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实就是讲究实际、实事求是。孔子不谈“怪、力、乱、神”，而把目光聚焦在社会生活上。王守仁说：“名与实对，务实之心重一分，则务名之心轻一分。”这些思想，就是注重现实、崇尚实干精神的体现。
务实排斥虚妄，拒绝空想，鄙视华而不实，追求充实而有活力的人生。务实精神作为传统美德，仍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熠熠生辉。做人要务实，做事时应该谦恭、大胆实践。
人贵有真才实学
谈起曾国藩一生的治学，就必定离不开修身与功业，总的来说，曾国藩的思想还是经世致用的。治学是为了实践、运用，因此，曾国藩欣赏有真才实学的人，他认为一个人只有务实，才能有所成就。
曾国藩虽是从科举正途出身的大官僚，但早在30岁时便对科举考试有些看法，一进京入翰苑，他就很快发现自己学识浅薄。于是，他毅然从八股文中走出来，从于先辈大家之文，留心时务经济。同时，他开始注意结交有真才实学的朋友。
关于务实，曾国藩很有体会，他曾详告在家的诸弟，希望诸弟不要役于考卷解答小题之中，并沉痛地指出：科举误人终身多矣。他一贯认为，考试能够选拔出人才，但考中的不一定都是人才，落选的也不一定都是庸才。
薛福成就是一个具有真才实学的人，当时曾国藩看过薛福成所写的一份条陈之后，便让薛福成来见他。
曾国藩一见到薛福成，并没有说明其条陈所述的好坏，而是微笑地说：“今科乡试，士子如云，大家都抓紧这几天难得的机会，按题做好时艺策论，力求精益求精，锦上添花，以便得个功名富贵。你为什么放开正事不去用心，浪费心思写条陈，不觉得得不偿失吗？”
薛福成正了正衣服，说：“回大人话，晚生一向不乐举业，此番应考亦不过慰老母之心罢了。晚生想这读书识字，其目的在于求取治国治民的大学问，所以思考的应在民生国计。晚生写这篇条陈是想给大人治理两江提供一些参考。”
曾国藩呵呵一笑，道：“你倒是有心了，我看过你的条陈了，你所献治理江南八条有的放矢，切中时弊，足见你平时留心民疾，长于思考。你以一生员的身份，能将两江整治纳于自己的功课之中，看来这圣贤书已经初步读懂了。”
随后，曾国藩让薛福成说起对屯政、海防两策的意见。薛福成一一对答，其中不乏精辟独到的见解，而且多数建议都利于施行，而对于自己不了解之处绝不妄言。
曾国藩听过之后非常高兴，便问：“我问你，你既然知道我是你父亲的朋友，为什么不直接来见我，而要在号房里写这样的条陈呢？”
薛福成说：“大人，我这次应试而来，无论试前试后拜谒，都有疏通关节的嫌疑。晚生不想利用这关系，而要凭自己的真才实学来获得信任。”
“好！”曾国藩轻轻点头。随后，他便把薛福成留在自己的幕府做事。后来，薛福成凭借自己的真才实学，成为晚清有名的外交大臣。
曾国藩的幕府人才众多，没有一个是滥竽充数之人，个个都有真才实学。容闳是被曾国藩求才的诚意打动留下来负责洋务的，他对曾国藩的幕府很有感触，在《西学东渐记》中他写道：“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是皆曾文正一人之声望道德，及其所成就之功业，足以吸引罗致之也。文正对于博学多才之士，尤加敬礼，乐与交游。”
当时，曾国藩的幕府中人才汇聚。统率全局之才有左宗棠、李鸿章等；足智多谋，能够独当一面者有彭玉麟、杨岳斌等；熟知国际情况，善于操办外贸事务者有日昌、容闳等；善于筹集粮饷与理财者如李瀚章、郭嵩焘等；才思敏捷，善属文答对者有赵烈文、薛福成等；深悉工程与技术者有李善兰、华蘅芳等。晚清地方大员中，竟有三分之二的人出身于曾国藩的幕府。
由此可见，曾国藩对于人才的重视，对于真才实学的推崇。要进入曾国藩的幕府是很不容易的，虽然对于任何前来投奔的人才，曾国藩都礼遇有加，盛情接待，但都要经过严格面试。曾国藩做事用人主张量才为用，没有真材实料、不务实之人是坚决不用的。
虚心谦和得人心
曾国藩家书云：“君子大过人处，只在虚心而已。”无论是治学，还是处世，曾国藩都认为应该虚心。曾国藩表示，官吏不应该不学无术，而应该潜心学习、虚心求治。由于有这种虚心的态度，他的功业文章才得以大成。
中国古代的文人中很少有如曾国藩一般谦虚的，他们恃才傲物，藐视他人，“人人自为握灵蛇之珠，家家自为抱荆山之玉”，实际上只重理论不重实践的古代文人所创造的价值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大。曾国藩也感慨“文士之自命过高，立论过亢，几成通病”。他认为，没有虚怀若谷的思想，读书只能算“无识”。因此，曾国藩十分注重经世致用，致力于学问的实用，这其中自然就少了文人的清高，多了一分谦虚。
