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个体户的经营环境不理想，但“送货上门，服务上门”的服务方式很快为徐杰拓宽了发展空间。1986年，他在水电建材商店的基础上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乌鲁木齐水电机电建材公司。3年后，这个坐落于向阳坡的公司已拥有固定资产84万元，职工109名，年营业额超过1000万元。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徐杰清醒地意识到内地的机电企业可以打进新疆市场，便决定开发新的项目。1993年，他与香港一家企业合资的皇朝大酒店开业；1999年，他成立了集机电、储运、对外贸易、餐饮娱乐、农资于一体的皇朝集团公司。
当选政协委员人大代表
“雇工到了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这一论断的生搬硬套，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个体经营户的发展。
自治区工商联研究室主任陈新生说：“1987年中央5号文件打破了关于雇工论断的禁锢，删掉了对雇工数量的限制，私营企业的雇工人数彻底放开。次年4月，私营经济的提法出现在中国的根本大法中。宪法中还增加了鼓励私营经济企业在法定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的内容。”
在这种大前提下，为了搞活经济，乌鲁木齐县委、县政府决定在县里各知青点创办企业，所有安排知青就业的企业都挂靠在乌鲁木齐县劳动人事局名下。这样一来，这些公司对外是没有招工指标的知青集体企业，对内则是各个分立的私营企业。
徐杰的公司就是这个“集体企业”里最大的一家私营企业，招收知青七八十名，水电机电公司因此在社会上有了一定的影响力。
1988年，由于大力解决社会就业，带动乌鲁木齐县经济发展等贡献，徐杰被推选为乌鲁木齐县政协委员及人大代表。
徐杰说：“当时，既是乌鲁木齐县人大代表又是政协委员的只有我一个，确实震动了当地的知青界，他们认为企业虽然没有招工指标，可知青代表竟然也可以参加‘两会’了，这是社会地位得到认可的一个信息，知青开始主动要求进私营企业上班。”
当时，许多私营企业都是由知青创办，因此，自己的当选无疑振奋了当地一大批私营企业主，他们认为这也是私营企业获得社会认可，尤其是政府认可、获得政治地位的表现。
徐杰清楚地记得，当时县上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主要是农牧民、国家干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领导，而他代表私营企业和知青参加两会“心情非常激动，非常光荣”。
企业定“姓”得以保全
徐杰说：“因为国家没有给公司一分钱的计划，这就得靠我们自己找市场。如果当初国家给了我们计划，我们就会躺在计划上吃计划内外差价的大锅饭，也就不会有我们的今天。”
徐杰的成功在于他率先进入了市场经济，但他并不顺利。
1990年6月，正当徐杰打算放开手脚扩大经营规模时，一个工作组来到他的公司，工作组带着一份文件，文件建议撤销该公司，理由是“靠钻价格‘双轨制’的空子从事非法倒卖活动，以牟取利润为目的。”
突来的变故让公司上下惴惴不安，此时，由乌鲁木齐县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县委原副书记高烈卿带队，包括审计、财政、银行、工商、税务、物价、计量、劳动人事、经委9个部门参加的联合调查组也来到公司。
后者通过近4个月的调查，最终形成7000余字的调查报告，认为公司缓解社会就业压力功不可没，建议保留公司，加强管理，以求发展。
就在两个工作组一个建议撤销一个建议保留的时候，此事受到新疆9家新闻单位的关注。高烈卿就此事回答了记者提问，对于企业定性问题，他只说了一句话：“徐杰姓‘社’不姓‘资’。”
徐杰说，就是这句话给企业进行了明确定性，才使得企业得以留存并发展至今。
个体户划归经济界
在徐杰的印象里，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成为民营企业家参政的拐点。“1993年，民营企业家当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人数在县上、市上逐渐多了起来”。
实际上不仅是县市两极，据《新疆政协志》记载，1992年2月召开的自治区政协六届五次会议“邀请了部分经济界、科技界和民主党派组织负责人举行献计献策座谈会。”
