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后，1978年波兰裔的保罗二世在美国情报部门的帮衬下成了历史上第一个非意大利籍的教皇，借助保罗二世在波兰的影响，教会势力开始大举向当时还是华约成员国的波兰进行渗透。而在此之前，借助《赫尔辛基协定》团结工会已经在波兰折腾得风生水起，连波军总参谋部都有高级军官都被中情局策反。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执政地位在当时已经开始出现动摇。至此苏联的东欧盟国集团身上的炸点也已经布置好了。
不仅仅是在党外，在苏共党内，为了抓住权力，很多人同样选择去搞“挟洋自重”。在雅科夫列夫的牵线搭桥之下，1984年戈尔巴乔夫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伦敦郊区切克斯别墅一对一地秘密会见，谈了什么至今没有完全解密。但之后西方各个国家立即统一形成了舆论热潮，它们“盛赞”戈氏“是苏联理想的接班人”，“是具有新思想的新一代领导人”，“是可以打交道的人”。戈氏的那颗带有招牌式胎记的半秃脑袋在当时常常会出现在西方的各种杂志上，其中包括《时代周刊》——撒切尔夫人曾自豪地说：“是我们把戈尔巴乔夫提拔起来当了总书记。”
1986年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的雷克雅未克会见也是一对一，戈氏亮出了他的底牌——已做好牺牲苏联利益，为美国效忠的准备。戈氏后来公开地承认：在雷克雅未克会见时“实际上已把苏联交付美国听凭处置”，他说：“雷克雅未克实际上是一场戏……一场重头大戏……我认为，如果没有里根这样强有力的人物，整个过程就不会开始……这次峰会上我们……走得已经那么远，根本就不可能再有回头路。”1989年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同老布什总统会见的时候，整体移交苏联内政、外交阵地的过程已经完成，当时有个快言快语的外交官形象地说：“冷战是在地中海暖洋洋的海水中埋葬的。”
背叛
如果说戈尔巴乔夫还只是迎合西方势力的话，叶利钦、谢瓦尔德纳泽、切尔诺梅尔金等人则走得更远，这些人代表了苏共党内的反叛力量。早在1987年夏天，当叶利钦尚未与戈尔巴乔夫发生冲突之时，叶利钦就开始与美国驻苏联大使进行接触，他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坦率”，给美国大使留下了强烈的印象。美国随即将他作为重点工作对象，全力支持他对抗苏共中央、对抗苏维埃政权、分裂苏共和苏联的一切行为。由此开始，叶利钦或者说是苏共内的反叛力量取代了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改革派，成为西方国家眼里“更可以打交道的人”。此前戈尔巴乔利用外交场合所反复宣传的“新思维”、政治改革等话题，此时对西方国家恐怕已经不再有那么强的吸引力了。
在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公开发生冲突被开除出政治局后，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那时美国利用各种机会始终与叶利钦保持着密切的接触。1989年叶利钦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并进入最高苏维埃，当年9月随即访美，而美方则破格接待这位“非正式访问”的“非官方人物”，安排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和前总统里根等诸多政要同他会晤。叶利钦回国后，随即加紧展开反共活动。一方面在党外谋求取消苏共领导地位的宪法的修订，另一方面在党内领导“民主纲领派”进行“政改”，力图“彻底改造”苏共，剥夺党的领导权。
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政治斗争，说白了就是苏共高层瓜分国家和人民财富的一场利益之争。为了自身的私利，这些人可谓不择手段，完全罔顾其他——在这场斗争中美国政府竟被请出来担当起了协调人的角色。叶系与戈系后来的“联手合作”是由白宫和美国国务院推动的，在大国政治中恐怕找不出比这更荒谬、更可悲的事情了。1990年3月，叶利钦当选为当时苏联范围内最大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共和国议会的议员，同年6月，他凭借一系列“政治秀”当选为俄罗斯共和国的主要行政长官。此后，叶利钦和他的助手们开始采取一系列政治手段，破坏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导致国家经济增速出现明显下降，降幅约为2%左右。1991年，叶利钦又进一步破坏中央计划，他把俄罗斯税收的绝大部分截留了下来，不再上交中央财政，而俄罗斯共和国则是苏联的主体部分，苏联经济因此当年就下降13%，这最终诱发了苏联的解体——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经济中出现的问题，根本不在计划经济体制内部，而完全是人为破坏的结果。
