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源远流长：中国人在康大(1)

8.1　施肇基：留学康大的第一华人

施肇基，字植之，江苏吴江人。早年就读上海圣约翰书院。1893年赴美国任驻美使馆翻译生，后辞职进入康奈尔大学学习，获文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施肇基是康奈尔大学第一位中国留学生，也是第一位在美国获得硕士学位的中国学生，更是中国第一任驻美国大使。

施肇基选择康奈尔大学，是因为他非常认可怀特校长自由开放的教学理念。怀特主张信教自由，所以当时学校还设有教堂；他主张选课制，让学生有权利选择自己喜欢的课程，因此学校减少了必修课，学习氛围空前浓郁。此外，康奈尔大学的学费相对比较便宜，入学考试也算简单，因此施肇基在辞职后考入康奈尔大学。施肇基在回忆录中写道：“余为中国学生在该校就学之第一人。”

施肇基在康奈尔大学就读于文学学院，在这段日子里，有两位老师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一位是历史教授史蒂芬斯，另一位是英文教授哈德。

史蒂芬斯教授当时所教的课程是欧洲近代史，授课之余，他也会给施肇基很多启发。他问施肇基：“来美求学，有何志远？”施肇基回答他：“中国积弱，受人欺凌，愿以所学，为国家收回权利，雪耻图强。”铮铮铁骨，斗志凌云。他的这番话得到了史蒂芬斯的赞许。从此，教授更为欣赏他，常常鼓励他扩展知识面，探索人类心理，研究用人之道，学会和他人合作。史蒂芬斯更是写信介绍施肇基认识各大高校的著名教授，让其从沟通中获得学识，切忌读死书。跟着史蒂芬斯学习历史，施肇基深谙“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道理。史蒂芬斯会和他讨论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如何雪耻图强，如何寻找合战伙伴。师徒两人常常在相互质疑问难中收获乐趣。

施肇基在康大就学第二年时，时任驻俄公使的杨儒来信邀施前往相助，因为他手下的译员抱病在身。那年施肇基22岁，出于对杨儒的敬重和友善，答应了这份差事。启程之前，施肇基拜别了康大的师长，得到了老师们的祝贺。唯独当时的英文教授哈德不支持他的休学，劝他专心完成学业。施肇基虽然很感激哈德的好意，但却不愿失信于杨儒。他许下承诺，将来一定会重新回到康大学习。

在担任杨儒译员的一年里，施肇基始终将康大的学业挂在心上，而杨儒不准许他的辞职，以至于后来两人不欢而散。1900年，施肇基重返康奈尔大学，第二年修得学士学位。当他准备毕业离校时，史蒂芬斯对他说：“来美游学之中国学生，往往大学卒业，即匆匆离去，若能再读一年二年，多增学历，将来回国不论在学识上、历史上，皆较一般为优异。施肇基听取了他的劝告，在一年后获得康奈尔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在康奈尔大学的日子里，施肇基常常思考中美之间的差异。美国人口稀少而国力强盛，而中国人口众多，国力反而衰弱，其中原因一定在于国民的品性差异。因此，施肇基与美国人士的来往更加频繁，希望能够探索到他们身上的优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施肇基性格开朗，喜欢结交朋友，周围的同学都很喜欢他，还选他做了《康奈尔年报》编辑。施肇基和前美国驻藩阳总领事威拉德·斯崔莱特（Willard Straight，康奈尔大学内威拉德·斯崔莱特大楼正是以他的名字命名）交好，施肇基惋惜斯崔莱特的英年早逝，捐出2500美元成立“施司奖学金”，规定施家子弟入学，优先获得。

8.2　中国桥梁之父茅以升

1937年，中国历时3年修建的钱塘江大桥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这是由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双层铁路、公路两用桥。横贯钱塘南北，连接着沪杭甬铁路和浙赣铁路。如今，76岁的大桥依然稳健地横跨在钱塘江之上，它的设计者是我国著名的桥梁专家茅以升。

出生在江苏镇江的茅以升自幼就显露出与众不同的聪慧，他从小便有过目不忘的本事，能够完整背出圆周率小数点后100多位。以升3岁跟着母亲学写字，5岁读入私塾，11岁进入江南中等商业学堂，他热爱英语和数、理、化等学科。他口才好，善交际，虽家境贫寒，但学习成绩十分优异。在他童年里的一个端午节，秦淮河上的文德桥被看龙舟的人群挤垮了，许多人不幸遇难，这让茅以升心里十分难过。从那时起，他便立志要为人民造出最坚实的大桥。

