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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华：以前我就想，为什么香港人在被英国人殖民的时候不反抗呢？现在才知道不是没有反抗，而是我读的书太少不知道。谢谢许光头把这段历史告诉我。
民国女汉子，那么任性那么美
女汉子唐群英
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女人的故事。什么时候的女人的故事呢？清末民初。故事的主角名叫唐群英，湖南衡山县人，她的父亲是清振威将军唐少垣。
唐群英在历史上留下的最著名的身影，是1912年8月25日，北京湖广会馆召开国民党成立大会时，唐群英冲上主席台，质问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为什么“国民党党纲”中没有“男女平权”的内容？宋教仁支吾不语，唐群英抡起胳膊，“啪”就给了宋教仁一个耳光。当时的参议院议长林森想上前调解，尚未开口，也被唐群英“啪”地掴了一个耳光。所以，很多人听说过唐群英，都知道她是民国初年为争取男女平等的女界代表领袖。
唐群英1871年12月8日生于湖南省衡山县，19岁那年，父亲不幸去世。在那个时代，一家之主去世，往往就意味着整个家族的好时光到头了，其他人没必要买你的账了嘛。所以，唐家赶紧给唐群英安排了门亲事，对方是著名的“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曾国藩的堂弟曾传纲。很不幸，唐群英岁那年，连续遭受命运的打击——女儿夭折、丈夫离世。但是她当时结识了一些新派女性，比如“女侠”秋瑾，所以思想也比较新，她打破在家中守寡的传统，回到娘家读书。1901年，亲历八国联军进京的秋瑾，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告诉唐群英。据说唐群英听说后怒道：“国之兴亡，匹妇亦应责无旁贷。不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是人皆有责！”三年之后，唐群英远渡日本，自费入青山实践女校，与秋瑾同学。
唐群英去日本的时候，正赶上日本是中国革命党人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大本营。为什么呢？一方面，因为当时日本大搞教育产业，赚外汇，开放大量学位给中国人；一方面，清廷求变，需要人才，最方便的就是去日本取经——所以，后来就有人说，清廷是亲手甚至自己掏腰包培养了一大批掘墓人。
很快，唐群英就经同乡介绍，加入黄兴成立的华兴会，当时她可是华兴会唯一的女会员。而后华兴会与孙中山等人创立的兴中会合并为同盟会，唐群英又成了同盟会的第一位女会员。
1907年，唐群英顺利毕业。奉孙中山之命，找到已经回国的同盟会会员，先后在湖南湘乡县、衡山县、醴陵县以及江西西部等地策划组织武装起义，并于1909年先后组织了在湘乡县永丰镇、湘潭县花石镇的两次武装起义，但均告失败。
你看，时间很快就来到1911年。在此之前的无数次起义都没有成功，清朝表面上看仍然坚若磐石，但是武昌起义一次成功，整个国家摧枯拉朽就覆灭了。这年秋天，唐群英当时还在上海筹组“女子北伐队”，但没多久就获悉武昌起义成功了。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正式宣告成立，定都南京。同年2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召开庆功会。在会上，孙中山亲口称赞唐群英“不愧是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总统府授其二等嘉禾勋章以示嘉奖。
好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事业成功了，唐群英作为革命家的任务完成了，但她争取女权的事业才刚刚开始。民国初年，争当“女国民”的呼声越来越高，女人想要和男人共同来承担社会责任。当时所谓的女权运动，主要有以下三种：一、办女报；二、办女子实业；三、鼓励女子从政。唐群英和一些女界代表，起初就把主要的经历投入为女性争取平等政治权利的运动中。全国各地，女权的组织遍地开花，“女子参政同志会”“女子参政同盟会”“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数都数不过来。
