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自失
在乾隆十三年这个不祥的年头里，还发生了哪些意料之外的事情呢？
苏州一案是所谓“大不称心”几件事中，没有提到的一件。之后复因各省屡有聚众抗官事件，特命刑部照陕甘刁民聚众之例，立即正法。
到乾隆十四年的秋审、朝审，皇上还一改从前的做法，不留情面，大批勾决，即行处死。
一时大狱叠起，形成前所未有的恐怖气氛。据说，昔日时的宽仁皇帝，一下子变成了铁腕皇帝，整个朝廷为之震惊。这一切似乎都是由于丧妻后产生的一种变态心理。皇上在处决他的大臣时，不再垂泪颁谕，心中戚戚，而是怒气冲冲，心安理得。由寅畏小心，一变而为生杀予夺，逞情而为。
刘松龄的书信中并未提及此事，但他所说假如在江苏、浙江发生了什么起义的话，是否也有所指，我们就很难断言了。不过，对于“金川之役”，他却是有很多看法。
乾隆十三年处理的另一大事，正是“金川之役”。金川处于四川西北部，地势极为险恶，气候恶劣异常。乾隆十至十二年，在金川附近的“瞻对之役”中，清廷用兵二万，耗帑百余万，结果只草率了局。金川之役则耗费了军费近二千万两（当时一年岁入惟二千七百余万），调用十万官兵（加夫役几近二十万人），死伤数万，阵亡总兵、副将、参将等将领数十人（对方只有人口一万，战士数千）。为了这场意想不到的挫折和惨败，处死了经略大臣讷亲、川陕总督张广泗、大学士庆复等。战争最终以一个虚假的“胜利”结束（它成于另一个亲信大臣、皇上的妻舅傅恒之手），以之挽回在全国面前丢尽的颜面。
这在乾隆朝十几年时间里还是没有过的。
十三年十二月辛卯，上谕：朕实为大不称心。如果说表达了对皇后丧仪风波的一丝自责之意，对这两次战争就更明显了。针对瞻对之役，上谕：
既已失之于前，不可文饰于后。此一事，我君臣皆不得辞未曾妥酌而率尔兴戎之咎。
对于金川之役，更屡次谕及：
朕心深为追悔，不知上年何以办理至此，岂非前谕所谓命运使然者耶？朕思用兵一事，总系从前不知其难，错误办理，今已洞悉实在形势……此事错误，朕君臣同之。朕既知而速改，……乘此收局，犹为未晚。若更日引月长，无所底止，何以善其后？部库帑藏，内地民力，皆所当惜。
而更重要的则无过于对乾隆初政第一大事——粮政努力的自责。
乾隆初年，政府成倍增加了仓储和扩大了赈恤力度，至少它在救灾中——那几年灾害颇多，特别是乾隆六到八年——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但它也带来很大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如同其他许多事情一样，积因已非一日，皇上早也有所觉察，但迟迟难以下定决心罢了。
在乾隆八年两江赈灾时，皇上就有过一番检讨。但认为那不过是一个短期现象，因此只采取了一些权宜措施。乾隆十二年十月十三日，御史欧堪善重提这一问题。十二月戊辰，终因“迩年以来，（米价）日见腾贵”，发动了一场对粮政和粮食问题的大讨论。时距皇七子永琮出痘而殇，尚有半个月时间。上谕：
朕思米谷为民生日用所必需，而迩年以来，日见腾贵，……夫商贩流通，贵则征贱，间或暂时翔踊，何至连岁递增，有长无落？
若谓囤户居奇，此实弊薮，然自地方官力所能禁，何至全不奉行，任其垄断累民？……
若谓户口繁滋，则自康熙年间以来，休养生息，便应逐渐加增，何独至今日而一时顿长？
若谓水旱偏灾，则亦向来所有，何以从来未闻如此之贵；且亦当歉者贵而丰者贱，又何至到处皆然，丰歉无别？
若谓康熙年间仓储有银无米，雍正年间，虽经整饬，亦未详备，今则处处积储，年年采买，民间所出，半入仓庾，未免致妨民食，此说似乎切近，……朕反复思之，不能深悉其故，亦未得善处之方……
因此令各省督抚“详求得失之故，据实陈奏”。
其后几个月时间里，在经过一番小心的试探之后，各省督抚纷纷把他们的意见奏告上来，共有二十余份。自乾隆初年以来，这种“汇议”已有过多次，如有关矿政、水利，以及禁铜、禁烟、禁酒，等等，而这一次恐怕就是最著名的了。
粮政方面的努力已持续了十几年时间，现在要求“下马”，这能行吗？对这样一个政体来说，最不愿意面对的就是所谓“失败”了，它可能引起各种连锁反应，造成不可想象的后果。因此即使没有那些政治风波，那些官员们也有充分的理由格外当心了。