苏共反叛者们最终成了后来苏联解体最大的获益者。如今俄罗斯最富有的人正是当年党内的“精英”。所谓“改革”，说到底改的就是一个社会财富分配体制——把原来相对平等的财富分配体制砸碎掉，然后把财富堆在那里，让人们一哄而上去抢，谁抢着算谁的，苏联的“经济学家”们美其名曰自由竞争。而这些身居要职的精英们早已给自己占住了最好的位置，这样一来结果可想而知。除了众所周知的叶利钦家族之外，还比如说切尔诺梅尔金，20世纪80年代他当过苏联天然气总公司的总经理，1992年后天然气公司“私有化”后，切尔诺梅尔金摇身一变成了天然气股份公司最有实力的控股人，控制着全世界40%以上的天然气资源，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几个人之一。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科尔科夫斯基，利用自己的职位创办了一家大银行，把原属于人民的财富变成了他个人的财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党内的“激进民主派”曾大肆批判苏共高层的腐败与特殊化，平心而论，那时苏共领导干部们的特殊化还仅限于偷偷摸摸地搞些特供商店之类的东西，在莫斯科库图佐夫大街上有一座公寓楼，里面的户型大致是200~300平方米，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和安德罗波夫的居所就在里面。而与此同时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莫斯科就已经实现了电气化，每五个家庭就有一辆私人汽车，苏联公民每月用于文化娱乐的支出占工资总额的10%~15%，更重要的是涵盖全民的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以及免费住房。对比1991年之后富可敌国的新贵们的奢华生活，苏共时期的腐败着实有点小巫见大巫了，而俄罗斯民众在当时所面临的局面则是：国民人均寿命缩短，治安恶化，贫富差距拉大，国家工业体系支离破碎……
相比于这些新贵，戈尔巴乔夫的晚景就差多了。这并非是由于一些文章中所说的愚蠢或者是“好心办坏事”，这其实是他与叶利钦斗争失败的结果。苏联解体以后，叶利钦给戈尔巴乔夫的只是每月4000卢布的退休金——这也是戈氏在辞职之后所唯一关心的事情，这个数目在当时是退休领导人的最高标准，可不幸的是随着俄罗斯国内疯狂的通货膨胀的到来，这笔钱折合成美元之后不过2美元而已——当时普通人生活的困难程度可想而知。为此，戈氏曾一度像艺人一样忙着在西方国家拍广告赚钱，他曾带着10岁的孙女入镜拍了必胜客广告；拿自己的名字为伏特加酒做了商标；甚至还曾为路易·威登（LV）做过广告……或许是出于虚荣或是其他的原因，戈尔巴乔夫在1996年曾“重返政治舞台”参加了当年的俄罗斯总统选举，结果得票率不到1%，在进行竞选演说时，甚至挨了民众丢过去的鸡蛋。如果你有机会去位于莫斯科的“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办公地点，迎面看到的第一件东西将是一副超大的戈尔巴乔夫肖像照片，之后便是他各个时期的照片，由此对这个人的性格或者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二。
2001年俄罗斯科学院综合社会研究所的民意调查表明：有64%的被调查者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应对苏联解体承担主要责任。2004年10月20日，土库曼总统尼亚佐夫[2]访华时在北京说道：“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加快了苏联解体的过程。前者解散了苏共，使苏联解体，后者则割断了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相互联系，使经济瘫痪。”这番话点明了戈尔巴乔夫由于放弃苏共领导导致国家解体的原因，同时意味着，无论是俄罗斯人，抑或非俄罗斯人都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应对苏联解体负责。
暗战
