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的人大都是那样，越是有学问，地位越高的人越没有架子；越是空有一副皮囊，而里面什么都没有的人越是沾沾自喜、目中无人。大凡有所成就的人都是那种很谦逊、低调的人，他们有着君子的淡然和学者的谦逊。低调做人是一种姿态，一种风度，一种修养，一种品格，一种智慧，一种谋略，一种胸襟……低调做人不仅可以保护自己而且可以使自己更好地融入人群与人们和谐相处；高调做事是一种内涵，一种能力，一种策略，一种方法，一种气度……高调做事不但可以使自己养精蓄锐而且也可以更好地充实自己。越是低调做人的人，往往越能成就大事；越是事业有成的人，往往越是低调做人的典范。
有一天，爱因斯坦的助手接到一封没有署名、没有地址的陌生信件。信的内容只有简单的一句话：“亲爱的爱因斯坦教授：我有一件急事想和你谈谈。”落款处是：第二小提琴手的丈夫。这封信没有写地址，也没有具体的署名人，而这个第二小提琴手更是让人困惑不解。只有爱因斯坦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第二小提琴手就是比利时王后伊莉莎白，她在未出嫁之前是爱因斯坦的老乡和好友，她也是巴伐利亚的公主。可以确切地说她是爱因斯坦的音乐之友。伊莉莎白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她不但在科学和文学方面有造诣，对小提琴她更是精通。她深受比利时人民的爱戴，因为在众人眼里，他们的王后生活朴素、思想开通、不摆架子、平易近人，也因此有不少人称她为“红色的王后”。
第二小提琴手的由来有一个故事。有一次，爱因斯坦来到比利时，伊利莎白派当时比利时皇家的汽车奉命去火车站接爱因斯坦教授。眼看着火车来了，而且也看着头等舱的旅客们都走完了，这时也没有看见爱因斯坦的影子。接车的司机只好空车回去，向王后报告说并没有看见教授。
半个小时过去了，爱因斯坦身穿一件旧雨衣，手拎着他最爱的小提琴来到了王后的宫殿。原来爱因斯坦没有坐火车的头等舱，他坐的是三等舱。爱因斯坦从来都是只喜欢做三等舱，因为这样不会被人认出来而造成麻烦，可以自由地与那里的人们交谈，以学到更多的东西。
爱因斯坦从三等车厢下车以后，很顺畅地走出了车站，一边走一边问路。所以，等他走到王宫大厅的时候，四重奏就立刻开始。爱因斯坦担当首席小提琴手，而伊莉莎白是第二小提琴手。
爱因斯坦不但是伟大的科学家，而且在音乐方面也颇有天赋。他从来不摆自己高人一等的架子，在世人眼里他只是一个普通人，而不是被那些光环包围的高高在上的人。他有着谦逊而低调的品格，或许他就是那种“当自己的修养和学识达到一定水平的高度时，就感觉自己非常平淡，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人。
在南怀瑾的定义里，越是有学问的人，他们的修养就越高，把人生的荣誉看得很淡。其实不少的事实也证明，越是有学问的人越不张扬，做事情越低调。一个人不管他的出身多么卑微、环境多么恶劣，都要以卓然而立的姿态高调做事，以此来激发潜能，提升人生魅力；不管他取得了多大的成就，都要以豁达谦卑的心态低调做人。
做人要宠辱不惊，毁誉不动摇
《幽窗小记》中有这样一副对联：“宠辱不惊，闲观庭前花开花落春去秋来；去留无意，漫随天边云卷云舒沉浮起落。”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庄子》里也曾经说过：“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这些都表明了一个观点，就如南怀瑾先生所说的那样：“真正的圣人，毁誉不动摇。”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一种面对荣辱的淡定，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是一种面对荣辱的坦然。就如南怀瑾说的那样，有一种人，全世界的人都去恭维他的时候，他也不会动心。因为称誉和赞扬对他来说并没有起到增加劝勉和鼓励的作用。本来就是好人，不管怎么恭维都还是好人。纵使全世界的人都去毁谤他，他也不会因为毁谤而沮丧，他还是会依旧如往前。
荣与辱、毁与誉都是事情的两面性，具体的要看面对的人怎么看了。人生能够淡然，那么不管是宠还是辱都能一笑而过，不管是毁谤还是赞扬，都能够泰然处之。做到真正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一种境界。
村子里有一对老夫妻，尽管他们省吃俭用，但日子依旧过得很清贫。家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唯一的一匹马就是老夫妻最值钱的家当了，平时他们夫妻对这匹马呵护有加。