此前被归入工商界的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在1992年纳入了新增设的经济界界别。有关评论认为，新界别的设立标志着中国民营经济的参政议政时代开始了。
自治区工商联研究室主任陈新生说，当选为自治区政协委员的民营企业家目前约有30名，其中一半由工商联推选。此外，妇联、青联、统战部等单位也向政协推荐人选。
陈新生说：“首先在非公经济的群体中或所在的行业中，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同时企业的实力，还有上缴的税收，创造的社会财富，要爱国、拥护社会主义，要具有社会责任感，守法经营，要有一定的参政议政能力等，这些都是推选的标准。”
按照以上标准，1993年3月14日，全国各地23名民营企业家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第一次走进了全国政协大会的会场。
这一年徐杰被选为乌鲁木齐市第八届政协委员，同时也是乌鲁木齐县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1994年他辞去县政协委员，只担任了人大代表。1998年，徐杰继续当选乌鲁木齐县人大代表及常委，并当选为乌鲁木齐市人大代表。2001年他被增补为自治区第八届政协委员，至今已连任3届。
(胡晓芳)
流行语
飞黄
全国各地不少人都突发奇想，试图骑摩托车、自行车等各种方式飞越黄河。飞黄热潮下，有人想飞辽河、有人想飞成都的府南河。当时媒体形容，“飞黄飞出一窝蜂”。
旧闻新看
《首期“焦点访谈”关注国债发行》
昨晚，中央电视台推出新节目“焦点访谈”，报道了当天开始的今年国库券发行的情况、有关人士的解说和群众的反映。
购买国债，利国利民。今年的国库券发行不但数额大，而且对支持全党和全国工作的大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为此，发行的措施做了许多调整和改进，除了能切实保证投资者得到稳定的收益外，购买和变现也都比以往更方便了。了解这些情况的群众踊跃前去购买，而有些群众一时还不大清楚，很想了解今年的国库券发行到底是怎么回事，听听人家是怎么看这件事的。
所以，第一次的“焦点访谈”节目，确实抓住了当前群众关心的一个“焦点”问题。可以说，开头开得不错，值得祝贺……
——摘编自《人民日报》1994年4月2日第1版
原标题：《“焦点访谈”开了好头》
第五节
百姓生活
1988年“价格闯关”掀起全民抢购风
堆在床底下的肥皂4年没用完
“街坊二大妈一嗓子，把我没给急疯过去——过两天副食品要涨价啦！”老急一着急，醋，打了一洗澡盆；酱油，打了两水缸；味精，买了两抽屉……
这是1989年的春节晚会上，姜昆、唐杰忠合说的相声《着急》，生动而又夸张地讲述了主人公老急在1988年国内发生的全民抢购风中的经历……
抢购大量日用品
“现在看起来荒唐，但那时候，人人都是老急啊！”今年62岁的乌鲁木齐市公交公司退休调度员张凤仙说，“当时，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取钱、买大量东西，谁也不知道第二天物价会涨成啥样。”
1988年3月，“价格闯关”首先在上海开始，很快蔓延至全国范围，进而演变成疯狂的抢购风。“从冰箱、彩电、洗衣机这三大件开始，盐、肥皂、毛线、卫生纸，大家基本上是见啥买啥，就怕今天不买明天涨价。”张凤仙说。
那一年，正在南开大学上学的王新鹿放暑假回家，惊讶地看到乌鲁木齐也出现了和北京、天津一样的抢购场面，“商场里都是人，货架上的东西都卖空了。”王新鹿说，“当时，我哥刚满20岁，父母就为他抢购了一台雪莲牌电视机，说是给他以后结婚预备的。”
盐囤积了十几袋；毛线一买就是十几公斤；火柴整箱往家搬；缎子被面先买上几套放着；连卫生纸也会备上几大包……对经历过1988年抢购风潮的人来说，相声中的笑料便是大家的亲身经历。
“我妈天天往家搬东西。”今年42岁的郡霞回忆说，“那时候，我们觉得很奇怪。”
“这些都是过日子必需的东西，吃的、穿的、盖的，以后反正要用，放着一时也坏不了，就多买一些。”张凤仙说。
在这次抢购风中，张凤仙下了“狠手”，她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花3180元买了一台中意牌电冰箱。“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才100多元。”张凤仙说，“现在3000多块也能买个不错的电冰箱吧。但那时候买这冰箱，还得托熟人帮忙，不然有钱也买不上。”
储存货用了多年
在郡霞的记忆中，1988年抢购风之后的两三年，母亲卢玉琴还常常这样叮嘱她：“千万别买肥皂，用肥皂，就到妈家里来拿，妈的床底下堆的都是肥皂。”