谦恭的态度是极为重要的。虚怀若谷能使人与人的关系更加和谐；心地狭窄则容易使人际关系紧张。在待人接物中不斤斤计较，在处理事情时不耿耿于怀，这样谦和处世的人最能受到他人的欢迎，得到别人的支持。
古之成大业者，无不是谦逊处世、虚心待人之人。谦逊的人懂得积蓄力量，因此，在他们的周围总是聚集着许多朋友，而他们往往能赢得人们的尊重和爱戴。因为谦逊能够避免给别人造成太张扬的印象，使人们乐意接受。谦逊可以使人通往成功和赢得人们的尊重。
曾国藩把这种谦和的态度用在求才用人上。他体悟到“欲夺其心，理当卑身虚心，诚信待人”，同时，他无时无刻不自我警惕，“不敢恶规谏之言，不敢怀偷安之念，不敢妨忌贤能，不敢排斥异己”。正因为这种待人之道，让曾国藩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当时最杰出的人才，从而成就了他的盖世功绩。
谦恭处下，大度包容，不仅是结交招揽之道，也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必要条件之一。获得别人的尊重和得人心的要诀之一就是练好“谦”功，培养自己谦虚的品格。周公身居高位，却从来不会自矜地位高而高调为人。他唯恐失去天下贤人，洗头时，曾多次握着尚未梳理的头发出去；吃饭时，亦数次吐出口中食物，迫不及待地去接待贤士。周朝因此变得兴盛。对于周公的事迹，曹操以诗为赞：“周公吐脯，天下归心。”以此来表明自己谦恭、诚挚之心。对这些典故，曾国藩不仅熟知，而且恭而学之。
一个有远大理想和目标的人应该虚心请教，并且拥有谦和的态度。有道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不知道谦虚的人必定会遭人嫉恨，甚至招致灾祸。曾国藩认为，傲气太盛是历代士大夫和近世官场中导致灾祸的重要原因之一。因而，无论身份高低、功劳大小，都不能骄傲，而应该学会谦虚，这样才能安然处世。
一般来说，官宦之家，有权有势就少有顾忌，多有优越感。有了优越感，往往不大注意他人的感受，不把别人当回事。言谈举止间总有不可一世的感觉，时时处处显出高人一等的气势，久而久之，有意无意就会透露出一股傲气。
曾国藩为官多年，功绩显赫，权势如日中天，但始终谦虚待人，无论是对上级还是对幕僚，没有半点傲慢的态度。因此，曾国藩可以在官场上左右逢源，应对自如，始终处于不败之地。
有一次，曾国藩与幕僚们煮酒论英雄，他问道：“我与李鸿章、彭玉麟相比，孰高孰低？”众多幕僚都说，曾国藩才德更高。曾国藩听后叹了口气，谦虚地说道：“李鸿章和彭玉麟都是当今的英才，我自知不及两位。我生平稍值得赞许的就是不爱听奉承话，还有那么点自知之明。”
一个身居高位者竟如此谦虚，实在令人敬佩。
当曾国藩身居高位，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时，曾国荃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了很多奉劝的话，曾国藩看后十分赞赏。他觉得，自己的官位太高，听到的规劝声越来越少，如果弟弟能对自己多加规劝，再加上一二好友的劝告，这样也许能帮自己避祸免灾。
同时，曾国藩也劝诫兄弟保持谦虚的态度，不可骄傲。曾国藩在一封信中言辞恳切地规劝曾国荃道：“大凡总督巡抚总以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君子过人之处，只在虚心而已。我的话你要细心寻思，外边的逆耳之言，你也要仔细回味思考。”
自古以来，世人对于虚心之人都是持肯定态度的。古语有云：“满招损，谦受益。”《老子》亦言：“江海所以能成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但是，做人谦虚要以事实为依据，并不是过于贬低自己，相反，过分的谦虚就等于骄傲。为人处世并不能一味地谦逊，如果有些人为了表现自己的谦逊自毁功绩，这就不必要了。真正谦逊之人能正视自己的功绩，只不过他们不会常把功绩挂在嘴边，而是放在心上。
躬身亲历，知行合一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知行合一是一个重要命题。作为经世之学，儒学更强调“行”，也就是实践的意义。《尚书》中说“非知艰，行之惟艰”，提出了知易行难的观点。孔子说“君子语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力行”被看成是君子的一个标志。这种思想对曾国藩产生了很大影响。
