成了政教合一的体制，从而，使一种文化的传播得到了更强有力的推进与保证。
在上一个千年中叶的藏地，从中心到边缘，有一点极其相似，占统治地位的多是王族世家或与王族有着非凡渊源的贵戚集团，王权一般由家族世袭。这种机制，在文明发展的一定阶段和在相对边缘的地域，对于积敛财富和发展生产力提供了保证。但是，最大的弊端在于利益的冲突、观念的冲突最终将导致家族内部的冲突。一旦不可调合，悲剧无可避免。这便是所有历史上那些显赫的世家无不充满血腥的原因，藏地、欧洲、阿拉伯世界……概莫能外。
家族世袭的弊端还不止于此，由于没有利益追逐之外的公正视角，一旦纷争无法回避，不择手段地置对方于死地成为必然，连带着对方所属的一切都会受到毁灭性的破坏，不管这种“所属”如何具有公众价值也在所不惜。
公元838年这一年，相隔五代人之后，拉喇嘛益西沃出生，他曾祖的曾祖朗达玛杀死了弟弟赤热巴巾当上了新一代藏王赞普，赤热巴巾推崇的佛教也随之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拆寺院、烧佛经、逐僧侣……短短两年间，吐蕃大地上的佛事近于绝迹。又两年后，朗达玛死于刺客的弓箭之下。到了那个世纪末，朗达玛的孙子、益西沃的曾祖吉德尼玛衮在不断的追杀中最终亡命阿里，与象雄布让土王扎西赞的女儿卓萨拉琼成婚，后生三子被分封三处，始有“三衮占三围”之说，最小的儿子德祖衮成为后来古格王国的赞普，益西沃是他的长子。然而，与曾祖的曾祖最大的不同，是益西沃宁要佛教不要江山，他把王位让给了弟弟松诶，自己在父亲去世之后出家修行，从此专心事佛，取名拉喇嘛益西沃。在藏语中，“拉”的语意为天，估计是顶到头儿或最大的喇嘛之意。
特殊的背景与地位使益西沃这位天字号的大喇嘛有可能作出非凡的贡献和创造，他做了几件绝对大手笔的事情。在他的主持下，大批的佛教寺院得以修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托林寺。他做的第一件事，是选择良俊送往印度深造，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留学，有人说这次出国人员的数字是三十名，另一说是二十一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被后世尊称为大译师的仁钦桑布。此两项举措，就是以今天的眼光看，也不可谓不到位：一是解决佛教传播的“硬件”条件，一是解决“软件”条件。
综观文明发展史，大凡有作为的君主或统治者，最终能从教育和人才这些大根本上来思考问题，必使后世受益无穷，极具发展潜力。益西沃的这些举措，无疑为阿里后来再度成为整个藏地的文化辉炳奠定了基础。
在益西沃的晚年，他做了一件让后世评说颇多的事情。
在藏地，佛教的发展在经过前弘期之后已有了普遍的传播，几经波折，濒临灭绝之际，阿里的佛事发展开始复苏，初成规模。但是，这时候最亟需的就是拨乱反正，去伪存真，这成了老年益西沃一个挥之不去的心结。听说印度有高僧阿底峡大师道行高深，益西沃决心亲往迎请。他的这种意识不能说不独到，更为可叹的是偏居一隅的益西沃所具有的一种世界性的眼界，明白向当时佛学最高成就看齐，这种胸襟和气魄已远在他身处的古格山谷之外，超越了同时代和后世的许多人。
但是，实现这个宏愿的唯一障碍是当时的古格尚欠缺足够的经济实力，这使得益西沃不得不在他的人生暮年铤而走险，率兵攻打古格北方的穆斯林国家噶洛，最后兵败被俘。噶洛王给了益西沃两条活路：一是放弃佛教，皈依伊斯兰教；
一是用等身黄金赎他。
益西沃宁可一死。噶洛人动用了酷刑，用火炙烤益西沃的脑门，以使这个以智慧出众的人变痴。
这个时候，古格王从松诶已传至四世沃德王，老伯祖被刑的消息令古格举国震惊，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倾尽全国所有黄金，然后遣益西沃侄孙降曲沃携等身黄金前往噶洛。噶洛国提出了更苛刻的条件，以所还黄金不足而不放人。降曲沃含泪去狱中与老益西沃告别，告诉老人他将返回古格筹足黄金再来相救，不想却遭老人怒斥，益西沃说了大致下面的一番话：我已是一个跟畜牲差不多的残人了，救我何用？若是诚心为我，就用赎我的黄金去印度迎请阿底峡大师吧！
益西沃最终被杀，遗体被运回古格安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