在苏共内部如此“配合”的同时，美国人也没有闲着。美国政府制定肢解苏联的行动计划始于1981年春，策划大致完成于1986年底——也就是戈尔巴乔夫与里根单独会见之后，前后一共耗时5年多一点的时间。这一行动当时是背着社会公众、政府和国会秘密进行的，知道内情的仅限于高层的少数几个人——总统里根、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总统国家安全助理理查德·艾伦和国防部长卡斯帕尔·温伯格。现在公布的资料表明最早提出这一计划的是威廉·凯西，“凯西、艾伦、温伯格在总统的支持下，决定向苏联发出挑战……我们认为雅尔塔会议无效。”回忆人记得在凯西提交了阿富汗战场等情报报告后，提到了苏联问题，凯西认为美国没有必要再继续遵守以往的游戏规则。
哈佛大学历史学家理查德·帕普斯为里根草拟了美国对付苏联最新战略计划，代号为：NSDD-75。这一次世界大战略表明了美国政策中的“革命性转折”。“我们当前的目标已经不是与苏联共存，而是要改变苏联的制度。”“我们完全有能力借助外部压力来改变苏联制度。”“通过利用苏联内部的弱点来动摇苏联制度是美国的目的。”为此，美国展开专门行动，开始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内部寻找他们觉得可靠的代理人——雅科夫列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这些人恐怕就是他们的“工作成果”。通过给阿富汗反政府武装以及东欧的反对派以物质和政治支持，使苏联卷入两场尖锐的危机——阿富汗战争和波兰危机。
与NSDD-75计划配合的还有另一套反苏经济战方案，代号是：NSDD-66，在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开始执行，策划者是里根的苏联经济顾问亨利·罗恩。NSDD-66的主要任务是：切断苏联从西方获得先进技术用于产业升级的渠道；打击苏联外汇的主要来源——石油和天然气的贸易。克格勃和苏共高层当时都知道存在这样一系列“旨在推翻苏联制度的美国情报机关和其他特工机构的计划”，然而忙于瓜分国家财富的权贵们显然对此并不在意。相反，为了在政治斗争中占据上风，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乐于主动迎合西方国家。
实际上针对苏联的暗战早已展开，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逃出俄国的白俄、无政府主义者、苏共党内的失势力量各色人物组成了大量的地下团体。而这其中对苏维埃政权真正形成严重威胁的则是一个被称为“俄罗斯团结者人民劳动联盟”（NTS）的地下组织——该组织应该是在1930年前后由一群流亡的白俄后人在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创建，以推翻苏联政权为其根本宗旨。最初NTS只吸收30岁以下的年轻人加入。从科学角度说人的大脑前叶要到20岁以后才能逐步停止发育，这就意味着年轻人更容易接受外界信息的影响，其次年轻一代由于没有经历过十月革命，对俄国革命前后的变化自然也就没什么概念，他们看到的就只有苏共的种种强硬手段，也就更愿意相信苏共是一个邪恶的势力。随着二战的结束，这条限制最终被取消了——因为十月革命的记忆此时在多数人头脑中都已经模糊了，没必要再专门挑年轻的进来。
二战结束之后，由于获得了大量来自西方国家的支持（主要的支持来自英国），NTS对苏联的宣传渗透手段已经达到无孔不入的地步，连出口到苏联的货物中也夹带着他们的传单。1955年开始他们在联邦德国向民主德国和苏联放飞宣传气球，并搜集苏联国内地址，然后大批发送装有宣传品的邮件。NTS甚至拥有自己的出版社和无线电台，每天都向苏联广播，其间还数次派间谍潜入苏联及东欧国家。这些举措让NTS在苏联获得了相当的影响力，以至于被时任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称为“头号敌人”。
1956年随着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出炉，苏联开始了一轮“去斯大林”化，而伴随着对这位政治家的通盘否定，当时一系列原本合理的政策也被否定掉了，安全工作的松动加上意识形态的混乱，给了NTS大量的活动空间。他们开始在苏联及其他华约国家散发传单，要求审判“斯大林的爪牙”，并号召民众组织起来举行罢工。这并非只是喊喊而已，1956年爆发的“匈牙利事件”便于此有着莫大的关系，而受匈牙利事件的波及，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及乌克兰等加盟共和国内的民族分裂也一度跃跃欲试。
在这一段时期，NTS之类的地下组织虽然活动频繁，但由于苏联国力整体处于上升阶段，加之克格勃的强力压制，所以效果一直不大，以至于很多苏联人干脆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负效应则是在人们看来苏联安全机关的很多举动是“神经质”、“无事生非”、“侵犯人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