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苏军也并非是西方媒体所宣传的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强大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杰出的组织能力是所有共产党国家军队都具备的。苏联政府为阿富汗老百姓提供了医疗、教育、住房、交通及现代国家的基础建设，相对于后来为了站稳脚跟就纵容当地豪强种植鸦片的北约部队，苏联人做的要好得多。为了避免平民在交火中伤亡，在战役开始之前，苏军往往会先建好居民点、医疗点、饮食点以及取暖点来安置平民。苏军政委还需要带领工作队，把开战通知送到部落首领手里，劝说老百姓不要出门。这些都是客观事实，是必须承认的。与之相对的，由西方所支持反政府武装和我们抗战时期的游击队完全不是一回事，他们打仗是基于宗教而非民族主义——阿富汗是以部族为基础的社会，老百姓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远没有宗教和部族来得强。反政府武装常常会利用平民，甚至是妇女和孩子做人肉盾牌，如果谁出去躲避战火，就要杀死他的全家——这绝不仅仅是一句威胁，时至今日基地组织在世界各地所实施的各种恐怖活动已经明白无误地证实了这一点。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曾被西方国家誉为“自由战士”的武装分子，如今成为了令西方国家咬牙切齿的“恐怖分子”，策划“9.11事件”的本·拉登及其组织就是美国中情局培养出来的，而且其家族与美国的布什家族在生意上更是过从甚密[9]。
阿富汗革命政府相对于后来的塔利班以及阿富汗现政权都更加世俗化，并开始在农村推行土地改革[10]，这一点同样是无法否认的。当然，当时的阿政府做出了一系列脱离国情的事情，这也是不能否认的。苏军在一个主权国家内用兵，并干掉了人家的国家领导人，本质上和越南战争中的美国人别无二致，这同样是不能否认的。
苏军撤军之后，纳吉布拉领导的阿富汗政府仍旧坚持了三年，直到戈尔巴乔夫断绝了苏联对阿富汗政府的援助，阿政府的抵抗才最终宣告失败。一个粗具雏形的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由此又倒退回了宗教专制、封建割据的社会形态，女孩子们再一次不能去上学了，老百姓的生活中只剩下了内战、贫困、宗教和毒品。
回望车臣
现在的俄罗斯车臣共和国是俄联邦的八十九个联邦主体之一，位于俄罗斯北高加索捷列克河沿岸，北与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为邻，南与格鲁吉亚共和国接壤，东靠塔吉斯坦共和国，西部是北奥塞梯共和国，面积1.5万平方公里。
车臣民族祖居高加索山区，15~16世纪金帐汗国解体之后，开始向平原地区迁徙，并开始信奉伊斯兰教，属逊尼派。车臣民族与俄罗斯的渊源始于18世纪初，俄国正在彼得大帝的统治之下。俄国的崛起与扩张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当时的俄国以东正教保护人自居，宣称自己“有义务保护东正教国家免遭穆斯林的入侵”。具体来讲，这包括两条战线：向西，以帮助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和希腊人挣脱奥斯曼土耳其奴役的名义，进入巴尔干半岛；向南，则借帮助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反抗波斯人的入侵的机会进入高加索地区——1795年，波斯人攻陷第比利斯，沙俄军队要援助格鲁吉亚人，就必须穿越车臣人的领地。
在这一背景下，沙俄进入车臣地区。1785年，车臣宗教领袖乌苏尔马率领车臣人、卡巴尔达人和卡尔梅克人与俄军展开激战，最后以失败告终。而在19世纪初至50年代，沙俄又与车臣人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高加索战争”，直至1859年，当地宗教领袖沙米尔被俄军生擒，车臣才并入沙俄版图。19世纪70年代，沙俄与奥斯曼土耳其再次开战，车臣人也闻风而动起义，又一次遭到镇压。
而在苏维埃时代，车臣民族与俄罗斯之间的积怨并未消减，反而进一步加深了。平心而论，这和苏共的一些失误以及错误是分不开的：20世纪20年代末，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开始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加速推进国家工业化进程，在全国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运动，并划分成分。在俄罗斯地区，一般的贫苦农民是养不起马的，而车臣族由于从事游牧业，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马匹。由俄罗斯族工人组成的工作队，往往把有马的车臣人统统划为“富农”——不但没收财产，还要消灭掉。这种荒唐的做法激起了车臣人的普遍反抗，据统计，从1929~1935年，车臣共爆发了286次反抗建立集体农庄的事件。
