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文主义偏重仪式、行政管理向和平主义转变
12个世纪以来，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出仕资格远比财产重要，因为出仕资格决定着人的社会地位。而获得这种资格就要通过教育，特别是考试的途径。在中国，文学教育很受推崇，甚至成了社会评价的标准。即使是人文主义鼎盛时期的欧洲或近期的德国，也不能与中国相比。
战国时期的中国，那些周游列国的候补官员，一般都是只受过初级文学教育的人，也就是说仅仅识字而已，然而这些人却被认为是一切“智慧和才华”的代表，被认为是促使中国的行政管理更理性化的阶层。这些人与印度的婆罗门一样，决定着中国文化的统一性。当然，按照正统的国家观念，那些没有接受过文学教育的地方官员，比如飞地的官员，国家理论上认为他们有悖国家标准，因此他们所统治的地区也相应地成为异端，或被看成野蛮地带。在印度也有同样的情况，那些不被婆罗门承认的部落或地带，即使在印度教统治的疆域内，仍然是不被看重的。同样，希腊也存在这种现象，希腊人认为没有形成城镇规模的、散落在外的地区都是野蛮地区。
这些政治组织及其承担者促使特定的官僚制结构不断发展，最后形成了中国整个文化传统的特有格调。
2000年以来，士始终是中国的统治阶层。即使这种统治地位有时会因为各种原因而中断，并且经常会受到各种挑战，但它仍然在向前发展，而且不断扩张。据史书记载，第一次改变对士的称呼的是明孝宗。1496年（明孝宗弘治九年），明孝宗第一次称士人为“我的先生们” 。虽然仅仅用了这样一种称呼，然而对于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而言，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个居于统治地位的知识分子阶层，既不具备基督教或伊斯兰教教士的性格，也与犹太教的拉比、印度教的婆罗门、古埃及的祭司、埃及和印度的文书的性情都不相同。
因为中国的这些统治阶层所受的那些礼仪训练虽然高贵，却都是凡夫俗子所受的教育。在封建社会，“士”的官称是“博士”。他们每个人都是一部“活的书库”，对各种礼仪无所不通，然而他们的出身却与印度的情况有别，既不是祭司的贵族出身，也不是某个巫术组织或教派的产物。在印度，比如《梨俱吠陀》中的黎希族是贵族家族、《阿闼婆吠陀》中的婆罗门是封建家庭的后裔。在中国，这些士人主要是文化教养很深的封建家庭的后代，但都是非长子身份。这些家庭对文学知识非常精通，因此，文字学和研究经籍也就成了这些人建立社会地位的基础。在外国人看来，中国的文字体系是相当复杂和难以学习的，而中国的老百姓却能应用自如，因此也能分享文学阶层的一些尊严和声誉。
在封建社会的中国，士阶层很早就突破了世袭等级的门槛，不再具备排他性。比如，从史前开始，就有了文字记载的史书、历表和礼仪之书。而婆罗门则不然。在印度，即使是到了近代，吠陀教育仍然严格遵守口口相传的原则，坚决不允许职业巫师用行会式的方式进行文字记载。在中国，从很早开始，古文字一直被认为是一种有魔力的神奇东西 ，谁拥有这些文字，谁就是卡里斯马的化身。直到今天，这种认识仍然很广泛。但是，我们需要弄明白，这些人的威望并不是因为他们卡里斯马的身份，而是因为他们认识文字和拥有文学知识的结果，或许最初的时候，占星术知识在这里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帮助人的方式与巫师不同，巫师只会施展巫术为人治病。我们将在下面（第7章）提到，为了完成不同的工作，便划分出了各种不同的职业。
巫术在中国的作用同全世界一样，是许多行动的前提，这点是肯定的。然而，任何神灵都不能伤害到共同体的利益，否则一定会被共同体的代表所控制。对于政治共同体而言，高高在上的皇帝与诸侯掌握着主动权；在家族中，族长和家长掌握着话语权。治水作为一种理性手段，自古以来对共同体的命运影响很大，尤其决定着收成的多少。从古代开始，最基本的影响手段应该是正确的行政管理制度。这种制度也能影响到神界。想要了解传统，就要借助文字；想要知道天意如何，就必须借助历法和占星术，因为天意能预知吉凶。士的地位很可能与宫廷占星师的名声演变有关。学会这种礼仪的秩序（刚开始好像也是由星相学开始的），读书人便以此为根据向上级政权进言。
