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悠久的成熟了的城市以及它的教堂、市政厅及高山墙的街道所形成的哥特式核心，以及它的古老的城墙、望楼与城门，它们周围环绕着巴罗克式的更加辉煌活泼、更加精致的贵族的房屋、宫殿及礼拜厅，开始以倍速增加的兵营式的公寓与公用建筑从各个方面无组织地大量侵入衰落中的乡村，以拆除和重建的形式破坏了昔日高贵的一面。站立于一个旧望楼上俯视那如汪洋大海般的房屋，我们在这历史存在的石化现象中恰好看到了那种时代，它意味着有机生长的终结与无机的、因而是无限堆积过程的开始。此时也出现了那种纯粹理性地满足人目的的、人为的、数学的、完全非乡村的产物，也就是城市建筑师的城市。在所有文明中，这类城市也一样追求一种象征无心灵的棋盘形式。
整齐的长方形建筑让在巴比伦的希罗多德及在登诺支铁特兰的科尔蒂斯为之惊叹。在古典世界中，一系列的“抽象”城市是自丘里开始的，它是米利都的喜坡达马斯在公元前441年“设计”的。随后是普赖伊尼（它的棋盘式构图全然不考虑房址的起伏）、罗德斯及亚历山大里亚，并且依次成为帝国时代的数不尽的地方性城市的模范。依据计划，伊斯兰的建筑师自762年起建设巴格达，一百年后又建设巨大的撒马拉城。在西欧与美洲，1791年的华盛顿是首例重大经营的例子。毫无疑问，中国汉朝与印度孔雀王朝的世界城市也同样具有此类几何模式。甚至在目前，西方文明的世界城市远未达到其发展的顶端。我认为，远在公元两千年以后，为一千万到两千万居民而设计的城市将扩张到乡村的广大地区上去。它们的建筑物将让当今最大的屋房都显得矮小，那时对于运输与交通的想法将使我们认为空想得有点类似于疯狂。
即使在它存在的这种最终状态中，古典人类关于形式的理想依然是实体点。我们目前存在的巨大城市表明我们是无法抵抗对无限的向往——我们拥有侵入到广阔的乡村的郊区与花园城市，我们拥有巨大的星罗棋布的道路网，在建筑物广布的地区中，我们拥有疾驰在又直又宽的街道上、地下及空中的受控制的交通工具——但真正的古典世界城市却向来力求不去扩张，而努力朝着更加稠密的方向发展——街道狭窄而又紧促，不可能有快速的交通工具（虽然在主要的罗马大道上快速的交通是被充分发展起来了的），人们一点也不愿意居住在郊区，甚至不愿意存在郊区。甚至在此阶段，城市必将要发展成为一种稠密完整的实体，最严格意义上的Lia（实体）。
在古典早期将乡村居民逐步吸引到城市中，因此创立了城邦类型的统一运动，最终却以荒谬的形式自行重演；任何一个人都希望住在市中心，住在其最稠密的核心，否则他便无法感受到自己是一个城里人了。所有这些城市仅是内部的市镇（cites）。新的统一运动导致了高楼世界的形成，而非郊区。在公元74年，虽然罗马拥有许多居民，但它的周围却小得可怜，面积仅有十九个半公里（十二英里）。最后，这些城市的形体一般都不是在宽度上扩展，而是越来越向空间发展。罗马的成排的公寓，像闻名于世的菲里居累因苏拉，街道仅有三至五米宽（十至十六英尺），而其高度在西欧却是从未见过的，只能在少数非洲城市中方可见到。在靠近朱匹忒神庙的地方，屋顶已经达到山鞍的高度。但是，辉煌的拥挤的城市总是充满了可悲的穷困与堕落的习惯，同时，那些顶楼及双层屋顶，那些地窖及后院正在培养着的新型的原始人——在巴格达与巴比伦，正像在登诺支铁特兰，以及当今在伦敦与柏林一样。带奥多刺斯曾经谈论过有一个被废黜的埃及国王住到了罗马某一个破败的公寓楼上。
然而这种发展中的不幸、强迫、甚至明晰地看得到的疯狂情形全无法抵消这类恶魔性质的创造物的巨大吸引力。宿命的轮子必然要转到它的终点；城市的诞生自始就注定了它的灭亡。开始与终结，一所农民的茅舍与一幢公寓之间的关系及心灵与才智、血与石之间的联系是相同的。然而“时间”并非一种抽象的提法，而是表示具有无法改变性的一个实际的名称。此处只能往前，从来无法往后。很久之前，是乡村孕育了乡村市镇，用她自己最好的血液哺育了它。
