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崛起的罗马势力控制着西方世界。与以前各个文明世界的帝国相比，罗马有许多不同点。它没有实行君主政体，因为它不是由伟大征服者所创立的。它也不是第一个共和政体的帝国，因为，还在伯里克利当政时，雅典就控制了许多同盟国和附属中，而迦太基在与罗马做生死决战时，还统治着撒丁、科西嘉、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以及西班牙和西西里的大部分领土。但是罗马却是第一个能够免于灭亡，并逐渐发展起来的共和国。
罗马这个新兴的共和国家的中心，设在古代各共和国的中心——美索不达米亚或埃及诸流域——的西面。中心位置的西迁，使得罗马有可能把某些新地区和新民族带向文明。罗马的势力扩张到摩洛哥和西班牙，又慢慢向西北延伸到今天的法国和比利时，一直到英国；向东北延伸到匈牙利及南俄罗斯。但是罗马在中亚和波斯没有什么势力，因为这些地方离它的行政中心太远。由于其版图辽阔，罗马的人民中不但包括了大量北欧雅利安语系的民族，而且几乎包括了世界上所有的希腊民族，但其包含的哈姆特族人和闪米特族人的数量却比以前的任何帝国都少。
罗马的繁荣昌盛维持了好几个世纪，它并没有像以前的波斯与希腊一样很快就遭受被同化的命运。米堤亚和波斯的统治者都是过了一两代就完全巴比伦化了：他们先接受了巴比伦王中之王的皇冠，又接受了他们的神庙和祭司；亚历山大和他的继任者也走着同样的同化路线；塞琉卡斯诸王朝中，许多方针政策都依照原来的尼布甲尼撒；托勒密氏家庭则因成为法老而彻底成为埃及人。与以前的闪米特人征服苏美尔后被同化一样，上述征服都也一样被被征服者所同化。但罗马却没有被同化：在这几个世纪中，他们实行自治，恪守自己的法律。
在公元二三世纪前，对罗马产生过巨大精神影响的只有一个民族，那就是在血统上与罗马人相近的希腊人。可以说，罗马帝国是最先尝试用雅利安模式统治广大领土的国家。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历史上出现的一种新型的国家，是扩大了的雅利安共和国。一个征服者统治围绕着神庙发展的首都的古老的方式并没有被罗马采用。罗马人也有自己的神灵寺庙，但他们的神和希腊的神一样，都是半人半神、不朽的神圣贵族。罗马人也进行祭祀，在困难时期甚至用活人来献祭，这点可能是从伊特鲁里亚人那里学来的。但是，直到罗马的鼎盛时期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祭司和庙宇在其历史上都未曾扮演过任何重要角色。
罗马帝国的发展是没有经过缜密计划而发展起来的传奇式的国家。罗马民众所做的是一种自己也不知所以的巨大的政治实验。这一实验并不成功。最后，罗马帝国终于完全崩溃。它的形式和方式经过了激烈动荡，在100年间发生的变化甚至比孟加拉、美索不太米亚和埃及等地方1000年的变化都要激烈。可以说，罗马帝国一直在变化着，从来没有形成固定的模式。
从某种意义上看，这项政治实验失败了，但在另一种意义上，这项实验尚未结束。至今，欧美国家的许多学者仍然在努力破解罗马民族最初遭遇到的世界性的治国难题。
历史研究者最好记住，在罗马时代，不仅政治方面发生了剧变，社会和道德方面同样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一般人都有一种强烈的偏见，认为罗马的统治是完整的、稳定的、坚固的、完满的、神圣而且必然的。马可梨在其所著的《古罗马之歌》一书中，就把“罗马元老院和罗马市民”的长老们：迦图、西庇阿、恺撒、戴克里先、君士坦丁大帝，以及罗马的凯旋、演说、角斗、基督教徒的殉教等混合在一起，描绘出了一幅残忍无比又庄严崇高的画面。其实我们应该对这画面中的各种素材细加分析，因为其中所描绘的故事，在历史的长河中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其改变之大比威廉时代（威廉一世时期，即公元11实际）的伦敦和今天的伦敦之间的变化还要大。