一天，家里实在是困难至极了，于是夫妻两人商量把马牵到集市上去换一些有用的东西回来，这样就能补贴家里了。于是，第二天老头就牵着马出门了。快中午的时候，老人牵着马到了集市上，老头想给他的老伴带回去一个惊喜，于是，他先用马跟卖牛的人换来了一头母牛，后来又用换来的母牛换了一只待哺的羔羊，紧接着他又把换来的羊与卖鹅的人换成了一只肥鹅，然后又用肥鹅换了一只老母鸡，最后他用老母鸡换了一口袋烂苹果。
老头带着这份惊喜回家。在回家的路上，老头看到路旁有一间酒馆，于是就走进去准备休息片刻。在酒馆里老头遇到了两个英国人，在闲谈的时候，老头跟他们谈起了他要给妻子带回去的惊喜。两个英国人听了老头儿换东西的经过后哈哈大笑，他们认为老头很蠢，而且老头这样回去一定会被老太婆臭骂一顿，他们说不定会打架。老头坚信自己不会挨骂，英国人坚信他们自己的观点，于是两个英国人就用一袋金币和老头打赌，看他回去是否会被老太婆骂。
老头拿着一口袋烂苹果回到家，老太婆非常高兴，她很喜欢老头带给她的惊喜。她兴奋地听老头讲述他在集市上换东西的经过。老头说自己用马换了一头母牛的时候，老太婆高兴地说：“真是太好了，这样我们有牛奶喝了。”老头接着又说他把换来的母牛换成了一只羔羊，老太婆依旧高兴地说：“哦，这样也很好啊，我们依旧会有羊奶喝的，虽然那不是牛奶，但羊奶也同样好喝。”老头接着又说他用羔羊换了一只肥鹅，老太婆兴奋地说：“天啊！简直太好了，我很喜欢漂亮的鹅毛。”老头继续说他又把鹅换成了一只鸡，老太婆兴奋不减地说：“真是太好了，从今往后我们就有鸡蛋吃了。”最后老头儿指着地上的一口袋烂苹果说，他又把鸡换成了这袋烂苹果，老太婆一点儿也没有生气的样子，她依旧很高兴地说：“这样也很好啊，因为我们可以吃苹果馅饼了。”就这样，在门外偷听的两个英国人输掉了一口袋金币。
荣与辱其实就像事情的好与坏一样，在这个故事中，事情的好与坏决定于自己的看法。当人生遭遇“奶牛”的时候，就按照对待奶牛的方法对待，不为得到大惊小怪；当人生遭遇“烂苹果”的时候，就把它当作烂苹果来对待，不去黯然伤神地怨天尤人。
其实毁誉在某些时候跟人生遭遇“奶牛”或者“烂苹果”一样，只要按照自己心里的想法对待，那么就会有泰山崩而不动摇的气魄了。就如南怀瑾说的那样，能够做到毁誉不惊，甚至面对全世界的毁誉都可以泰然处之，这就是圣人的大境界。
一个人能够做到面对荣誉而不骄不傲是很难得的，很多人在面对荣誉或者赞扬的时候表现出来的都是一种满足和喜悦。很少有人能够做到像居里夫人那样将自己的荣誉奖杯赠给孩子当玩具，更多的人是将荣誉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让它们时刻提醒自己这些荣誉背后的辛苦或是荣誉带来的幸福。
人生一世，没有永远的一帆风顺，也没有永远的道路坎坷，就如中国那句古话说的“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人生总会在某些时候经历大风大浪的波折，人生也总在某些时候会经历称赞和表扬，不管是潮起潮落，还是英雄气短，只要做到像南怀瑾说的那样，毁誉不动摇，荣辱不惊，那么就是胜任的境界。
毁誉不动摇其实就是毁誉不惊，一个人面对诋毁、失败等遭遇的时候能够做到淡定而坦然处之；面对功名利禄带来的敬仰和尊敬的时候能够做到“不以物喜”，就是南怀瑾所说的圣人境界。一个人面对荣辱能够淡然到“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的境界就是南怀瑾所说的大丈夫的气概。
圣人常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论语·宪问》里有一个小故事：子露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与？”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子路住在石门，路过城门的时候，看门人问：“你从哪里来？”子路说：“我从孔子那里回来。”看门人又说：“哦，孔子就是那个明知做不到却还要去做的人吗？”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一种做人的大道理。人生的许多事情都是经过艰苦努力和奋斗而得来的，人生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更多时候人需要的是一种锲而不舍的追求精神。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可以看出他之所以成为圣人是有一定道理的。同时，世人从这位看门人的话中也可以看出当时普通人对孔子的评论。
南怀瑾说孔子的圣人胸襟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对国家社会而言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一种精神。事实上孔子这样做不会挽救什么，但是他硬要挽救，做多少算多少。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的原因就在这里了。其实世间有很多如孔子一样的圣人，他们常常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人。
