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高级文化的类型
但是，不管人来到世界上是为了生命还是为了思考，如果他在行动着或思考着，他便是醒觉的，因而也便是在焦点上，也就是跟他的光的世界与当时为他保持的那种意义相适应。任何人都知道，如果在做一次物理实验时，为了考虑当时发生的某种事情，实验突然中断，应该是非常痛苦的。我在前面已讲过，在人的醒觉意识中轮流出现的无数场面可以分为截然相反的两类：命运与节奏的世界、原因与紧张的世界。我将这两种图景叫做历史的世界和作为自然的世界。在第一种图景中，生命利用批判的理解力。它有眼力供它支配；被感觉到的节奏变成了内心所想象的波段，亲身经历的震动就变成想象中的时代顶峰。在第二种图景中，思想本身处于支配地位，其因果的鉴定将生活变成为一种死板的过程，将事实的活生生的内容变成为抽象的真理，将张力变成为公式。
这怎么可能呢？这两种图景中的任何一种都是一种视觉的图景，可是在前一种图景中观察者听任于永不重演的事实，而在后一种图景中观察者却力求替一种永远有效的体系发现真理。在历史图景中，知识仅是一种辅助手段，宇宙的事物利用小宇宙的事物。在被我们称为记忆和回忆的图景中，各种事物呈现在我们眼前，就像暴露于一种内心的光亮中并被我们自己的存在的节奏所察知。但是，年代学的因素告诉我们，历史一旦变为思维的历史，便再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所有醒觉意识的基本条件的影响。在自然（或科学）图景中，外加的与导致错觉的是那些始终存在的主观的东西，可在历史图景中，导致错误的却是那些同样无法排除的客观的东西，这就是数。
当我们在自然（科学）的领域中开展工作时，我们的安排与自我调节应该并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是和个人没有关系的——人们“忘掉自己”——可每个人、阶级、民族或家族却是按照对其本身的关系来审度历史的图景的。自然的特征是一种包罗万象的广大，在观察者看来，历史上承逝去的黑暗，下通未知的将来。观察者作为现在，始终是历史的中心，而且对他来说，假若想有意义地整理事实，而不问它的方向（生命固有的因素，而不是思想固有的因素），那将是根本办不到的。任何时代、任何国土、任何现存的集体都有其自己的历史视界，而真正的历史思想家的标志便是他能够展示出他的时代所要求的历史图景。
因而，自然与历史便像纯粹的与不纯粹的鉴定一样是能够辨别的。这是所说的“鉴定”的意义，是从生活经验的对立面来说的。自然科学只是鉴定罢了。可在历史中，鉴定所能做的，不外乎是以科学自命的历史家的眼光所要探讨的范围。历史就是那来回的环视本身，不管它对准的是哪个方向。具有如此眼力的人，便能“历史地”理解任何一件事实与任何一种形势。自然是一种体系，而体系是可以学而知之的。
历史的自我调节的过程，对任何人来说，从幼年时代的最初的印象便开始了。儿童的眼睛是锐利的，最靠近身边的各类事物，家族的生活、家庭与大街，都是被十分彻底地知觉和感觉的，然后在很久之后，城市和它的居民进入他们的视界以前，而“民族”、“乡土”、“国家”等词汇对他们而言还全然缺乏实在意义。正是如此，而且完全如此，原始人将任何呈现于他的狭隘的视界中的事物当成历史，当成活生生的事物——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生命本身，生老病死的戏剧；还有其自身所体验到的或由其他人身上观察到的激烈的战争与热烈的爱情的历史；亲属、氏族、村落的命运，其行动与动机；长期仇恨、战争与复仇的故事。生活的眼界扩大了，并且展现在他们眼前的并非一种一种的生活，而是一种时生时灭的生活。
壮观的景象非村落和氏族，而是遥远的种族和国家；并非许多年，而是许多世纪。人们实际经历的与参加的历史从没有超过由祖及孙的短暂时距——对古代的日耳曼人和今日的黑人来说是不可能的，对伯里克利和华伦斯坦来说也是不可能的。生活的眼界到此为止，一种新的视野开始了，其中的图景是把以传闻与历史传统为其基础的，在其中直接的交感是同那既明显又因为长期使用而稳定的记忆图景相适应的。这样展现的图景对不同文化的人们显示出非常一致的广度。对西方人而言，真正的历史是从这第二种图景开始的，因为我们生活在永恒的局面下；相反，对希腊人和罗马人而言，历史正好是在那时停止了。波斯战争对修昔底德（公元前460或455—前400或395年，古希腊历史学家，著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曾断言道：在他的时代之前，没有发生过任何重大事件）而言，布匿战争对凯撒而言，已经不具有活生生的意义了。
在这种视野以外，又有一些历史单位的图景出现了，它们是植物世界与动物世界、景观与星辰的命运的图景，这些图景最终与自然科学的最后图景融合成为关于世界的起源与结论的神话的想象。
儿童与原始人的自然（科学）图景，是由日常的微小技术中发展而来的，这种技术迫使他们二者不断地摆脱对大自然的胆怯的注视，转到对其身边的事实和形势作出结论。与幼小的动物一样，儿童通过游戏来发现自然的最开始的真理。检查玩具、切开玩偶，将镜子翻转过来瞧瞧背面有什么，在确定了某种似乎是永久正确的事物时的胜利的情感——不管何种的自然研究都还没有超出这个范围。原始人将他这种得出结论的经验，应用于其武器与工具和衣、食、住所需用的生活资料上，也就是应用到那些无生命范围内的东西上。