封疆大吏们各执一词，又像是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从各个角度开说着各自的道理，生怕没能团弄好皇上，事与愿违，惹出不必要的麻烦。不过，毕竟由皇上先带了头，他们那些大胆的言论，也就不显得那么尖锐和冒失了。终于，矛头都对准了人事上的原因——采买过多。或可与这些地方大员媲美的，是大学士傅恒在金川战事中如何“诱导”和“维护”皇上下定“收局”的决心的。
其时“运度驳杂”，特别是“自办理金川军务以来，一切政务，未免因此分心”。诸项大事交织在一起，交互作用，没想倒促使皇上下了决心。乾隆十三年七月，讷亲在金川的败报传来（同时关于粮政的大多数奏议已经上报），与其拖延下去，似不如快刀斩乱麻为好。新的决策就这样定了下来，上谕：
迩年以来各省米价不见其减，而日见其增，反复推究，莫知致此之由，……众论颇以为采买过多，米价益昂。因思生谷只有此数，聚之官者太多，则留之民者必少，……朕既知初意之失，不可不为改弦之图……
令各省常平仓谷悉照康熙雍正年间旧额，其多贮者，以次出粜，著大学士等妥议具奏。所谓“既知初意之失”，已与“罪己诏”相去不远，跟着政策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其时，几乎接到一个败报，即有一个新的决定出台。乾隆十三年十二月，大学士等议复：通计十九省应贮谷三千三百七十九万石，较之乾隆年间定额四千八百万石，计减一千四百余万石。
为此皇上不惜回到雍正朝苛严的老路上去，乾隆十四年二月己亥，上谕：
朕恭阅皇考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见批示原任浙江巡抚黄叔琳缓征一折，备悉外省官民，沽名邀誉，藉端逋欠情弊，曲中隐微。仰见皇考聪明睿智洞达治体，朕远不能希踪万一。
迩年来各省督抚，凡有奏请缓带旧欠钱粮，朕必降旨俞允……督抚身任地方，固当爱养斯民，亦宜兼筹国计。如偶遇水旱歉收，民力果属拮据，自应据实陈奏。不然，则违道干誉之积习，与顽户猾胥之浇风，亦当深戒而切禁之，毋谓殊恩之可以滥邀也。
乾隆十七年，谕：
所有存贮实数得十分之三四，即不必亟资买补。其动帑委员采买之处，似可概行停止。
随后，米价也随之下降并趋于平稳。
但此一事中，亦不免有虚夸、好名之一面，日后曾于《御批纲鉴》（卷40）中写道：
常平亦不过救什伯于千万耳，曾力行之，终无实效……利不什不变法，废之而其怨者将益众，毋宁仍旧贯而不为其已甚，斯可耳。
乾隆二十一年三月，上谕：
事当据理据实，慕虚名而为多损少益之事，初年或有好名之心，今则经事久而见理真，不为此矣。
乾隆初年的“粮政事件”就这样中止了。它前后贯穿了乾隆初政十几年时间，到乾隆十三年似乎又回到了原点。以致粗看起来，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清代史书中几乎没有关于此事的记载。又像是有人蓄意隐瞒，清廷档案缺失最严重的就是乾隆朝前十三年这一段了（比照前后两个时段都少了很多）。
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从此，皇上放弃了他“回向三代”的宏大目标。一个常人对于普通的“失败”都难以接受，何况关乎到他——要知他虽未经民选，却是抱着一番信念，有理想，有抱负，而充满自信的走上这个位置的——的毕生事业呢！此刻皇上心中的痛苦，真是不可言喻。
历史是一个大整块，在“乾隆十三年”这件事上，不能不看到皇后之死和金川之败的原因，也很难说哪一个是带有决定性的因素。而只能说，粮政困扰是时间更持久，层次不同，或者也是更应引起我们重视的一个政治事件。它的一“进”一“退”，都亟富有意义。
皇上也多少意识到了，这一“退却”决非无谓。他后来追述说：乾隆初年，打算充盈仓储，一举解决粮政和粮食问题；实行一个时期以后，“旋因市价增长，即令停罢”。开始认识到，“陈编所载余三余一之文，固为足食本计，第在当时原属地广人稀，又列国各守其封域”；而今情势变易，“何如即以此留之民间”，政府“临时善为补偏救弊”而已；除此之外，恐“无他一劳永逸之计也”。
又说：“以君养民则不足，使民自养则有余，诚不易之论”；若“举身家衣食之切务，皆委之在官”，官米有限，“焉得人人而济之？”“大概市井之事，当听民间自为流通；一经官办，本求有益于民，而奉行未协，转多扞格”。