《三国演义》里面有个重点的篇章，也是世人皆知的故事：“诸葛亮智算华容，关云长义释曹操”。在《三国演义》的前几回有描述，大致是说刘备失踪的那段时间，关羽带着刘备的夫人投靠于曹操将下，得到曹操的照顾。曹操虽多次劝降，但关羽依旧抱有誓死追随刘备的决心。虽然后来几经磨难，关羽从曹操的帐里安全地走了出来，但对曹操在他危难之时给予的帮助还是铭记于心的。
赤壁之战后，曹操兵败。诸葛亮料到曹操会从华容逃跑，于是派关羽去守华容道。关羽是一个义气之人，对于曹操的不杀之恩和盛情款待，关羽已经铭记于心了，这是他迟早要还的事情。事情的结果似乎一切都在预料之中。尽管关羽走时立下了军令状，但结果未能够依照事先的军法对他施以处罚。
诸葛亮料定曹操会走华容道，也料定关羽会放走曹操。在世人眼里这似乎是一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情。但诸葛亮却这么做了，因为他知道关羽是个重义气的人，让关羽去镇守华容道，无非是想借此机会让那个关羽还曹操一个人情而已。
诸葛亮的用人之术就是基于对这个人的了解。诸葛亮算不上是一个圣人，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思想。诸葛亮的这种行为用南怀瑾的话来说就是尽心尽力地去救，不管是多少，都是孔子之圣。
南怀瑾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说的是那些敢于挑起天下重任的人。不管在别人的眼里那件事情是多么的不可为，只要能拯救苍生，救民于水火之中，那么他就是圣人，就是众人心中的英雄。
1935年前后，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而此时的执政者蒋介石却推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本的大肆侵略不以抵抗。时任东北军总司令的张学良虽受蒋介石的管辖，但看到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还是冒“大不敬”的罪名，与杨虎城一起“兵谏”蒋介石，逼迫蒋介石答应一系列抗日的协约。这次事件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西安事变”。
在世人眼里，张学良只不过是蒋介石的一个部下，但他却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只是为了解救百姓于水火之中。西安事变后的张学良虽然受到国民党方面的责难，但在世人心里他是个英雄，就如周恩来总理说的那样：“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在南怀瑾的心里张学良是圣人，因为他敢于挑起社会的责任。尽管历经艰难险阻，但是为了天下苍生，这样的人做的事情是明知不可为却为之。他们不惧怕什么，只是用心地去做他们力所能及的事情，这就是孔圣之道。
纵观历史就会发现，史上很多人都是南怀瑾所说的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圣人。王安石变法的主旨是改革北宋建国以来的积弊，目的在于缓解国家积贫积弱的现象。变法之前没有进行有力的宣传，导致变法脱离实际，而且是以触动封建社会统治者的利益为出发点的，必然会因此而遭到统治者的阻止。在封建社会，触动封建者的利益，那就是大不韪的事情，变法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变法的影响是巨大的。同样的以触动封建社会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戊戌变法”，虽然只有短短的一百多天，但是已经将资产阶级新的思想传入了人民大众的思想，他们做得无怨无悔，即使牺牲性命也高喊“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他们都是时代的圣人，敢于冒着“大不敬”的罪名去做对百姓、对国家有用的事情。
南怀瑾说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其原因就是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种人心忧天下，是时代的圣人，也是影响后世的楷模。他们为了国家、为了社会而去争取更好更有利的生活方式，哪怕只是沧海一粟，但是他们也会不遗余力地做他们觉得是利国利民的事情。所以，他们的事业是千秋万代的事业，是真正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