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大预言式宗教的、与后来被辑录的各种启示录中的所有深奥闪现及想象的所有特征，在这里都被当作基础看待。古典思维和古典感情却一点未触及这个枚斋的下界。毫无疑问，新宗教的发端无法挽回地消失掉了。但是曼第安教派中一位历史性人物惊人地清晰地站出来了，他的目标，他的毁灭都与耶稣本人一样悲惨——这便是施洗者约翰。他几乎从犹太教解放出来了，他强烈地憎恶耶路撒冷精神，就像是原始的俄罗斯憎恶彼得堡一样，他的布道宣传世界的末日与巴纳施、即人子之降临，人子已不再是犹太人渴望的民族弥赛亚，却成了世界大难的导致者。耶稣来到他跟前，成了他的门徒。耶稣是三十岁的时候觉醒的。自此之后，启示的、特别是曼第安的思维世界便充满了他的整个存在。他周围的另一个历史现实的世界在他看来是虚假的、外加的、毫无意义的。“上帝”现在便会来结束这种不真实的实在，这是他所庄严地确信的，像他的老师约翰一样，他出来充任了上帝的先驱者，现在，在并入“新约”的最老的福音书中，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当时的一线闪光，知道在其意识中他无非是一位先知罢了。
但是在他生命中曾转瞬即逝地闪现过一个念头，随后这个念头便以高度的自信正式出现了——“你自己便是那位！”这是一件秘密，这秘密最初他自己也不大相信，后来才告诉最亲近的朋友与伙伴，从此之后，他们与他默默地分享着这神圣的使命，直到最后，他们才敢于通过到耶路撒冷的重要旅行，将真相在全世界面前揭开了。假如还有什么东西掩盖其思想的完全纯洁与光荣，那便是关于他是否欺骗了自己的怀疑，这种怀疑随时抓着他，后来是他的门徒非常坦率地告诉别人的。他回了家。村里的人围住了他，认出了他是放弃了工作的从前的木匠，他们愤怒了。家里——母亲与全体兄弟姐妹——以他为耻，他差点被逮捕。这些熟悉的眼光这样看待他，让他有些惶惑了，觉得魔力离开了自己（《马可福音》第六章）。在客西马尼花园的时候，他既非常害怕将要到来的事情，同时又怀疑自己的使命，即使是在十字架上，人们还听见他痛苦地在呼号，说上帝抛弃了他。
甚至在这种最后的时刻，他所过的也完全是他自己的启示世界形式的生活，对他而言，只有这才是真实的。对于站在他下面的罗马哨兵所认为真实的事情，在他看来则成了一个徒然引起惊异的目标，成了一件不经预告随时能够化为乌有的幻觉。他具有无城镇地带的纯洁而未掺杂的心灵。城市生活及其精神对他是完全陌生的。他作为人子到耶路撒冷去，他是否真的看见了半古典的耶路撒冷、懂得其历史性质呢？这便是过去让我们感到骇然的——事实和真理之间的冲突，两个彼此永不了解的世界之间的冲突，他完全不理解身边发生的事情。
他就这样没有保留地在国内宣布他的神示。但是这个国家是巴勒斯坦。他生在古典帝国，受着耶路撒冷的犹太教的监视，当他心灵新受了关于其使命的可怕启示，举目四望时，便碰上了罗马国家的现实与法利赛派的现实。他与全体曼第安派，并毫无疑问地与广大东方的犹太农民一样厌恶后者的僵硬自私的理想，这就是他从头到尾的所有说教的特点。这一大堆冷酷的信条据说便是得救的唯一途径，这很让他生气。但是，他反对律法师的逻辑的信念依旧是一种虔信。这只是律法和先知的对立。
可是，当耶稣被带到彼拉多跟前的时候，事实的世界与真理的世界便在直接的、无法和解的敌对中面对面地相见了。这是一个惊人地清晰的场面，压倒所有的象征性，是世界历史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所有能动的生命因为自己的存在，因为自己既有生存、又有知晓，从一开始，其根源上便存在着冲突，在此，这种冲突采取了人类悲剧中能被设想到的最高形式。在罗马总督那有名的问句“何谓真理”中——真理这个词在所有“新约”中是一个纯种族意义的词——有着历史的全部意义，有着业绩的独一无二的正确性，有着国家、战争和血的尊严，有着成功的权威和优胜的适者的骄傲，不是通过耶稣的嘴而是通过耶稣的沉默的感情用另外一句在任何宗教问题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话回答了提出的问题——即何谓现实？对于彼拉多，现实就是一切；对耶稣，它算不上什么。假如它算得上什么，纯洁的信仰就永远无力反抗历史和历史的力量，无力裁决积极的生活了；假如它这样做，它就不再是宗教，他自己也要服从历史精神的支配了。