“我1989年结婚，儿子是1990年出生的，那时给儿子洗尿布的肥皂全是从我妈家拿的，记得我儿子一岁多以后不用尿布了，都4年了，我妈家的肥皂还没用完。”郡霞说。
1988年，郡霞最小的弟弟只有14岁，母亲在当时的抢购风中，果断地给家里4个孩子每人买回了两条纯毛毛毯、两床缎子被面，还有几块上海手表。
“毛毯一条是绿色、白色大花相间的，一条是枣红色、白色大花相间的；被面是大红色和翠绿色各一条，上面绣着龙凤呈祥。”郡霞笑着说，“十几年后，我小弟弟结婚时，我妈拿出这套毛毯、被面，感觉和文物差不多。”
抢购了十几公斤葡萄牌毛线，打毛衣得打多少件才能用完啊；卫生纸就放开了用吧，家里的柜子上全都是，几年也用不完……张凤仙说，到1988年年底，抢购风逐渐过后，家里积压的大量生活用品成了不少人的烦恼。
当时的报纸报道曾指出：“这反映出中国的老百姓对于涨价的惊恐程度，害怕物价上涨威胁到自己的基本生活。”
据国家统计局《1988年全国年度统计公报》显示，1988年我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7440亿元，比上年增长27.8%，其中电视机、录音机、电冰箱等耐用消费品增长高达20%至50%。
体制改革引发“价格闯关”
1984年，37岁的张凤仙和丈夫、女儿一起回老家山东探亲。这一年夫妻二人所在的单位全都上调了工资，一些手头逐渐宽裕起来的人们开始选择购买家电或者回乡探亲、旅游。
1985年物价改革开始起步。“1985年，我给自己买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张凤仙的丈夫徐永泉说：“当时，工资比以前高了，所以物价开始涨一些，生活上影响也不是太大。就是买东西不方便，买大件电器还是得托人找找关系。”
而1984年涨工资在不少人记忆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扩大银行的贷款自主权和企业发工资、奖金的自主权——这两项改革措施都在1984年实行。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军认为，当时改革开放已推行6年的中国，经济开始加快增长，投资和消费需求也随之增长。
1984年9月，《经济学周报》《中国青年》等十几家媒体单位发起了中国第一届青年经济理论工作者的会议，选择在浙江莫干山召开，这就是“莫干山会议。”会议最后形成了一个价格改革方案——采取调放结合，即双轨制。
双轨制，指国家指令性计划产品由国家统一定价、调拨，企业自销的产品由市场定价。
1985年，国务院下文，开始在生产资料部门实行调放结合的双轨制，同年，物价改革开始起步，调整和放开了农副产品的价格。
但在双轨制实行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国内便出现了”官倒”，正如当时的一句流 流行语：“十亿人民九亿倒，只有一亿在思考。”这指社会上出现了计划内计划外串轨，批一个条子就可以在市场上赚很多钱的不正常现象。
1986年底，国务院认识到双轨价格产生的经济混乱，1987年的北戴河会议决定实行“价格闯关”，全面取消价格管制。
“价格闯关”被紧急叫停
1988年，抢购风的爆发，同时引发了各地银行的储户们争相提取现金。统计数据显示，到1988年8月份，国内银行存款同比减少了26亿元。
此外，抢购风进一步带来了囤积居奇和倒买倒卖，使得国内经济形势更加恶化。
这一年，官方公布的物价涨幅为20.7%，比1987年的8.8%翻了一倍多，其中与居民生活联系最为密切的肉禽蛋和蔬菜价格都增长了30%以上。电视机、录音机、电冰箱等耐用消费品价格增幅高达50%。
在此情况下，政府紧急叫停“价格闯关”，对经济实行全面“治理整顿”。从1988年第四季度开始大幅提高银行存款利率，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曾一度高达10.08%。
这些政策迅速控制了物价，城镇职工生活费用价格增幅从1989年的16.3%下降到了1990年的3.1%。与此同时，GDP也从11.3%降到了4%左右。
国家统计局《1988年全国年度统计公报》指出，1988年市场物价管理中的主要问题是：秩序较混乱，违法经营活动增多，乱涨价现象突出。由于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过猛，影响市场稳定，一年内相继出现几次较大的抢购风，致使商品紧缺面扩大。进入第四季度后，市场乱涨价现象有所好转。
(徐娜)
流行语
《第一次亲密接触》
《第一次亲密接触》中的男主人公痞子蔡网上留言：如果把整个太平洋的水倒出，也浇不熄我对你爱情的火焰。整个太平洋的水全部倒得出吗？不行。所以我并不爱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