在史书上，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轶事：封建时期的魏国，一名大将叫吴起（此人战功赫赫，据说他写了一部兵书《吴子》，上面记述的礼仪非常符合战略，在今天看来，这本书仍然具备权威性），与一位名叫田文的士人争夺相位 。最后，田文当了魏国的宰相，吴起不服，于是两人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面对吴起将军的质问，士完全承认，在领兵打仗和胜任政治任务方面，他都不如将军，但是他反问将军，现在王朝正在受到各方面政治力量的威胁，将军能否保护王朝的安危呢？将军立即意识到，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是没有办法保住王朝的，而这个任务只能由士来完成。在中国的旧传统中，那些识字的文学家还起着维护国内正常的行政秩序、指导国君进行卡里斯马式生活（包括礼仪上的和政治上的）的作用。与真正关心外事的犹太先知截然不同地是：受过礼仪训练的中国文人政治家在刚开始从政的时候只看重内政建设，逐渐地才开始关心外交事务的。他们站在各自拥护的诸侯的立场上，希望能真正为强权政治效力，有时，还会以外交使节和内官的身份深陷外交事务中。
这种对“正确的”国家管理问题的一贯关注趋势，规范了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理性主义模式。从史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有关士的可歌可泣的故事，有时，他们还是充满斗志的政治革命家，这与之后慢慢形成的固守传统有很大差别。这些士人满腹经纶，因而显得特别自负 ，就连诸侯国君对他们也非常有礼貌——至少在史书上，我们能看到这样的例子。他们用尽自己的才华和智慧为世袭君主效力，与君主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独有的性格特征。我们也说不清士阶层是怎样起源的，也许他们曾经是由中国的占卜师演变而来的。
在中国，皇家专有祭司权利以及很明显的政教合一的特点，决定了士人的地位，同时也形成了中国文学的特征：官方修订编年史，充满神话效应的战争和祭祀诗歌，历书、礼仪和祭奠方面的书籍。这些人用自己的学术观点维护着一个政教合一式的国家领导机构，他们的所有行为都以此为前提。“官职”的概念正是他们在自己的文献中创造的，尤其给出了“官员职责”和“公共福利”的伦理 。假如史书的记载真实可信，那么从一开始，这些文人政治家就担任着双重身份：既是封建主义的反对者，在名义上又是国家官僚组织的忠实拥护者。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首先他们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认为文人（受过文学教育的人）是治理国家的最佳人选；其次，他们还需要给自己一种成就感，希望诸侯采用军事强国的思想，即独立制造武器和修筑强大的堡垒，只有这样才能一统天下。
这种中国士大夫与封建幕僚的密切关系，是在诸侯与封建势力的不断斗争中形成的。因此，中国的士人既有别于古希腊的俗人，也与古印度的俗人不同。如果要找一个相似点，那么印度的婆罗门与他比较接近，不过，这两者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差别：首先，在礼仪上，中国的士需要臣服于政教合一的祭司；其次，不管你是什么人种和姓氏都可以成为士，只要你的文字教育程度达到要求。不过，士人与官职的联系也会发生一定变化。在封建列国时期，诸侯各国为了各自的发展，竞相聘请有名的士大夫，当然，士大夫也在列国之间寻求最适合自己的机会，争取获得最大的权力和收入 。在这样的特定时期，一个特殊的阶层形成了，即到处游说的“诡辩家”，这些人与西方中世纪的骑士和学者很相似。在后面，我们还会接触到另外一类士，他们有自己独特的原则，就是坚决不做官。在中国，哲学流派的产生，以及诸多流派的对立，正是这种自由流动的士大夫等级完成的。这些士大夫扮演的正是印度、古希腊及中世纪的僧侣和学者所扮演的角色。