男女平权，有什么错，这是一句绝对政治正确的话。比如，1912年2月14日，女界领袖吴木兰等人就给孙中山写信，说：“醉心共和，尊重女德，倡导女学，借以发扬女权，为共和前途光。”但当时的报纸，比如《民立报》上，却尽是这样的话：“男子有男子的天职，女子有女子的天职，各职其职，各天其天，不相违反，是曰自由，是曰平等，反是，互相纷扰，互相争逐，内外骚然，男女溷秽，是曰不自由，是曰不平等。”
大闹参议院事件
唐群英因为是“革命元勋”，是当时少数能参与议会抗争的女性之一，她有条件在议会内采取争取女权的行动。1912年初，南京参议院制定《临时约法》时，唐群英就代表女界上书孙中山，要求在《临时约法》上保障男女平等。她说：我们同样是人类，为什么要有这么大的不平等呢？现在神州光复，专制变为共和，政治革命已经完成，紧跟着就是社会革命。然后一通漂亮话：“欲弭社会革命之惨剧，必先求社会之平等；欲求社会之平等，必先求男女之平权；欲求男女之平权，非先与女子以参政权不可。”唐群英要求孙中山在《宪法》的正文内，白纸黑字写上“无论男女，均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要不然，不写明也可以，但是要孙中山金口玉言，申明《宪法》所谓的“国民”是包括男和女在内，然后再出一份文件，宣布女人有参政权，最后再由大总统公布全国，这样才有保障。
但是，在同年3月11日公布的《临时约法》中并没有将“无论男女，一律平等，均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写入。这下子，唐群英等女界代表就炸开锅了。根据许光头所看到的记录，3月19日、20日及21日这三天，唐群英和张汉英等“率二十余名女将三闯参议院，要求女子参政权，将女子与男子权利一律平等条文，明白规定于约法中。特别是3月20日，张汉英随唐群英趁参议院开会之机，率领众女冲进会场，打碎参议院玻璃，踢倒警卫，造成轰动全国的‘大闹参议院事件。’”看到这些，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联想到台湾现在所谓“立法会”开会的样子，简直一脉相承。但可惜的是，唐群英等人的举动事与愿违，经过几次冲突下来，参议院内部原本一些同情女权运动的人，也变得开始反对女子参政——你这不是瞎胡闹吗？
政治是很务实的，不能意气用事。建立政权之前与之后，同一个领袖、同一个政团，或许会出现截然不同的主张与做法。但恰恰因为这样，议会内的激进抗争不可能就此结束。这时候激进的妇女参政权运动者，大多原来是同盟会的人。同盟会原本主张男女平权，但是1912年8月同盟会与数个较为保守的政团协议合并为国民党的时候，却没有将“男女平权”的主张提出来——很多同盟会的女将当然就觉得被“出卖”了。
8月25日，国民党成立大会召开时，另一名女界领袖沈佩贞率领多名女会员登台，将大会主持人也是国民党元老之一的张继驱逐，逢男人便打，使会议无法进行——这个事件，正是本期节目开头所提及，唐群英掌掴宋教仁、林森的同一天。上午，沈佩贞上演全武行；下午，轮到唐群英出手。后来，孙中山不得不到会发言。孙中山说：“将来男女平权为当然之事，现在当以国事为重。”
那么，唐群英等人会接受孙中山的话吗？女权运动接下来如何发展？
唐群英她们怎么会买账呢？不是说民国了吗，共和了吗，人人平等了吗，那要求男女平权有什么问题呢？我占着理了，你懂不懂？
所以几天之后，9月1日，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北京和女工传习所召开联合大会，公推唐群英为临时主席。沈佩贞这个人脾气比较暴躁，在台上又是一通发言，把宋教仁和国民党骂了个底朝天：你宋教仁就是一个“无耻小人”，你牺牲两亿女国民的权利，去和其他人结党营私，是可忍，孰不可忍！试问，如果女子不是国民，那么当初你同盟会将这条列入政纲就不对；如果女子是国民，你今天又为什么删除呢？你既然叫“国民党”，又把女国民排除在外，名不副实。你宋教仁就是搞专制，和张继一起迫害女同胞。
过了一个礼拜，沈佩贞又和人一起冲到国民党主任干事选举会，要求出任国民党干事，无果，她们就非要在文书部干事册上签名，有人上前阻止，沈佩贞咆哮道：“哪个王八蛋敢挡我！”——这可不是我栽赃，史料上真的就有句脏话。然后，沈佩贞登台说，你要是敢选，我们就武力从事！
当然，激进的人有时候确实比较容易钻牛角尖，能想到的解决办法有时候也挺雷人的。比如，有次北京召开“万国女子参政同盟会”，现场有不少外宾，沈佩贞上台发言时，就提出接下来我们要用这样的“手段”来对付男人：“未结婚者，停止十年不与男子结婚；已结婚者，亦十年不与男子交言。”就好像小学生闹情绪，说：“我这辈子都不和你好了！”就是这么任性。