现在，巨大的城市将乡村吸吮得干干净净，毫不知足、永无止境地要求并且吞咽新的人流，直至它在几乎无人居住的乡村荒地中变得精疲力尽直到死去时为止。所有历史中这一最后奇迹的罪大恶极的美人一旦掳获了一位受害者，它是绝不肯放他走的。原始的人们能让自己从土地中解脱出来，四处周游，然而智性的游牧民却永远做不到。依恋大城市的毛病比任何一种思乡病都更加严重。对他而言，家便是这类大城市中的任何一个，即使最邻近的村落也无异于异域。他宁可死在人行道上也不愿“回”到乡村。甚至对于这种虚夸的厌恶、对于五色斑瓓的光辉的厌倦、那最后俘获了很多人的厌世感也无法让他们获得自由。他们将城市带到山岭或海洋。他们的内心中已失去了乡村，而且将永远无法在外表上重新获得它。
世界城市中的人类只能居住在这样非自然的立足之地，而不能居住在任何别的地方的原因，是他的存在中的宇宙节奏总是在缩小，而他的醒觉意识的紧张却变得愈来愈危险。我们必须记住：在一个小宇宙中，是动物性的、觉醒存在的方面跟着植物性的、存在的方面，而并非相反。节奏与紧张、血与才智、宿命与因果之间的关系，便像繁荣的乡村与石化的城市、本身独立存在的东西与非独立存在的东西之间的关系，他们是相同的。无宇宙节奏赋予生命的紧张便是走向虚无的过渡。然而文明并非别的，而是紧张。各种各样的文明中的杰出人物的头脑完全是为一种极其紧张的表现所支配的。
智慧只是一种十分紧张状态的理解能力，在每一种文化之中，此类头脑便是文化的最终人物的类型——我们只要将他们与偶然出现在大城市街道游荡的农民的头脑比较一下，便可明了。从农民的聪明——如同在其他动物身上所见的以被感到的生活节奏为基础的“狡猾”、天赋机智和本能——通过城市精神前进到世界都市市民的智慧——这一带有尖锐的声音的词本身，便显示了古老的宇宙基础的不复存在——也能够描写为宿命感情的渐渐缩小与依据无限的因果活动的需要的增加。智慧是应用熟练而缺乏生气和乏味的思想去替代无意识的生活。在所有种族中，智慧的面貌是相似的——其中倒退了的东西正是种族性。对存在的需要及其自明性的感觉越微弱，“阐明”的习惯便越发展，醒觉意识中的恐惧越要用因果的方法让它安静下来。因而，知识与可证明性便结合到一起，而科学理论、因果性的神话便代替了宗教。因而，抽象的金钱作为经济生活的纯粹因果关系便与乡村的以物换物相对立，后者是节奏而并非一种紧张的体系。
紧张，当其已成为智性之时，不知还有其他的休息方式，而仅知只有世界城市才特有的方式——也就是：缓和、松弛、娱乐。真正的游戏、生活的喜悦、愉快、酗酒是宇宙节拍的产物，它们实质上是不再能被理解的了。然而繁重的及剧烈的脑力劳动用相反的活动——有意识的及造作的愚弄——去缓和，智性的紧张用竞技的体力紧张去缓和，体力的紧张用对“愉快”的感觉上的追求及对赌博与竞争的“刺激”的精神上的追求去缓和，日常工作的单纯逻辑用有意识去欣赏的神秘主义去缓和——所有这些都是文明中的世界城市所共同存在的。电影、表现主义、通神术、拳赛、黑人舞、扑克及赛马——所有这些都可以在罗马找到。事实上，鉴赏家也能够将他的研究扩大到印度、中国以及阿拉伯的世界城市之中去。我想只举一个例子，假如有人读过《爱经》，他便会懂得佛教为何也投人所好，并且他便会以另一种很不一样的眼光去观看诺萨斯皇宫中的斗牛景象了。勿容置疑，其基础是一种祀拜，但祀拜之中充满了风味，正像在罗马大竞技场附近流行的对埃西女神的祀拜充满了风味一样。