我的王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这是一句不允许曲解的最后的词语，每个人都应该依据它来检验一下出身以及天性使自己所走的道路。利用醒觉意识的存在或使存在服从自己的醒觉意识；节奏或者紧张；血或者才智；历史或者自然：政治或者宗教——非此即彼，没有调和的好办法。一个政治家有可能笃信宗教，一个虔信的人有可能为国捐躯——但他们双方必须明白自己的确是站在哪一方的。天生的政治家看不上一个事实世界中的空想家和伦理哲学家的内在思维过程——这是正确的。但对信徒来说，历史世界中的所有野心与继承都是罪恶的，无永久价值——他也是正确的。
一个统治者希望朝着政治的、实用的目标去改良宗教，他就是一位傻子。一位社会学家的传教士希望将真理、正义、和平和宽容带入现实世界中去，他也是一位傻子。无信仰曾经改变过世界，无事实曾经驳倒过信仰。在定向的时间和无时间限制的永恒之间，在历史的进程和一种神圣的世界秩序的存在之间是没有沟通的桥梁的，在这种秩序的结构中，“天命”或“神意”这个词表示了一种因果的形式。这就是耶稣与彼拉多彼此相遇时的最终意义。在一个历史的世界中，罗马人使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他的宿命。在另一世界中，罗马被注定要遭到毁灭，十字架变成了超度的誓言——这是“上帝的意志”。
宗教即是形而上学，不是别的——“正因为是荒谬的，所以我才相信。”——这形而上学不是关于知识、辩难、证据的形而上学（那只是哲学或者学问），而是一种生活过和经验过的形而上学——即把不可思议的视为一种当然，把超自然的视为一种事实，把生活视为一个不实在但是真实的世界中的实体。耶稣除了这个世界之外从未在任何别的世界生活过一时一刻。他并非一位道学家；将宗教的终极目标道德化，用这种观点去看宗教的人是不理解宗教的。道德化是19世纪的启蒙运动，是合乎人情的实利主义。讨论耶稣有社会目的是一种亵渎。他偶尔说出的带有社会性的话，如果是确凿有据而并非假托他说的，那不过是为了输入教训而已。
它们并不包含任何新的教义，它们所包含的是当时流行的谚语。他的教训是宣布，只是宣布他经常想到的那些末日的事情、新时代的曙光、天使的降临、最后的审判、一个新天以及一个新地。所有其他关于宗教的概念耶稣是没有的，在历史上所有真正感情深厚的时期也是未曾有过的。宗教自始至终是形而上学，是出世，是在一个感官的证据仅照亮前台的世界中的觉醒。这是存在于超感觉并与超感觉同在的生活。假如无这种觉醒的能量或相信它的存在的能量，真正的宗教也就完蛋了。“我的王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唯有能洞察这一闪现的念头所烛照的深处的人，才能理解从那深处所发出的声音。晚期的城市时代就不能够再看到这些深处了，它们将残余的信仰转到了外部世界，用人道主义替代了宗教，用道德化与社会伦理替代了形而上学。
在耶稣身上，情形刚好相反。“该撒的物当归于该撒”（《马太福音》第12章）的意思是：“应该让你自己去适应现实世界的权力，理应忍耐、忍受、不要寻问它们是否‘公正’。”唯一重要的事情是灵魂的得救。“你想百合花”（《路加福音》第12章）的意思是：“别关心贫富，因为二者都令灵魂被现世的俗务所束缚。” “你们不能够既事奉上帝，又事奉玛门”（《马太福音》第6章）——玛门的意思是指整个现实。模糊这一要求的巨大意义是浅薄的、懦怯的。在替自己个人增加财富而努力以及为每一个人的社会舒适而努力之间，他不会感到有何不同。
