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研究涵盖30多个国家共14000家企业。结果显示管理的核心要素可以评估打分，管理绩效良好的企业不但生产力、市值与增长率较高，也更能够抵御全球金融危机等逆境。我们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八成以上的生产力差异发生在特定国家的特定产业，而所有国家所有行业皆存在长期经营不善的企业“长尾”。从这些发现可以看出，由公司高管主导的生产力提升方案，对任何一个企业都有着极高的潜在价值。当然，经营不善的企业长尾在印度等国家要比美国等其他国家要大。
传统上跨国企业不论其母国或经营地点为何，皆能有效实现上述潜在价值，因为它们的平均生产力原本就超过一般企业（见图2）。未来几年随着跨国企业在新兴市场日渐壮大，我们可能将看到这股强大的市场动力出现新的变化，协助大型跨国企业利用渗入整体经济的新技术与知识进一步提高生产力。跨国企业投资员工培训，提高员工技能，而这些技能会随着员工流动和自行创业渗透到经济体系。最后，跨国企业带来（与面临）的激烈竞争会迫使国内企业提高自身生产力——进而降低价格、增加需求，为客户创造更多选择。
有趣的是，经理人对于本公司的生产力或管理效能几乎浑然不知：我们发现在双盲研究中，企业经理人对本公司管理实践的排名，和麦肯锡的评估结果之间毫无关联性。我们建议公司内外部的重要经理人跨国轮岗，将优秀的管理实践移植到不同国家。通过轮岗，各地业务得以在高生产力的企业经理人的带领下提升运营，进而确保长期的生产力提高——当然前提是企业须淘汰表现不佳的经理人。
本文作者特别感谢调研合作者Nicholas Bloom， Stephen Dorgan， Dannis Layton和RaffaellaSadun。
Johne Dowdy是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常驻伦敦分公司；
John Van Reenen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绩效中心主任与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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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前景展望：罗伯特·索洛访谈录
因增进人类对科技的认知而获颁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就生产力推动的增长进行了回顾与展望。
自罗伯特·索洛开创性的经济增长模型问世以来，迄今已50多年。索洛并且以此模型获颁1987年诺贝尔奖，该模型提出，经济增长的来源除了先前理论所述的资本和劳动力，还有索洛所称的技术进步。索洛模型较为人知的说法是“全要素生产力”增长，范围涵盖技术进步，以及管理和组织技术。1990年代初期，索洛接受初创的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邀约，担任其学术顾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建议就不同行业和国家的生产力差异开展研究和解读。经济学家Martin Neil Baily和麦肯锡出版部门Frank Comes最近和索洛一同讨论这些早期研究对企业和经济效益的影响，以及未来生产力带动的增长前景。
《麦肯锡季刊》：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早期研究有出乎您意料的地方吗？
索洛：对我来说全新的发现是，不同国家的同一个行业，不管是劳动生产力还是全要素生产力，几乎都会有巨大的差异。出乎我意料的是，大多时候，比较普遍的情况是生产力的差异不但很大，而且无法用技术先进与否来解释——不论是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汽车业、钢铁业还是住宅建筑业皆是如此。
我们也发现无法用资本获取方式来解释生产力的差异。我很意外的是，法国汽车业的资本密集度居然比美国汽车业高，可见原因并非在于技术或资本。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研究反而将这些生产力的差异追溯至组织差异，也就是一家公司或部门内部分配工作的方式，基本上就是管理决策的失灵。
我当然一开始对此保持怀疑，我想：“你哪能指望一群管理顾问从管理能力以外的地方找出差异呢？那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基因，不是我的基因。”但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对此建立了非常具说服力的论述，我才相信那是对的。
罗伯特·索洛
罗伯特·索洛是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荣誉教授，由于其对长期宏观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于1987年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
《麦肯锡季刊》：所以管理是生产力差异的主要原因？
索洛：没错，而且还有另一个出乎我意料的地方，是部分叙述性，部分有统计数据的。如果你问，好的企业管理就可以消除或减少生产力差异，怎么它还会存在呢？答案是，经理人必须在激烈竞争的刺激下，才会去做他们其实有能力去做的事。所以假设每个人无论在哪里都会将利润最大化其实是不对的。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以非常扎实的案例研究指出，其他国家的这些行业之所以落后（或是美国的某些行业之所以落后），是因为它们缺少最佳实践企业的充分竞争。这当然也适用于一国之内，我们都知道无论哪一个行业都有生产力表现各异的企业，甚至同一家企业内部也有生产力各异的单位，这都是缺少刺激所致。
对我来说很有趣的结论是，国际贸易存在的目的不仅仅是利用相对优势而已，国际贸易也让各国高级主管受到一点刺激，结果证明这刺激是很重要的动力来源。
《麦肯锡季刊》：所以和全球最佳实践的领先业者竞争是激励所在行业采用最佳实践的方式？
索洛：没错，而且不仅如此，参与世界经济竞争是取得规模效益很重要的方式。假如一家比利时公司，或者法国公司，获得最佳实践所需要的生产规模可能远大于法国国内市场能提供给本国公司的规模。
所以很重要的是，这类公司必须进入国际市场。我之前并没有想到过，我也不认为在经济学领域曾有人这么想过，即企业管理居然是最佳实践和较差实践之间如此重大的差异因素。我们以前一直以为“人们追求利润，既然追求利润，就必然采用最佳实践”，但事实并非如此。
《麦肯锡季刊》：您认为这些对微观层面的理解是否改变了经济学家的工作方式？还是这仍不属于经济学的范畴？
索洛：我想经济学已经吸收了部分，现在经济学领域对行业组织、竞争优势和生产力运作方式愈来愈感兴趣。
《麦肯锡季刊》：展望未来，哪些经济学议题是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行业层级的研究方式可以助一臂之力的？
索洛：我希望看到更多关于服务业生产力决定要素和生产力提振要素的研究。对于服务业内部或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相对资本密集度，我甚至不觉得我们有很清楚的了解。
有一次我在写一篇文章，描述服务业是资本密集度相对偏低的行业。写到一半我停了下来，想到我隔天要去看牙医，结果那间500平方英尺的牙医诊所是我这辈子看到资本密集度最高的地方。
所以我认为目前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最需要聚焦服务业。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已经做了有关服务业的研究，也有相关的外部研究。但有鉴于目前先进经济体七成以上的就业来自服务业，目前有关服务业的研究仍不及其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