因此，在存在充分失去了根基，觉醒的存在充分地紧张起来的时候，一种现象在历史的光辉中突然出现了，这种现象经过许久的秘密酝酿，早已经成熟起来，现在出来结束这出戏剧——这便是文明人类的不育状态。这并非可以像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那样好理解（现代科学曾经非常自然地试图去理解）；它应该被理解为是本质上一种向着灭亡的形而上的转折。世界城市中的最终的人类不再希望活下去了——作为单个个别的人，他也许依恋生活，可作为一个类型，作为一种集合体，情形便不是这样的，因为这种集体生存的一种特征是，没有了对死亡的恐怖。那种用严重的、无法解释的恐怖心来打击真正的属于农民的事物，那种认为家与族应该消灭的观点现今已经失去了意义。有形世界中的血统关系的沿续已经不再是血统的一种任务，作为家系中最后一员的宿命已经不再被认为是一种劫数。后裔不复存在了，并非因为无法生育子女，而主要是因为强度已臻于高峰的智慧再无法找出需要有子女的一点理由了。读者可以农民的心灵设身处地地思考一下。他自原始时代起便据守在自己的地段上，他紧紧地抓牢他的地段，以其血统让自己依附其上。
他作为祖先的后代与未来后代的祖先，深深地扎根于土地上。其房屋，其财产，在此并非意味着人与物在短暂的若干年内的暂时联系，而是意味着永恒的土地与永恒的血统的一种持久的及内在的联合。仅从这种定居的神秘信念中，周期的主要阶段——繁殖、生及死——才派生了那种形而上的奇特因素，此种因素凝结在所有受土地束缚的人们所具有的风俗及宗教的象征之中。对“最后的人们”而言，这所有都已成为历史了。智慧与不育在旧家族、旧民族与旧文化中联合在一起，这不但是由于在每个小宇宙中，那过分紧张及受到束缚的动物性因素在侵袭植物性的因素，并且也是由于醒觉意识认为存在一般而言是受因果关系所调节的。智慧的人类十分富有意义地、富有特色地标之为“自然的冲动”或“生命力”的东西，他不但知道，而且从因果关系上给予重视，并依其判断给它以在他的其他需要中所应有的地位。当一个充满教养的民族在其日常思考中开始将“生儿育女”看作一个该赞同或该反对的问题时，便标志着重要的转折点的来到。因为关于赞同与反对，显然是一无所知的。
只要某处生活是现实的，某处便流行着一种内在的有机逻辑，一种“彼物”一种动力，它毫不依赖于醒觉存在及其因果的联系，甚至未被醒觉存在所觉察。原始民族的强盛的生育力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对于这种现象无人想过，更无人从其有用或无用去加以判断过。当生活中出现了要用理性去解决的问题的时候，生活本身便成为问题了。此时生育的数量便开始加以谨慎的限制了。在古典世界中，这种措施被波里比阿哀叹为希腊毁灭的祸根，然而即使在他所处的时期，这种措施早已被大城市中的人们所公认；在后来的罗马时代，此种措施变得惊人的普遍了。最开始，人们还用当时的经济困难来加以解释，不久，便绝对无须解释了。那时，在佛教的印度与在巴比伦一样，在罗马与在我们自己的城市里一样，一个男人选择一个女人，不像农民与初民一样，并非要作为自己的儿女的母亲，而是要作为他自己的“生活伴侣”，这成为一个心理问题。
易卜生式的婚姻便出现了，这是一种“高级的精神结合”，在这当中，男女双方都是“自由的”——有智慧的人的自由，免于血统要求沿续自己的植物性的冲动的自由，因而萧伯纳能够说“除非妇女抛弃她的妇女性，她对于她的丈夫的义务，对于她的儿女的义务，对于社会的义务，对于法律的义务，对于除了她自己之外的任何一个人的义务，她便无法解放她自已”。原始的妇女，即农妇，是母亲。她自童年起便渴望的所有职业都包括在这个词里。然而现在出现了易卜生式的妇女，伴侣，从北方的戏剧到巴黎的小说中的整个大城市市民文学中的女主角。她拥有的并非儿女而是精神的冲突，婚姻是达成“共同了解”的一种精湛的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