他也将这种经验用到动物的身上，当那些动物作为活的东西（其活动是他作为追逐者或被追逐者予以监视及揣测的）突然对其不再具有意义，且在它们是无生命地，是机械地被理解为对其有确定用途的肉及骨的集合物时——这正好像他对于一件事情的意识那样，起初还是作为一个魔鬼的动作，转眼之间便作为一种因果的连续了。文明时代的成熟的人，时刻调换位置，那完全是与这些一样。此外，也是一种“自然”视野，还有由我们关于雨、电和风、夏和冬、月的盈亏及星辰运行的印象而构成的第二种视野。但是在这种视野上，因敬而生畏的宗教信仰，迫使人们接受一种高级得多的鉴定标准。就好像在历史图景中，他宣扬生活的终极事实，在此他便企图确定自然的终极真理。在知识可以达到的界限之外的事物，他将其称之为上帝，而一切在那个界限之内的事物，他都力图从因果关系上去理解，理解成上帝的行动、创造及启示。
因而，任何一组科学地确定下来的因素，全有双重的倾向，这是从原始时代至今便固有的而且未曾改变的。其中一种倾向是将技术知识的体系尽可能推进到最完善的程度。为了经济的、军事的、实际的目的服务，这种体系已经是被许多种动物发展到了高度完善的地步的，并且由它们开始，通过原始人和他们对火及金属的认识，直接产生出我们浮士德型文化的机械技术。另一种倾向只是借助语言将纯粹的人类思维自肉体的视觉中分开后才形成的，其努力的目标是形成一种同等完善的理论知识，这种知识我们在文化的早期阶段称其为宗教的知识，在文化的晚期阶段则称其为科学的知识。火对于战士而言是一种武器，对于工匠而言是其设备的一部分，对于教士而言是来自于上帝的一种神迹，而对于科学家而言则是一个问题。但在所有这些方面，它全是醒觉意识的“自然的”、科学的方式所固有的。在作为历史的世界中，我们无法找到这样的火，而只看到迦太基的大火及堆积在约翰·胡司与乔尔丹诺·布鲁诺周围的薪柴的火焰。
我再重复一遍：任何一个存在物仅是对其本身的关系来活生生地体验任何一个其他的存在物及其命运的。一群鸽子所落足的那块田野的主人对它的注视，与大街上的自然爱好者及空中的老鹰对它的注视是完全一样的。农民看待他的儿子是后嗣和继承人，但邻居则将他看作是一个农民，军官将他看作是一个士兵，游历者则将他看作是一个土著。作为皇帝的拿破仑与作为中尉的拿破仑，对人与事物的体验是完全不同的。将一个人放在一种新的局面之下，让革命家成为一个大臣，士兵变成一个将军，而后历史和历史上的关键人物对其来说马上便变成为某种与它们原来所不同的东西了。
塔里兰看透了他的时代的人物，因为他与他们有关系，但是假设他突然跳入克拉苏、凯撒、喀提林和西塞罗的队伍中，他关于那些人的措施和见解的理解要么是无价值的，要么便是错误的。没有历史本身，一个家族的任何成员对该家族的历史各自有各自不同的理解，任何政党对一个国家的历史各有其不一样的理解。任何民族对当代的历史也各有不同的理解。德国人对于世界大战的看法与英国人不一样，工人对经济史的看法与雇主不一样，西方史学家眼中的世界史也和卓越的阿拉伯史学家与中国史学家的世界史完全不一样。一个时代的历史，只有当其在时间上是相隔非常远的，并且历史家与它完全没有利害关系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客观的论述；我们还发现，我们优秀的史学家们哪怕是在评判或描述伯罗奔尼撒战争和亚克兴战役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当前的利害关系的影响。
评价者必定会通过自己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事物，这和人类的深刻认识是并不矛盾的，反而是必须的。当然，这种认识正好便是我们看出在那些概括中所缺少的成分，那些概括将最重要的事实，即历史中的组成事件的独特性予以歪曲了或全然忽略了。这种概括的最差的例子便是“唯物”史观。关于这种史观，当我们将其称为相术的贫乏时，我们便已经差不多将话说尽了。但是，不顾这种概括而又因为这种概括，对于每个人来说，由于他属于一个阶级、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及一种文化，都有一幅应当按照与他自己的关系而出现的典型的历史图景；与此同时，作为时代或阶级或文化，同样地还有该时代、该阶级或该文化所特有的典型的历史图景。对于作为一种主要的存在物的任何一种文化所可能有的最高度的概括，是关于它自己的作为历史的世界的原始影像，并且对其而言也是象征的影像；个人的所有自我调节——全都是和此种影像有关的。每当我们将另一个人的观念称作是深刻的或肤浅的、独具见解的或没有价值的、错误的或陈腐的时候，我们便正在不知不觉地参照一幅图景来判断它们，这幅图景在这时涌现出来，以保证我们的时代与我们的人物的连续不断的功用价值。
因此，很显然，浮士德文化的任何一个人都具有自己的历史图景，除此之外还有自他幼年以来的无数的其他图景，它们随着每天每年的经验而不断地变化与更改。而且，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阶级的人们的典型的历史影像、鄂图大帝的世界与格列高里七世的世界，一位威尼斯总督的世界与一个贫穷的圣地朝参者的世界，又是多么的不同！洛伦索·美第奇、华伦斯坦、克伦威尔、马拉以及俾斯麦，一个哥特时代的农奴、一个巴罗克时代的学者、三十年战争的军官、七年战争的军官、解放战争的军官，其各自生存的世界又是多么的不同！或者，只就我们自己的时代来说，一个现实生活中仅限于他自己的乡野及其同族人的佛里斯兰的农民、一个汉堡的大商人与一位物理学教授，他们各自生存的世界又是怎样的不同！然而，对所有这些人，不管每个人的年龄、身份及时代怎样，都有一种共同的标准，将这些人物的总体、其原始影像，同所有其他文化的原始影像区别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