不管怎样，士大夫阶层认为自己内部并不矛盾，因为他们不仅获得了相应的身份和荣耀，也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统一性。就等级本身来说，给诸侯充当幕僚也是情理之中的，毕竟是正常人谋生的一种手段和追求个人发展机会的一种途径。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家的目的是不同的，也与印度俗人教育的哲学家有别，这两者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做官。孔子和老子是中国人非常敬仰的两位圣人，他们二人曾经都做过官，而且当初也很想将官做好，只是后来因为不慎丢了官，这才开始了教书生涯，过起了作家的日子。
接下来，我们还会看到，这个阶层教养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谋求官位（教会国家的）方面，而且趋势越来越明显和专一。随着国家的统一，诸侯对士的竞相争夺不存在了，随之而来地是：士大夫及其门徒对现成官职的争夺。这种转变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新的教义，这种教义需要是正统和统一的，还需要与这种转变相吻合，这就是儒教。随着中国俸禄制逐渐成熟化，必然会使士大夫阶层精神上那种最初的自由活动停下来，尤其是当出现了编年史和由士主笔的系统性文章时。当被秦始皇焚烧的那些经书重新面世，并且被儒士重新修订、粉饰、加注使其成为规范时，这种对正统教义的要求，以及要求发展教义的情绪更加狂热起来。
从史书的记载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发展是伴随着天下统一而诞生的，准确地说，完全是天下一统的必然结果。不管在哪个地方，战争永远是年轻一代的事情，“60岁回桥”是古罗马年轻一代的斗士反对“元老”的口号。士在这里指的就是“老人”，也可以说是老人的代表。史书中记载了一段秦穆公公开忏悔的故事：秦穆公说自己不听“老臣”之言，而轻信“年轻人”（斗士）的话，因而犯下罪过。通过这件战事，秦穆公认识到，老人虽然没有什么战斗的勇气，却经验丰富（参见《史记·秦本纪》：有个郑国叛徒来到秦国告密，极力劝说秦国趁机偷袭郑国。秦国老臣蹇叔、百里奚听说后，极力劝阻，并向秦穆公陈述了此次偷袭的不利因素。秦穆公不听劝阻，一意要攻打郑国，结果偷袭郑国不成，反中了晋军的埋伏。当时，秦国的三名大将被俘。后来，三名大将被释放回秦国，穆公穿着素色的衣服到郊外相迎，并哭着说：“孤以不用百里奚、蹇叔以辱三子，三子何罪乎？”那时，百里奚和蹇叔都已经是百岁的老人了）。事实上，这是向和平主义转化的同时，也开始向传统主义转化了，原因主要是传统战胜了卡里斯马，并取代了其位置。
孔子和科举考试制度
孔子在公元前478年逝世，很多经典著作都是以他的名义编辑和整理的。这些经典中，即使是最古老的某些部分，也能让世人知道一些有关卡里斯马君王战争的故事。
《诗经》中的一些英雄诗篇很像古希腊与印度的叙事诗，都是对驾车战斗的国王们进行歌颂的。但是，整体来看，这些诗篇与荷马史诗及日耳曼人的叙事诗又有很大的不同，后者主要表现个人英雄主义，或者是在传达各种纯粹的英雄主义精神。在《诗经》最后的编辑阶段，国王的军队已经完全失去了继任者以及荷马史诗般的冒险家所具有的那些浪漫情调，他们已经开始具备官僚制军队的特点，有了纪律性，尤其是设置了各种“军官”的职位。
还有一种相对于精神来说更关键东西，那就是国王们打胜仗的原因是这样的：在天神眼里，这些人得道了，而且拥有更为优秀的卡里斯马品德，至于他们是不是最伟大的英雄，根本不重要；敌人之所以败北，是因为他们不信神，压制和故意破坏自古就有的淳朴风气，使得那些治下臣民毫无幸福可言，因而成了罪人的化身，最终将自己的卡里斯马丢失了。胜利确实能给人带来喜悦，激励英雄继续向前，不过，更重要地是它引出了对道德的思考。在这里，我们很容易看出，与世界上其他所有的伦理圣典相比，《诗经》是很高雅的论著，丝毫不含“伤风败俗”的东西，即使是想象中的“不合礼仪”的画面也找不到。很明显，《诗经》是被人进行了系统地处理，孔子的独特贡献大概就体现在这里吧！