1911年，茅以升进入唐山矿路学堂（现西南交通大学）学习，这一年年底传来了辛亥革命成功的消息，1912年孙中山就任大总统。同班同学都纷纷出发前往南京，期盼能为南京新政府效力，茅以升也不例外。但他的打算遭到了母亲的反对，母亲要求他“先有学问再革命”。

1916年，茅以升以全校最高分考取清华大学官费赴美国留学。途经夏威夷檀香山时，茅以升触景生情，想起孙中山的教诲：“革命需要两路大军，一路是武装的大军，一路是建设的大军。中国要富强，仅交通开发一项就要修10万英里铁路、100万英里公路。在座诸君学习造桥、筑路也是为革命……”茅以升深感肩上的责任，决心努力学习桥梁建造，待日后归国学以致用。在办理入学手续时，康奈尔大学的负责人告诉茅以升，康大从未招生过唐山矿路学堂的学生，还不知道他们的学习水平如何，需要再进一步考核之后再确定是否录用。茅以升在这次考核中为母校挣足了面子，答得极为出色。康奈尔大学从此决定，对于唐山矿路学堂毕业的学生，康大一律免试录取。从此，从母校走向康奈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越来越多，而母校也和康奈尔大学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深受康大教学方法的影响，获得“中国康奈尔”的美称。结合自己的志向，茅以升选择了桥梁专业，和罗英、郑华一同成为第一批专攻桥梁专业的中国人。

当时康奈尔大学桥梁系主任贾贝克是美国著名的工程专家，他的许多著作都被美国大学的土木工程系用作教科书。茅以升也和这位名师结下不解之缘，他对茅以升非常器重，常常赠书给茅以升并解答他的疑惑，还邀请以升到他的家中做客。

1917年，茅以升和罗英、陈体诚等同伴在伊萨卡组织成立中国工程学会，还出版了月刊《工程学报》，当时同在康奈尔大学的赵元任、任鸿隽、杨铨等也组建了中国科学社，其会刊《科学》和《工程学报》同时得到了美国工程界和教育界的盛赞，也开启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史册。

茅以升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在康奈尔大学取得了硕士学位，也就是在那一天，康大宣布将对唐山矿路学堂的留学生实行免试入学。贾克尔对茅以升说，光靠理论是不够的，实践经验也很重要。贾克尔要求他教授的硕士研究生在毕业后尽量去梁桥公司学习设计、绘画等造桥技术。经贾克尔介绍，茅以升前往匹兹堡桥梁公司实习，他还利用闲暇时间在卡耐基理工大学夜校土木工程系攻读博士学位。1919年，茅以升成为该校第一名工学博士，他的博士论文《桥梁桁架之次应力》达到了当时世界领先水平，文中的见解更是被誉为“茅氏定律”。这一年，他还拿到了一个专利。

从康奈尔大学毕业后，茅以升继续在美国卡耐基理工学院（现卡耐基梅隆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成为该校的第一位博士。1937年9月26日，茅以升设计的钱塘江大桥建成通车，这是中国桥梁工程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结束了中国人的大桥由外国人来造的尴尬。然而，在1937年，为了阻止日军侵入杭州，茅以升忍住内心的剧痛炸毁了自己亲自设计的钱塘江大桥，并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组织进行大桥的修复。

8.3　胡适的留学日记

胡适——诗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和哲学家，曾担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胡适一生之中共获得了32个博士学位，授予其博士学位的学校有美国哈佛大学、美国南加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及香港大学等，皆为世界一流名校。1906年，胡适考入中国公学，1910年7月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国留学，因用“胡适”的名字报考，此后就正式叫胡适。他在康奈尔大学就读，先读农科，后改读文科。

胡适曾在《胡适留学日记》中记载了留学生活中的所见所感，这也是他在青年阶段内心变化的真实写照。胡适在自序中写道：“这十七卷写的是一个中国青年学生五七年的私人生活、内心生活、思想演变的赤裸裸的历史。他自己记他打牌，记他吸烟，记他时时痛责自己吸纸烟，时时戒烟而终不能戒。记他在一个时期里常常发奋要替中国的家庭社会制度做有力的辩护，记他爱管闲事爱参加课外活动，爱观察美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到处演说到处同人辩论，记他的友朋之乐，记他主张文学革命的详细经过，记他的信仰思想的途径和演变的痕迹。”