当财富令他感到恐惧时，当耶路撒冷的原始团体——那是一个严格的教团，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的俱乐部——排斥所有制时，打动他们的是同“社会”情操最相反的反面。他们的信念不是认为能见的事物状态就是所有，而是认为什么也不是：它的根据不是欣赏现世的安逸，而是无保留地轻视它。的确，应该常常有点什么东西来反对与废止世俗的财富才行，因此我们又要回到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对比了。托尔斯泰是一个城里人、西方人，他只认为耶稣是一个社会改革家，只看到他在形而上学方面的无能——正如同整个文明的西方一样，只能想到分配，从未想到抛弃——他将原始基督教抬高到了一种社会革命的水准。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穷人，但是有时几乎是位圣者，他从未想到过社会改良——废除财产对于一个人的灵魂有何益处呢？
耶稣的朋友以及门徒被耶路撒冷之行的可怕的后果吓得不知所措了，没过几天，耶稣复活和复现的消息就在他们之中传开了。在这种晚期的人类的敏感之中，这个消息在这么一些人的心灵中和在这么一个时刻所产生的印象是仅能局部地获得响应的。它表明枚斋青春时期所有《启示录》的实际结束——得到超度的超度主、第二亚当、沙夏安、以诺希、巴纳施或人们给“圣子”所取的所有其他的称呼，已上升为天父的光明世界中去了，这表明了现世的结束。于是，已经预知的未来、新的世纪、“天的王国”立即呈现在眼前了。他们认为自己正处于超度历史的转折点上。
这种确然性几乎完全改变了那些小团体的世界观。从耶稣的温和高贵的天性中表现出来的“他的”教训——即他对上帝与人的关系以及对时代的深远意义的内心感觉，它们一揽无余地包含于“爱”这个字眼里面并由这个字解释清楚了——退向后台，它们的地位被有关他的教训所替代了。作为一位升天者，他被他的门徒们视为了启示录中和属于启示录的一个新人物，（更有甚者）被看作启示录的一个最重要以及最终的人物。然而，他们关于未来的影像于是就变为了一个记忆中的影像。
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是枚斋思维界中前所未闻的——一种生活过的、经验过的现实变成了与夸张的故事本身齐平的事物。犹太人（其中有年轻的保罗）和曼第安教徒（其中有施洗者约翰的门徒）强烈地反抗这一点，把耶稣视为一个“假弥赛亚”，就像最早的波斯经文中所述说的一样。在他们认为，“圣子”有待从远处到来；在那个小团体认为，“圣子”是已经来了——他们难道没看到过他并且和他同在？假若我们想要体会这种概念在那时的强大优势，我们就必须毫无保留地同意它。代替对遥远的不确然的一瞥的是，一个赫然的当前；代替对释出中的确定性的可怕的期待的、代替一个英雄故事的是，一件被生活、被分享的人类宿命——它们的确是一些被公布了的“吉报”。
然而向谁公布呢？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这个决定新启示的整个命运的问题便出现了。耶稣及他的朋友生来就是犹太人，然而他们不属于犹太国的土地。在耶路撒冷，人们找寻他们的古老圣书中的弥赛亚，一个为了古代部落意义的“犹太人”的出现、而且仅为他们而出现的弥赛亚。但阿拉米世界的其他各部分却等待世界的救主、超度主和人子，即那所有启示文学中的人物，无论它是用犹太的、波斯的、迦勒底的还是曼第安的语言写出的。依照第一种观点，耶稣的死与复活仅仅是一个地方性的事件；而依照第二种观点看它们带来了世界性的改变。由于其他地方的犹太人都是一个无家、无出生联系的枚斋民族，而耶路撒冷却坚持部落观念。矛盾不在于“向犹太人宣教”还是“向非犹太人宣教”——矛盾比这里深刻得多。在这里，“传教”这个词总体上有两重意义。依照犹太教的观点，补充教徒绝无必要——而是正好相反，因为这同弥赛亚观点是不相符的。“部落”与“传教”这两个词是相互排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