在随后30年代肃反运动中，车臣民族的许多干部和知识分子同样受到了冲击，这就又进一步加深了车臣人对苏共和俄罗斯人的民族仇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车臣人的这种民族情绪被德军所利用，纳粹许诺给予车臣人充分的自治权利，从而得到了一些车臣部族的支持，部分车臣人成立了一个“高加索兄弟特别党”，与德国人合作——战后联邦德国对车臣的影响其实也一直存在，后来的车臣分裂运动中，以德国为首的西欧国家一直明里暗里在推波助澜[1]。2000年之后美元逐步显现出颓势后，德国政府为了促成俄罗斯在货币、中东等问题上和德法实现合作，德国情报机构曾将手里掌握的有关车臣分裂势力情报交给了俄方[2]。总之，车臣人在德国占领期间的表现，激怒了苏共高层，另一方面在战争仍在继续的情况下让一个离心离德的民族占据一处战略要冲也很难让苏联高层放心。1944年2月苏军重新收复车臣之后，苏联政府随即强行将车臣人全部迁往哈萨克斯坦、中亚和西伯利亚。在流放地，车臣人与当地居民隔离居住，每月要到内务部门登记，出远门要请示汇报，不允许开办用车臣民族语言教学的学校——实际等于被剥夺了公民权利。斯大林去世之后，到1957年苏联政府宣布为车臣—印古什民族平反，恢复其自治共和国的建制，并允许车臣人返回故乡，为了给予车臣人补偿，又把捷列克河以北的非车臣人聚居区划归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但是这些举措并未完全弥合民族间的情感裂痕。
车臣问题的另一面则源于车臣人的民族特性。在并入沙俄之前，车臣民族仍然是原始的游牧民族，其社会构成还处在原始的氏族阶段，社会结构是建立在家族和部族基础之上的，四分五裂、凭实力火拼是社会的常态。这使得车臣人对国家缺乏认同感，使之始终没有融入真正的现代社会；反过来说，与苏联主体社会的隔壑又阻碍了车臣的移风易俗，使其文化始终保持着这种“原始”特质，一个死循环就此产生。
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内政问题开始凸显出来。车臣人存在不事生产的民族特性、原始的社会结构以及过高的出生率，导致车臣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车臣人平均受教育程度都比较低，且这一地区的失业现象特别严重，他们维持生活的费用90%要依靠政府的预算拨款，至1991年，车臣人的失业率达30%，而同时期全苏失业率还仅是个位数。这就使得车臣人容易受到极端分子的煽动铤而走险，而此时的苏共中央已经无力顾及这一问题了。
联盟的解体，最终引爆了这颗“不定时炸弹”。车臣分裂始于1990年，在“8·19事件”之后，民族分裂势力开始公然冲击苏共政权机构，而苏联的激进“民主派”们此时对于反共已经达到了一种歇斯底里的程度。叶利钦曾赞许杜达耶夫是“山区里的叶利钦”，而为了避免被扣上“压制民主”的罪名，包括克格勃在内的苏联各强力部门事实上都只是在袖手旁观，原本可以在初期压制下去的小规模分裂活动至此开始演变为一场灾难。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所谓的“车臣总统”民主选举，将所有的非车臣族裔全部排除在外。即使这样，在武装分子的监视之下，杜达耶夫的得票率也仅仅是12%，但他仍顺利“当选”了。
车臣虽然只是处于里海与黑海之间的弹丸之地，但却是进出高加索的咽喉要道。它的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从中亚向欧洲输送石油的管道同样也必须经过这里。长期以来，能源产品是俄罗斯除军火外在国际市场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商品。因此，牢牢控制住车臣无论是在沙俄时期还是苏联时期都始终是基本国策。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激进“民主派”们正在忙于架空联盟中央，通过了《俄罗斯联邦主权宣言》。1990年8月，刚刚当选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叶利钦，来到俄罗斯联邦的鞑靼斯坦自治共和国视察，在那里他发表演说，鼓励鞑靼斯坦“尽可能地争取独立”，这实际上是想通过地方领导人的手暗中破坏戈尔巴乔夫为缔结新的联盟条约所做出的努力。叶利钦还曾经公开煽动说：“地方能吃下多少主权，就拿走多少主权！”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当时的叶利钦嘴上虽然仍坚持维护车臣主权的原则，但其具体实施则是非常软弱的，甚至可以说是在推波助澜。在与分裂势力的谈判中，联邦政府一味地妥协：承认了杜达耶夫的总统地位；以方便拨退休金的名义，对车臣银行的账户解除冻结；车臣还得到了给自己的公民颁发护照的权利；在1992年5月格拉乔夫甚至命令北高加索军区把一半（实际则是95%）的武器装备移交给了车臣武装，其中甚至包括最先进的俄军中都不多见的T-80坦克。1992年5月25日，杜达耶夫与俄联邦代表斯特罗戈夫中将签署了《关于撤军和车臣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分配财产条约》，据此，联邦一切行政机构全部撤出车臣。俄罗斯除了在名义上没有认可，实际上已经完全承认了车臣独立，车臣因此获得了事实上的独立国家地位。
但是，由于车臣民族原始的社会体系，这里并未真正建立起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体系，更遑论“现代民主国家”，宗教和民族极端主义的统治使这里看上去更像是塔利班制下的阿富汗，种族清洗迫使多数非车臣族裔选择出逃。比中国北京市面积还小的土地上竟然是军阀割据、派别林立。而由于车臣民族不事生产又崇尚武力，其对周边地区的犯罪活动始终未停止过：伪造汇款单、以半官方性质造假币、盗窃石油产品、抢劫过往列车以及劫持人质，勒索赎金，这些竟是车臣资金的主要来源，在一些地区甚至还存在奴隶贸易。简单说，对车臣分裂势力的妥协并未达到止损的目的，相反使之成为了俄罗斯身体上的一处病灶。另一方面，俄罗斯国内政局在1992年后逐渐趋于稳定，同时，为了恢复国家经济，石油出口问题变得异常重要，车臣既是石油产区又是通道，同时车臣分裂势力还威胁着整个高加索地区的能源战略布局，在这种背景下，1994年12月，俄军兵分三路开进车臣境内，时任国防部长的格拉乔夫曾自信地说：“只需一个空降营，几天就可拿下格罗兹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