事隔多年之后，还说：“（米粮）何如留于闾阎，听其自为流转？”米粮盈绌，“总在转运流通，源源接济，方不致市价腾涌”；“若概欲官为经理，势必有所难行”。
当时还很少人认识到这一高度，唯袁枚批评流民留养资送制度时说：昔日“病在恩之过少”，今之“病在恩之过多，遍地皆赈，故转而生游惰之志”，与其如此，“何必纷纷官办”？
由此可见，乾隆十三年粮政决议的真正含义，是在政府角色的深刻转变，而并不在于粮政一个方面，以及国家粮食储备的数量多少，更不是为节约钱粮起见，或为一时的财政紧张所致。
乾隆十三年以后，随着粮政方针的改变，其他一些方面也出现了政策的“收敛”。
如何定义这一个“收敛”和确定它的范围？粮政无疑是首要的一个，其中包括捐监的停止，流民留养资送制度的废除，烟禁、酒禁的解除等等。其他还有：
停止金沙江等水利、河工及地方工程；
停捕蝗收买蝗子等“非概可经官办理”者；
改商业贸易之官办者为“仍令商办”，“而官为总摄照看”；对蒙古开垦发布严厉的“封禁令”；
限制和固定“火耗归公”以来增加的地方行政开支；
定满洲相杀例，于秋审时俱入情实；
停止由大学士、九卿通行甄别现任科道；
著停止进呈经史；
著停止使用奏本，一律改用题本，“以示行简之意”。
恢复屡次免除的米豆关税；
定关税赢余，一照雍正十三年额；
停议改铸钱文，“以不治治之”；
从初期对天主教较为和缓的做法，改为厉行禁止传教；
浙江海塘（北岸）动帑官办，（南岸）不若酌从民便，听其自为修补；
在其他一些地方，则出现了不思进取，得过且过一类的现象，……等等。
皇上为此也得到了不少经验教训，其中之一，就是经过十几年的执政，有了更多的实际经验。乾隆十四年十月戊寅，上谕：
盖执两用中，必随时消息。当临御之初，因人命攸关，实切切而不忍，宁失之宽。今阅历既久，灼见事理。若一味姑息纵舍，则失之懦弱。裁度因时，方得权衡不爽。非有意从宽，亦非有意从严。且非前此从宽，而今又改为从严也。此中斟酌苦心，众人安能尽喻，是以详悉谕令知之。
所谓“阅历既久，灼见事理”，或“天下事有言之近理，而行之了无实际者”，“知其一不知其二”，以及“务虚名而受实祸”云云，大约也都是指这一类情形。
“收敛”的那些内涵是很难用由“宽”变“严”来解释的。尽管由宽转严是一个确实存在的现象，“宽严之辨”也成为一个被多次议论的话题。
不过，乾隆初期并不是一味从宽，只宽不严的。比如，处死曾静、张熙，比乃父可是还要“严”了；甄别僧道，也不能说就是“宽”；对于“聚众”，始终都是“严”的；在扩大仓储上，更有许多地方“严”过了以前。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乙亥，上谕：
总之办理事务，宽严当得其中。若严而至于苛刻，宽而至于废弛，皆非宽严相济之道……朕降此旨，非于即位之初申饬诸臣以示威，欲其畏惧也。
明摆着是有其“严”的一面，并申明必要时还须用“严”的。乾隆元年以后，即发生若干从严的实例，五月庚申谕：
朕御极以来……去其烦苛，与民休息，并非宽纵废弛，听诸弊之丛生而置之于不问也。而内外臣民，不喻朕意，遂谓法令既宽，可以任意疏纵，将数年前不敢行为之事，渐次干犯……
朕看此等情形，天下臣民，竟有不容朕崇尚宽大之势。《传》曰：宽则得众。《易》曰：元者、善之长也。朕以天地好生之心为心，岂肯因一二无知之辈，即自改其初志。但治贵得中，若于玩法之徒，亦用其宽，则所谓稂莠不除，将害嘉禾。倘不速为整理，恐将来流弊，无所底止。是以近日处分臣工数案……
为治之道，固当如是。朕岂忽变而为严刻者哉……总之治贵得中，事求当理。不当宽而宽，朕必治以废弛之罪；不当严而严，朕又必治以深刻之罪……则朕之百姓，可以永久受朕宽惠之泽矣。
乾隆六年七月癸亥，谕：
近来鄂善、喀尔钦、萨哈谅及赵国麟、卢焯等案，皆朕准情酌理，不得不如此办理者。而外人不能深知，未必不以为涉于严峻。即进言进讲诸臣，颇有以效法皇祖崇尚宽大为敷陈者，则外人之议论可知矣……
从古帝王，以优柔寡断而致败者恒有之，从未有振纲肃纪，生杀予夺，大权不移而致败者也……夫栽培倾覆，惟人自取。或宽或严，总归一是。成心不可有，定见不可无。朕岂中无主宰，忽然而宽，忽然而严者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