他曾经给自己的生活制定了规律：“每日七时起，每夜十一时必就寝，晨起做体操半时。每日至少读六时之书，读书以哲学为中坚，而以政治，宗教，文学，科学为辅。”他在康奈尔大学读本科时学过德语，除了英文书，德文书也常常成为他的读物。胡适在康大的大多时间都用在读书上，这奠定了他的思维基础：

“1911年2月23日

上课因作一文需参考书，遂至藏书楼读书，至夜十时半乃归，即灯下作之，夜半始脱稿。

1911年3月9日

昨日读美国独立檄文，细细读之，觉一字一句皆扪之有稜，且处处为民请命，义正词严，真千古至文。”

后来，他进入康奈尔大学文学院英文系学习，十分擅长英文写作。本科期间，他甚至拿过英文系的征文奖，也是第一个拿这个奖的留学生，这在当时得到多家媒体的报道。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胡适年轻时极好打牌，在他的日记里，有过连续三天打牌的记录：

“1911年7月6日

暑期学校第一日化学。打牌。

1911年7月7日

上课打牌

1911年7月8日

无事打牌，天稍稍凉矣。”

除上课、读书、打牌之外，胡适还乐于参加社交活动，他把大部分课余时间放在了世界学生会上。这是一个由各国学生组成的世界组织，主要是为了增进各国了解，促进世界和平。胡适曾在该会担任主席一年。关于社交轶事，胡适在日记中也有所记载：

“1911年2月16日

上课读Shakespeare一生事迹。连日失眠，殊非佳事。前此此间中国学生会拟著一书曰康南耳，余亦被举为记者之一，今日诸人分任所事，余分得本校发达史。

1911年2月22日

上课。夜赴青年会欢迎会，中西学生到者约五六十人，是夜有中西音乐及演说颇极一时之盛。”

留美的日子开阔了胡适的眼界，丰富了他的阅历。在一个青年思想极易发生改变的年纪，这几年的生活让他的脑袋里不断迸发出疑问，他带着疑问需找答案，形成了独立的价值观。胡适曾在日记中就国立大学的重要性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也对他后来在北大担任校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与英文教师亚丹先生谈，先生问：‘中国有大学乎？’余无以对也。又问：‘京师大学何如？’余以所闻对。先生曰：‘如中国欲保全固有之文明而创造新文明，非有国家的大学不可。一国之大学乃一国思想之中心，无之则所谓新文学新知识皆无所附丽。国之先务，莫大于是……’余告以近来所主张国立大学之方针，先生极许之，以为报国之义务莫急于此矣。先生又言，如中国真能有一完美之大学，则彼将以所藏英国古今剧本数千册相赠。余许以尽力提倡，并预为吾梦想中之大学谢其高谊。吾他日能生见中国有一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康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

8.4　《康定情歌》原唱回忆康奈尔大学

20世纪40年代中期，一首《康定情歌》红遍大江南北。“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端端溜溜的照在，康定溜溜的城哟……”唱红这首歌的，正是我国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声乐教授喻宜萱。

喻宜萱出生于1909年，江西萍乡上粟人，从小热爱音乐。1935年，喻宜萱考入康奈尔大学文学院音乐系攻读研究生，学习声乐。她擅长演唱西方歌剧和中外艺术歌曲，对中国声乐十分重视，曾在纽约、费城等地多次举办独唱音乐会，在我国音乐界修得相当高的造诣。2008年，喻宜萱老师去世，在她的作品中，曾有一段关于母校康奈尔大学的回忆：

往事拾零

时间无情地飞逝，屈指算来，我离开美丽的康奈尔校园已经50多年了，在悠悠岁月的长河中，有些记忆犹新，另一些则一片模糊，还有一些都忘得一干二净了，但无论如何，往事，总是自己数十年走过来的道路，在记忆库里搜索一番，总还是可以回忆起一些东西，我愿把想起来的一些关于我在康奈尔的课余生活片段写下来，也可留下一些我留学时期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