曾国藩继承儒家传统思想，强调力行，不说空话，主张“知一句便行一句”。他认为，事事都应该“力行”，办事“宜就所当务者次第施行，做一件算一件，行一步算一步”，曾国藩一生各方面的成就都体现了“力行”。
对那种只会高谈阔论而无实际办事能力的人，曾国藩是鄙视的。曾国藩指出读书人的通病：“往往志大言大，而实不副也。”对于那些不能务实的读书人，曾国藩批评道：“读书人之通病，约有二端：一曰尚文不尚实，一曰责人而不责己。尚文之弊，连篇累牍，言之成理，及躬任其事，则忙乱废弛，毫无条理。”其分析可谓透彻之极。
针对那些经常发牢骚、怨天尤人的读书人，曾国藩提出“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才能有改变的希望”的原则。曾国藩处世之所以成功，与他主张做事必须躬亲大有关联。
曾国藩所交多是朴实而崇尚力行的人。在《致诸弟书》中，他说：“近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无论是唐鉴、倭仁这样的大家，还是吴廷栋、何桂珍这一班兄弟，还是江忠源、郭嵩焘、罗泽南等同乡好友，都倡导力行，而以大言为耻。
躬身力行，首先就要自己做得正。因此，曾国藩不仅倡导躬身力行，而且还从自己开始，虚心实做。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讨论研究的文书条理清楚严密。他总是亲手制定章程，亲自圈点文书。回任两江总督时，他说：“如稍有怠惰安逸，则内心会负疚很深。”他利用公务之余接见各方面的客人，见到之后必定要访问周详，殷勤训导勉励。对于幕僚下属贤明与否，事情的原原本本，他没有不默默记在心里的。奏牍、书信、批文、日记，几乎都是他亲手所写或删定，仅现在留传下来的就达数千万字。
为了更好地实践“躬身力行”，曾国藩创立了“五到”之说。所谓“五到”者，就是“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
（1）身到。即表示要亲身历事，不能只是纸上工夫。以做官为例，就要亲自查验案件，亲自巡查乡里；而带兵则要亲自巡查营寨，和士兵一起攻城陷阵，同甘共苦。他认为，当官要亲身历事才踏实。
（2）心到。即表示为人处世要用心揣摩、思考，力求透彻的理解。无论对人还是对事，认识都应该不断深入，不能只看表面，如果不进行深入的分析，就无法真正认识事物或了解他人。
（3）眼到。即表示要认真看，无论是看人还是看公文，都要认真。曾国藩看人眼光独到，一眼就能看出人的长处和缺点，这是“眼到”之功。眼“力”不同，看到的也不一样。
（4）手到。即表示要勤写。无论是治学修身，还是为人处世，都应该勤写勤记。比如人的优缺点、事情的关键点，想到就随手记录，以免遗忘。曾国藩的日记有若干种，有的用来反省自己一天的过错，有的用来记录读书的心得，有的用来品评人物……这其中的勤奋之功自不必说。
（5）口到。即表示对下属，除了用公函、书信提醒他们，还要时时用语言告诫他们。尤其在军队中，如果只用公文明示，而不口头上鼓励士气，那绝对是一大失误。
细看曾国藩这“五到”之说，其实无非是脚踏实地、不厌烦琐、不怕艰难的躬身实践。看上去觉得不是难事，但没有决心、做事不踏实的人是不容易做到的。
在躬身力行的过程中，曾国藩特别注意从具体的小事“实用其力”，他说：“近年军中闻历有年，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在他的《克勤小物》里，曾国藩也提倡躬行小事的观点：“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百尺之楼，基于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积也；万石之钟，一铢一两之所累也。”克勤小物，讲的就是凡事从小事做起，从细节做起。曾国藩认为，为人、为政都应该从小事做起。“力行”就是要“脚踏实地”，“不说大话，不务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注重实效，反对“但凭心所悬惴者为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