罗马的发展可以很清楚地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公元前390年高卢人劫掠罗马起，至公元前240年第一次布匿战争止。我们可以称这一阶段为同化的共和阶段。这或许是罗马历史上最辉煌、最有特色的阶段。这一阶段，贵族和平民间的持久斗争即将结束；伊特鲁里亚人的威胁已经消失；罗马帝国的居民不算太富有，也不是十分贫穷；大多数人都具有共和精神。此时的罗马共和国是一个自由农民共和国，与公元1900年以前的南非布尔共和国以及1800至1850年的美国北方诸城邦都很类似。在这个阶段的初期，罗马只是一个方圆不到30英里小国。
虽然它与同族的近邻作战，但其目的不是破坏这些近邻，而是为了让它们和自己结盟。几个世纪以来的国内纷争，使得罗马人十分懂得妥协退让。被罗马击败的国家中，有些可以参政议政，从而彻底被罗马所同化；有些可以独立自治，并被给予了在罗马经商、娶妻嫁女的权利；罗马修筑军事要塞；还在新征服的土地上建立殖民地，罗马人在这里享有各种特权。同时，罗马还开辟了大量的道路。这些政策使得意大利各地都不可避免地罗马化了。到了公元前89年，所有的意大利自由民都成了罗马市民。从形式上，罗马帝国终于成为一个庞大的都市。到公元212年，帝国内的所有自由民都被赋予了市民权，这意味着，只要他们出席，便可以在罗马市民会议拥有投票权。
这种先把市民权赋予最容易治理的城市，继而扩展到全国的做法，是罗马发展过程中一种特有的方式。这种方式完全改变了以前征服者被自己所征服的民族同化的惯例。正是用这种方法，作为征服者的罗马同化了被自己征服的民族。（延边版46右上）
到第一次布匿战争及吞并西西里后，虽然旧的同化政策依然在使用，但同时罗马统治者也制定了新的政策。例如西西里就被作为征服者的战利品而成为罗马民族的“财产”。西西里肥沃的土地和勤勉的居民，都成为罗马的致富之源。贵族及较有势力的平民，获得了西西里岛的大部分财富。同时罗马还在战争中攫取了大批奴隶。第一次布匿战争以前，共和国的居民大多是有市民权的农民，服兵役是他们的权利和义务。然而，当服役时，他们的田地都荒芜了，这就使新兴的奴隶农业得到了发展；当解甲归田时，他们才发现自己生产的产品不得不和来自西西里岛以及新的被占领国的奴隶生产的产品竞争。时代发生了变迁，共和国的性质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随着西西里岛成为罗马的掌中之物，罗马的平民也都落入了富裕的债主和富有的竞争者手中。罗马因此进入第二阶段，富人勃兴的共和阶段。
农民出身的罗马士兵为了获得自由和分享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利，前仆后继地奋斗了200年时间，但最终却只享受了100年的特权。第一次布匿战争不仅拖垮了他们，同时也剥夺了他们已经获得了一切权利。
同时，他们的选举权也是徒有其名。罗马共和国的行政团体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较为重要的元老院。这个机构本来是贵族的团体，后来发展成由大官员、执政官、监察官召集的，包括一切有权势的人共同参加的团体。和英国的上议院一样，元老院成为了大地主、政治要人和大实业家的集团。与其说它类似于美国的参议院，不如说它更近似于英国的上议院。布匿战争以来三个世纪之间，元老院都是罗马政治思想及意志的中心。另一个部分是平民会议。它是罗马全体市民的集会。当罗马还只是一个方圆30公里的小国时，召集这样的集会还是可能的。但当罗马的市民权扩张到整个意大利后，这种集会便成了不太可能的事情了。这种通过在朱庇特神庙和罗马城墙上吹响号角来召集的集会，就逐渐变成了政治掮客和市井无赖之流的集会。如果说公元前4世纪的平民会议是平民主张和权利的代言人，能有力地牵制元老院的话，那么到布匿战争末期，平民会议就成为被压迫人民毫无意义的遗物，已经对权威人士不能产生任何合法而有效的牵制作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