但是，平心而论，唐群英其实不是这样一个人。早在9月5日，她就分别拜访了宋教仁和林森，为8月25日的失礼行径致歉。宋教仁和林森挺大度，均表示理解且不予追究。唐群英是比较务实的，此后，她在北京设立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本部，然后又创办了女子工艺厂、中央女学校，还创办了《女子白话报》。议会斗争这条路走不通而已，那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呢，我们可以转而去办教育救国嘛。所以，女权运动的主场，就从议会转移到了知识界与民间。
1912年12月9日，当时的大总统已经是袁世凯了，唐群英获知她和其他女界代表提交的《女子选举法》补订案被北京临时参议院否决。她立刻在《女子白话报》上发表文章抨击当时的袁世凯政府。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下令取缔“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并查封《女子白话报》。最为严重的是，对唐群英本人悬赏一万银元加以通缉，欲将唐群英绳之以法。唐群英因事先有人通风报信，幸免于难。北京是待不下去了，唐群英只好辗转回到老家湖南。
民国初年的“新女性”运动
在随后的20年间，唐群英将争取女权的精力几乎全都放到兴办女学上。1912年至1930年，唐群英先后在长沙、衡山等地创办长沙女子法政学校、自强女子职业学校、女子美术学校等十家学校。这也标志着，唐群英等女界领袖，从起初的激进争取女权，转而开始渐进争取女权，希望通过培养中国新女性的政法、职业、美学意识等，获得与男性平等之地位。
民国初年，新的思潮以各种方式进入中国。其中，以1918年《新青年》杂志推出的“易卜生号”对新女性的刺激最大。这期专号，由胡适主编。胡适还写了著名的《易卜生主义》一文，盛赞剧中女主角娜拉“出走”的行为。他说：“家庭是如此，社会国家也是如此。自治的社会，共和的国家，只是要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还要个人对于自己所作所为都负责任。若不如此，决不能造出自己独立的人格。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社会国家绝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
在这样的鼓励下，大量接受新式教育的女学生，成为时代的叛逆者，勇敢地走出封建家庭。20世纪20年代，“女学生”几乎成为“新女性”的代名词。而一时之间，“娜拉”似乎也成了“新女性”的代名词。
但是，知识界关于“娜拉出走”当然不是众口一词，一定有反对的声音。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鲁迅。鲁迅曾发表文章《娜拉走后怎么样》，质疑“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他说：“为娜拉计，钱，——高雅地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但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鲁迅另外写了小说《伤逝》，讲的也是类似的故事。女主角子君，虽然出走，最后仍以悲剧收场。
还是让我们回看唐群英。回到湖南的她其实并没有放弃女权志业。唐群英有一颗赤子之心，她散尽家财用于兴办女学。但是，她同时也因此而穷困潦倒，晚年过得十分凄凉。1935年，原中国同盟会会员张继、仇鳌、戴季陶等人得知后，邀请唐群英到南京，并促使国民党当局任命她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委员，每月发给她100元津贴。1936年秋，唐群英返回家乡。1937年6月3日，唐群英在家乡逝世，享年66岁。
其实，早在1924年，主政湖南的赵恒惕推行立宪自治的时候，唐群英等人倡议恢复湖南女界联合会，最终使湖南省宪政委员会同意在《湖南省宪法》中列入男女平权的条文：“无论男女，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二十一岁以上男女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享有受义务教育以上的各级教育权。”但是，这样一纸条文究竟有何用处？在那样一个没有法治精神的时代，女权主义者可以肆意破坏议会的正常会议秩序，可以掌掴议长，那么，就算把“男女平权”写入宪法，又何用哉？难道，仅仅是满足了唐群英毕生为之奋斗的执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